《黄河大合唱》的孕育、诞生及首演^①

邬析零

抗日战争初期，1938年10月30日，武汉沦陷后不几天，我们抗敌演剧队第三队(简称抗演三队，1941年后改名抗敌戏剧宣传队第二队，简称剧宣二队)全体，奉周恩来同志、郭沫若同志派遣，在光未然同志^②率领下，从陕西宜川的壶口下游，东渡黄河，进入晋西南吕梁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我站在高山之巅”

宜川是陕西高原上的小县，与山西吉县隔河相望。当年，两县间唯一通道是壶口下游的圪针滩渡口，而去圪针滩则必须翻越一座巍峨大山(疑是孟门山)；山路崎岖，坡道陡斜，车辆不通，幕布行李等重物依靠牲口驼运^③。

1938年10月30日一早，趁晨曦未露，集队启程。一路攀登爬高。将近午时，忽听雷声滚地而来。冬日晴空，何来雷鸣？赶牲口的老乡遥指东方：这响声来自山那边的壶口。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爬到晌午时分，好不容易终于登上大山峰顶。驻足环顾，四周无障，发觉身置高空，顿感心旷神怡，忘却了一身疲劳。

环顾之际，浮想联翩。自黄河源头巴颜喀拉山直到出口黄海之边，长河种种景色，一一呈现眼前；身心受到黄河英雄气魄和伟大坚强精神的激励，脑海里泛起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和文化发源地的遐思，回溯如今黄河两岸人民遭受的灾难和无数血战.....

凝眸东望，碧空万里；俯瞰浩瀚大海之上黄浪滚滚，无穷无尽；定神细看，原来“一览众山小”，滚滚黄浪本是对岸阵阵密密的黄土群峰。那是前线、敌后，那里抗日军民正在进行浴血战斗；而峰岭谷沟实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那边也正是我队这次行军的目的地。

“决一死战”

黄河在大山东麓谷底滚滚运行，可说是近在咫尺，壶口与峰顶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远。但在峰顶上却因山体庞然，既望不到黄河，也看不见壶口，仅闻涛声而已。离开峰顶，曲转旋回，朝东南方向，下行一大段路程之后，才望见北头数里远的黄河上面，笼罩着大团翻滚不停的水雾，煞似从沸水壶嘴喷出的水蒸气，源源上涌。

抵达圪针滩渡口，黄昏已过。屈指行程百里，历时12小时以上。开饭时刻，近处土台子上亮起了盆口大的油灯，燃着的灯捻子竟有棍杖那般粗细；这是当地群众欢迎我队演出的信号。顿时我们精神振奋，不顾疲劳解开驮子，取出必要的服装、道具、乐器，积极为驻守渡口的部队和渡口船夫进行慰问演出，那时间，壶口涛声为我队演出伴奏。观众总共数十人，却是人少情绪高；散戏已是深夜，仍旧围着我们交谈。想到明日一早要为我们渡河出力，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次日，11月1日，上午10点钟左右，我们登上了渡船。渡船的样式奇突，以前从未见过，以后多次在别处渡黄河也没再见到^④。它像是一只近似四方形的没有盖子的大木头匣子，船首、船尾一般宽^⑤。船里容积很大，但管船的人限定我们挤在船中央凹下去的一块地方，不让我们到宽敞的两头活动。我们正为此纳闷不解的时候，忽听一阵吆喝，40来个打着赤膊、肤色棕黄发亮的青壮年，“扑通”、“扑通”，从岸上跳进水里，把渡船推向河水深处；不一会儿，又一个个跳上船来，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船的两头；他们动作矫健敏捷，有秩序有纪律，宛如一支即将进入战斗的军队一般。大部分人把桨，小部分人掌舵，舵大赛象。船头高处，立着一位60 来岁、体格强壮、精神健旺、望来令人肃然起敬的白胡子老头儿。这时我们才发现原来是他在发号施令，他就是这次掌握全船人命运的总舵手！

上船前，我们已不止一次地听人说起：从这里摆渡过去，必须有熟知航道和胆量出众的老舵手来领航，不然性命难保。据说，像这样的老舵手当时只有二三个。

渡口河面非常宽阔，水流坡度陡斜；从壶口下来的急流，到此扩成一片汹涌奔腾的怒涛狂澜，滔滔向南席卷而去。礁石近处， 急转的大旋涡随时可见。渡河中央，耸立着一堆堆孤岛似的山石；其中最高最大的一座，竖有巨大石壁，上端倾斜，北高南矮，犹如猛狮昂首迎浪屹立；壁面上刻有四个苍劲醒目大字：中流抵柱。

对岸登陆滩点叫小船窝，属山西吉具管辖，处于圪针滩下游东南方向。由于水势湍急，渡船却始终迎着逆流朝东北方向溯游上行。桨手们和舵手们随着划桨的节奏，一呼一应地呼喊着低沉有力的船夫号子。十来分钟后，渡船已行近大河中央的危险地带，浪花汹涌地扑进船来，我们的心情随之紧张起来。突然，那位白胡子老人直起了脖子，喊出一阵悠长而高亢，嘹亮得像警报似的声音。喊声刚落，船夫号子立刻换成一种不同寻常的调子，声调越来越高，音量越来越强，盖过了浪涛的怒吼；节奏一阵紧似一阵，越来越急促，原来一呼一应之间的间歇已完全消失，连我们听的人都觉得喘不过气来。船夫们在老舵手的统一指挥下，一个个涨红着脸，筋肉鼓突，拼着性命划着桨，掌稳舵。

这是一场人与自然的生死搏斗，惊心动魄。这一曲“黄河船夫号子”，充分表现出我中华民族的雄伟气魄、坚定信心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强烈的劳动呼声给了我们无限的力量，在最惊险的时刻里，我们已把仅存的一点恐惧之心，抛之九霄云外。过了危险地区以后，水面渐渐平坦，水势慢慢舒缓，号子声音平息。这时候，我们已清晰地望到了东岸滩地，心情随之感到战胜巨险之后的那种特别的轻松、安适、宁静。

《黄河大合唱》的孕育

从宜川到黄河东岸，光未然一直和我们大家在一起，共同徒步翻山越岭，共同观赏黄河壮景，共同渡河，共同聆听“黄河船夫号子”，大家都会有所感受。光未然以他诗人的气质，广博的文学修养，多年的革命锻炼，感受自是比我们深远、宽广，站得也高。

这次渡河给我们留下了终生不能磨灭的印象。正是今天这一次渡河和稍后领略壶口瀑布及黄河边行军中饱览的众多壮景，激起诗人的创作冲动。他获得了灵感，升始孕育以黄河为题的大型作品。小型的已难以容纳如此非富多彩的内容。我想，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后来，《黄河船夫曲》被词作者安排为《黄河大合唱》开头的第一首歌曲，它自然地成为大合唱的序歌。

登上小船窝岸滩，迎接三队的卡车还未来到，诗人和我就当时流传的抗日救亡歌曲，交谈歌曲创作的体裁形式。摆了不少：齐唱、轮唱、合唱、独唱、对唱、重唱；抒情歌、进行曲、山歌、小调、劳动号子......交谈之中，诗人忽然问起，什么是“康塔塔”？ 那时，我未曾有过机会聆听“康塔塔”，可能它还未在中国大陆上出现过。我只能将从书本中获得的有关情况向他介绍：“康塔塔”是(CANTATA) 的音译名，有人意译为大合唱，它是欧洲宗教音乐中篇幅最长的声乐曲之一......从这次交谈中，发现诗人那时已看过《音乐入门》(丰子恺着)，还看过《作曲法初步》(吴梦非着)，他对什么二段体、三段体等歌曲曲式，已有所了解。

“自从鬼子来，百姓遭了殃”

从东渡黄河直到次年1月，3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我队一直在吕梁山游击区根据地工作。1938年春天，日本军队曾大举侵犯吕梁地区，进入多处县城、乡镇。所经之地，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百姓四处逃亡，有家回不得。光未然为了更好地发挥戏剧艺术的宣传作用，带上队里几位爱好文学的队员，就地收集编写剧本所需的现实生活素材，听到了许多活生生的悲惨故事。

必须提一笔的是，1月下旬的一天清早。我队从灵石县城附近开赴黄河另一渡口——永和关。旅程60多里之长，而沿途田地荒芜，寸草不生，人迹无踪，鸡犬之声不闻，一片死寂，一片凄凉。山路上下两旁，所见房舍统统化为颓垣断壁，满目疮痍；往昔道旁卖水卖食为行人歇脚之处，如今只剩塌灶破锅，留有斑斑烟熏残痕， 找不到一块憩息之地。幸亏行前听取一路护送我们的决死二纵队战士的忠告，备足了干粮饮水，否则整日行军，途中何以充饥解渴？

这是日寇留下的罪证。虽已历经10个月之久，何奈其毁坏之彻底，涉及范围之广，岂但难以恢复原状，连一个原居民都不敢回家。一到夜里，其空旷恐怖之状，可想而知。

想起敌人的凶暴残忍，不禁怒发冲冠！

“万山丛中，……游击健儿逞英豪”

抗战初期，日军依仗兵力仇势，将阎锡山从太原赶往黄河东岸晋西的一个小县城——吉县；1938年春末，继续追击，进犯吕梁山，这位山西土皇帝喘息未定，闻讯撒腿便逃，忍痛弃离他长期割据的领地，向胡宗南^⑥讨得黄河西岸宜川秋林镇，在土山沟里挖窑而居，俨然据此作为他的行宫，美其名曰：龙吟沟、虎啸沟......吕梁山这边，全仗八路军和我党领导下的青年抗日决死队^⑦，运用游击战术，坚持与日寇周旋抵抗。20多天后，敌人先是受阻于黄河天险，后又经不住游击队的骚扰袭击，军粮断运，不得已全军撤退。从此，吕梁山成为抗日根掘地。不数日，阎锡山抓紧时机带领稀疏零落的残兵败将(又称胡子兵或旧军)，急急返回吉县，坐享其成。蒋介石借口支持晋军，派遣骑兵61军乘虚飞马而入，在汾西县狭隘的河滩边，抢得一席之地。

以上是抗演三队1938年11月抵达晋西南时所面临的复杂局势。当时，至少表面上这一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势发展较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阎锡山，副司令长官朱德)设在吉县文城，这里有阎锡山的同志会^⑧、国民党县党部、八路军办事处、牺牲救国同盟会^⑨，各方尚能和平相处。进步文化组织、刊物、以及活动等相当活跃、频繁。

我队身穿国民党的军服，宣传的是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领队光未然的运筹下，我队的演出受到各方、各界的热烈欢迎和热心支持，以至可以深入到部队基层教唱歌曲。一时间，“嗨呵嗨，我们军民要合作。你在前面打，我在后面帮......”的抗日歌声^⑩，传遍晋西南。

在统一战线较好的形势下，自然也有逆流。有一天，当地国民党党部头头李某来到三队驻地，以召开座谈为名，训斥我队不应张贴 “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标语，说： 那是共产党的口号，我党(指国民党)的口号是“服从领袖”、“服从蒋委员长”。光未然当即起立，慷慨陈词，有理有节，驳得李某哑口无言，悻悻离去。

11月底，经慎重考虑，我队决定开赴决死二纵队驻地工作。二纵队的政治委员是张文昂同志，身兼第六行政专署专员。专署管辖隰县、汾西县、灵石县等地，那也是二纵队的防区。这一带属吕梁山北脉，四周崇山峻岭，峰峦迭嶂，岗陵起伏，沟壑回旋；这里是游击健儿逞英豪的天然战场。半年多前，决死二纵队作为主力之一，参与将日寇赶出吕梁山的游击战，缴获不少战利品。

防区内另是一番新天地。这里，官兵上下一致，军民团结如一家，生活朴素，笑口常开，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抗日歌声遍山满谷，集会前后此起彼伏。我们就在新环境中同游击队生活、工作、战斗在一起。除到各团演出外，还在隰县泉子坪举办歌咏干部训练班，并帮助决死队政治部和驻在附近的八路军115师补充团，培训所属前哨剧团，战号剧社.....

这里有抗日英雄、游击健儿，也有不少英勇机智、可歌可泣的战斗事迹。为更好地发挥艺术武器的宣传作用，光未然同志收集现实素材写成话剧《武装宣传》^?，此剧成为三队的保留节目，从这里演到延安、洛阳、晋东南，直至1945年1月26日，我们之中的13人遭阎锡山的特务机构逮捕为止。

12月下旬，日军向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发动四路围攻。29日，我队正开晚饭之际，接到决死二纵队司令部传令：今夜紧急行军， 立刻收拾行李，静候出发。这之前，司令部已送给我们七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一些手榴弹、子弹带；其中有不少是以前从敌军那里缴获的战利品。

当夜10时以后，我们这群来自大城市的青年，排成一路纵队，背起武器行李，开始生平第一次的夜行军，队伍前头有熟悉当地地形的决死队战土领路。其时天色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为防止掉队，出发前决死队的同志为我们出了一计：每人在后腰皮带上系根带子，后面的人拉着前面人的带子，紧跟随行。路上保持绝对安静。哪怕是挎着的水壶，也得系紧，严防磕碰出声。为什么？因为敌人就在附近，我们隔山可以听到他们的咳嗽声，腰间器物的碰击声。我们只顾紧跟，不知朝向何方，但觉时而左拐、时而右弯。当天空露出眉月，方见走的是山腰窄道，右凭山崖，左临深沟，若有闪失，性命危险。至此不由得愕然一惊。

就这样跌跌撞撞，边走边瞌睡，走到拂晓时刻，方才踏上大道。此地已离敌军稍远，负责领路的同志下令就地休息。这时我们得见诗人光未然，他一直在我们队伍之中。

敌军还在山里行动。我们稍事休息后，继续集队行进，继续与敌军周旋，入晚借宿山间小村。次日，1939年元旦，清晨醒来，又饥又饿，带的粮食已经吃光，村里也已坚壁清野，最后在牲口圈里觅得遗下的半袋黑豆。这是我们第一回见到黑豆，第一回吃黑豆饭。临行前打听这座小村的名字，答曰：狗洞。

大约10天之后，传来决死二纵队某团在前方打了个大胜仗，司令部与光未然会商，决定用他那军委会政治部特派西北战地宣传工作视察员的名义，以他为首，组成隰县、汾西县和灵石县各界代表慰问团，赴该团驻地劳军。

诗人在那里，在万山丛中，与驻地军民，与抗日英雄、游击健儿共享胜利喜悦。欢庆中，他望见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新中国已经破晓”，禁不住以激情满怀的动人诗句，高声鼓舞再接再厉，再打胜仗，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这两个月来辗转在吕梁抗日根据地的紧张生活，为胎儿——《黄河大合唱》，源源输入养液。

诗人立足吕梁山，眼望“太行山上打游击”；身在黄河之滨，胸怀松花江、黑龙江、扬子江、珠江。起来吧！怒吼吧！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黄河大合唱》歌词的降世

从山西灵石县的永和关，西渡黄河，路经陕北延长县，一路跋涉，终于到达了我们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离城还有一段路，队伍已经沸腾；我们这一群年轻人，有的高喊“到家喽！”，有的欢呼“回家喽！”。到延安学习，这是我们当时每个人的心愿！一路上，我们放开嗓门儿，高唱《国际歌》！

光未然同志在山西汾西县勍香镇的一次归途中，不慎坠马，左臂骨折，再次渡过黄河，行程700里，他被直接送往边区和平医院治疗。他躺在担架上，不断构思创作。

1938年九、十月间，我队在西安逗留时，他曾多次在文化界的集会上朗诵新作长诗：《亚细亚的茫原》，受到好评，但诗人犹觉此作未能充分表达出深藏心底的情怀和意图，还要探求完善之道。思索良久，终于在登上黄河东岸小船窝那一瞬间，他找到了，那就是： 写黄河！

可是，如何进行？是仍旧保持作为可以朗涌的长诗进行修改，抑或采用另种相近的艺术形式、可供歌唱的大合唱？ 行军途中，以至住进医院进行治疗期间，他思潮起伏，踌躇满怀。

抗演三队在延安的见面演出，获得圆满成功，掌声热烈，赞誉频频。掌声、赞誉对我队都是一种压力。光未然作为队的当家人，已经预先想到往后告别演出时，用什么更好的节目来回报党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的真挚关怀，答谢各界人士对我们的热心支持和帮助。怎么办？

2月26日，冼星海去医院探望。这一对在创作上有过沪汉两度合作，彼此心领神会、融洽无间，还曾多年在白区一起战斗过的老朋友，如今重逢在党中央所在地，其兴奋之状、欢愉之情，可想而知。畅谈中，作曲家透露了再度合作的希望，倾吐渴求谱写大型音乐作品的愿望。

星海走了以后，诗人心潮翻腾。経ー二天的再三思考，终于走出徘徊，决心彻底放弃创作长诗《黄河吟》的念头。于是，在我队队员胡志涛协助笔录之下，5天之后，长达四百多行的煌煌巨篇 《黄河大合唱》歌词，落地降生！

词曲创作的交接时刻

抗演三队内部有个规定：不管你是队长、组长或是队员，无论你干的是哪一行：戏剧、美术、文学，或是行政等，除节假日、行军或昨夜演出结束太晚之外，每天集体早操之后，必须练习发声至少一刻钟，早饭后练歌一小时。三队绝大多数的队员都曾是大城市抗日救亡歌咏团体的成员，有些还是歌咏团体或者当地歌咏运动的骨干，爱好歌唱，愿以歌唱作为抗日宣传武器。但在一个综合性的文艺队伍里，难免有少数同志不识简谱或者识谱水平不高，以至练歌时还需一句一句地教唱，颇为费时，影响效率。为迎接《黄河大合唱》的排练，腾出更多排练时间用于提高演唱质量，经队务委员会认可，我作为队上的音乐组组长，发动和布置了一场“识谱运动”，为期一周，听我主讲的ー二次大课，然后毎个队员各自按识谱程度高低，选学、自习一首新歌，最后在总结会上当众演唱，接受考核。并提前宣布，届时将邀请冼星海同志前来指导和检阅，藉以引起大家对提高识谱能力的重视。

“运动”开始后不几天，光未然从医院回到西北旅社，带着刚刚脱胎的《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歌词。怎祥把它交给冼星海？ 决定在3月11日，紧接“识谱运动”总结会之后，举办歌词朗诵会。

3月11日，适值农历正月十四，月亮为西北旅社的坡坡沟沟撒下银光。在旅社的一个宽敞的窑洞里，聚集着三十来个队员，还有几名客人，其中坐在靠门边比较显著的位置上的，乃是三队所敬爱的冼星海。他是我们音乐工作上的导师，也是我们亲切的朋友。靠近窗户，坐在土坑上椅子中的是诗人光未然。他面前搁有一张桌子，上面那几盏油灯的火焰，照亮了诗人手里的词稿，脸上容光焕发。

朗诵会开始，诗人首先大略说明歌词创作动机、意图和过程，然后详细介绍《黄河大合唱》的结构。它由体裁形式相互不同的八首歌曲组成，依次为：一、男声合唱；二、男声独唱；三、朗诵歌曲；四、女声齐唱；五、男声对唱；六、女声独唱；七、轮唱；八、混声合唱。每首歌曲之前冠有“说白” ^?，它是歌曲的引子，为歌声的进入开道铺路；在前后两首歌曲之间起到承前启后的衔接作用。八首歌曲之中，有一首是诗朗涌《黄河之水天上来》......

听到这里，我们不禁为之动容，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歌词，它是新创的。星海和我们一样，脸上露出惊喜兴奋之情。他在法国留学多年，当然听到过“康塔塔”、清唱剧(ORATORIO)、弥撒(MISSA)等大型声乐曲，但他也是初次看到如此结构的大型声乐作品。端起茶缸喝了几口水之后，诗人升始高声朗涌：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

你渡过黄河吗？

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

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

如果你已忘掉的话，

那么，你听吧！”

......

四百多行的诗句，25岁的青年诗人一气呵成，从头朗诵到底。我们的心随着抑扬顿挫的诗句节奏而跳动。当听完最后一句“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全窑洞一片安静。这是多么美好的艺术享受！顷刻，我们似乎都醒了过来，掌声响彻全窑。

掌声中，星海同志激动地站了起来，一把将词稿抓在手里：“我有把握把它谱好！我一定及时为你们赶出来！”

临行之前，他再三叮嘱：尽快去他家详尽介绍渡河实况、壶口壮景和吕梁山根据地的战斗情况。

今夜的朗诵会，是诗人交班、作曲家接班的时刻，前者已为后者提供了扎实的创作基础，提供了可以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和展开音乐创作才能的余地。这八首各具特色、风格回异的歌曲，被那些说白词衔接得天衣无缝，已经成为整体之中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从整体看，这八首歌词，首首均以黄河为题材，又以“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为全篇的中心主题，构成浑然一体的大合唱。艺术上变化与统一的审美原则，在《黄河大合唱》歌词的创作中得到完满的体现。

词作者独出心裁，以“说白”的形式作为渡桥，使两首不同内容的歌词彼此相连贯通。这样的作用，是通常仅以器乐作为过渡手法所无法完成的。采用“说白”，也为当时缺乏乐器手段的遍布全国的群众歌咏团体，演唱和传播《黄河大合唱》创造了条件。

实际上“说白”本身便是一首短诗，它同朗诵诗《黄河之水天上来》结合在一起，为整部歌词增添诗情，使诗意更加浓郁，使歌词具有更强的艺术感染力。鲜明的诗的素质，是《黄河大合唱》的重要特色之ー。

恐怕词作者本人当时并未想到，《黄河大合唱》歌词的降世，已在中国歌曲形式的发展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已为中国今后创作大型歌曲提供了借鉴。

《黄河大合唱》全曲的诞生

从西北旅社到鲁艺星海宿舍，下一坡上一坡，途中还需穿过延安县城的整条大街，路程不短。星海一见我，迅即离开书桌热诚相迎，怀着殷切的盼望，透出亲切之情。

说是殷切，他是急于要了解抗演三队在黄河东岸前线敌后所经历的一切，和我们东渡黄河的前前后后，以及我们当时的体会感受。说是亲切，他与我过去3年来已是四次相见，四次相别；他与我队之间的关系，也是彼此以熟人相待，双方一度曾是上下级。

1936年在上海，星海到左联的外围组织“业余合唱队”^?指导练唱他刚脱稿的新作：《救国军歌》，并应大家的要求，讲授指挥法。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学指挥。“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他随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二队开赴内地进行抗日宣传。1937年12月抵达武汉，盛家伦约星海、田冲和我在盛家相聚。以后星海多次带田冲和我到几个新成立的救亡歌咏团体，并结识歌咏界负责人士。是月下旬，邀约我们2人参加中华全国歌咏界抗敌协会筹备会^?工作。1938年1月28日，我和田冲随话剧移动队第七队^?离开武汉到鄂北一帯进行抗日宣传。“七七”抗战周年前タ，七队奉召^?返回武汉接受政治部第三厅改编，参加为时近一个月的集中训练^?，领受抗敌演剧队第三队的队名和番号。其时冼星海和光未然早在4月间已到三厅艺术处戏音科任职，处长田汉，科长洪深。科内分工，星海和张曙执掌管理组织歌咏团体的抗日宣传活动。集训地点在武昌昙花林，即三厅驻处。集训期间，星海和我们几乎天天见面，连躲避日机空袭也不止一次地相遇在一起。集训中，他为所有演剧队的音乐骨干讲授指挥法。这是我生平第三次学指挥(第二次是在上海听何士德连续约一周之久的指挥课)。集训结束时，为庆贺15 个队(团)的成立，星海作为遴选节目的负责人之一，独独选中我队的一组歌咏节目，参加向周恩来、郭沫若和一些文化界知名人士、由15个队(团)组织起来的联合汇报演出。这场演出还有接受领导检阅的意义。

集训前后，我队多次参加星海和张曙参与领导组织的街头大游行：诸如“七七”献金、火炬游行、纪念"八一三"抗战周年，以及保卫大武汉的大游行。几乎每一次游行都是以我们15个队(团)和当地的救亡歌咏团体作为队伍的中坚。声势最为浩大的是保卫大武汉的那次，参加者不下于10万人。队伍中，星海的新作《在太行山上》、《保卫大武汉》、《到敌人后方去》、《赞美新中国》的歌声响彻云霄、声振武汉三镇。它唱出了中华民族的心声，表现了全国人民要求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和钢铁般的意志！

9月中旬起，这15支队伍陆续开赴各个战区，唯独抗演三队经申请批准，开赴西北战场的前线敌后抗日根据地。途经西安，逗留近月。除舞台演出外，更多的是进行街头宣传、举办歌咏训练班、组织救亡歌咏团体等直接接触群众的工作，从而掀起群众抗日热潮，一举扫除了西安市沉寂的气氛，打破了胡宗南对抗日呼声的压制。

临离西安前タ，三队会同当地歌咏团体和音乐界人士联合举办募寒衣音乐会；适值星海应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之聘，从武汉悄悄地来到西安，又悄悄地坐在那场音乐会的听众席中。演出结束后他托人约我到剧场偏僻角落一见。我赶忙前去。一见面，他送我一迭空白总谱纸，说：“你们唱得有气势、有力量，你的指挥很有气魄^?。”三言两语后，他匆匆离去；第二天一早，他离开西安，走向延安。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为安全，在这白色恐怖之地，不便声张、久留。

想不到4个月之后竟在延安见面，得以自由畅叙。

总之，星海清楚地知道我队演唱水平，加上看到我队在延安的首场演出^?，之后又参加了三队识谱运动总结会，可以说，他对三队的演唱水平有深入的了解。正由于他与三队之间有如此密切的关系，虽然他工作十分忙碌，社会活动如此频繁，却无论如何也要腾出时间听我们介绍情况，以便早日动手，为三队的告别演出及时谱出《黄河大合唱》。

看来，在我来到之前，星海已经不止一遍地阅看或者默诵过这八首歌词，他对谱写《黄河大合唱》已经有了初步设想，对今天应该谈些什么已经心中有数。

那天，我们二人谈的时间较长，至少4个小时以上。记得我归途中，西边已是霞光万丈。那天交谈的中心话题是我队在壶口、峰巅、以及渡河时的所见所闻。一当涉及渡河情境、船夫的紧张劳动、坐船人的心情感受，星海总是要我不厌其详地叙述描绘，我是力尽所能，有问必答。当我模仿哼唱船夫号子时，他更加聚精会神地仔细倾听。可是，那是为数40多个船夫自然的劳动呼声，没有唱词，没有旋律，光我一个人哼唱怎能完满表达？于是我边哼边解释，哼完划桨的，又学掌舵的，学完船夫的，又哼艄公的，哼完紧张的，又学松驰的，有时还得站起来比划动作；正当忙得身上沁出汗水时，星海忽然似有所悟，似有所感，掉过头去拿起铅笔，在纸上记下好几个动机音型，写完后与我一起核对。我记得其中有些是这样的：

那阵子星海教学工作实在太忙，主要忙于排练他的新作《生产大合唱》。有一天，天色已黑，他还带我去女子大学参加歌咏比赛会。我想，可能他有时还禁不住要为谱写《黄河大合唱》作些酝酿，因此十多天来并没随即动手作曲。

这期间我大致每隔二三天去趟鲁艺，一来打听星海何时动手谱写；二来会会朋友；三来为我不久后将留在鲁艺学习了解情况，作些准备。

星海的家在山坡上的一孔小土窑里面，除了土坑、一张小方桌、三几把高矮不等的凳子，和取暖用的炭盆、一只小炉子以外，只剩下一米多见方的空地。桌上摆着一大厚本总谱，封皮上有他亲笔题字：《民族解放交响乐》。周围放着一摞小本本，凡乎每本都写满他记录或者誊抄下来的各地民歌。有时他招呼我，留我听他哼唱记在本子里的民歌，或者二人同唱。他常常打开本子哼唱，脸上有时露出一种得到美的享受后才有的那种愉悦的表情。

对民歌，星海非常热爱而不耽溺；他从中汲取营养但绝不抄袭。他在创作上所追求的是民族形式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和反映现实斗争的艺术作品。在这一点上，冼星海与新体诗人光未然的创作观，是多么一致。恐怕这也是星海20天前那个晚上接到《黄河大合唱》的歌词时，万分激动的原因之一。

大约近3月底的一天傍晚，我又到星海家里。他正坐在矮凳上，把谱纸放在膝盖上，凑着菜油灯的暗黄亮光谱写《黄河颂》。一见我进去，他兴奋地站起来说：“今天你来得正好，八个歌子我已写好了七个”。他顺手从桌子上拿起一本厚厚的用简谱写的《黄河大合唱》的总谱稿本(现存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对我说：“我写得很顺利，除韵玲(星海的妻子)帮我划格子以外，我连写带抄一共享了4天时间......就是这首《黄河颂》太难写了，我谱出了三个，但一个也不令我满意。今天我写了一整天的《黄河颂》，到现在还没有完成。一看到‘颂’字，马上就联想起西方宗教弥撒曲。我要努力摆脱宗教颂歌的影响，我一定要新创一种既有中国民族风格特点，又能表现新的时代感情的颂歌旋律......昆曲里有些旋律带点‘颂’的味道，但不能表现出黄河的伟大战斗气概。”

他把写好的全部曲谱从头到尾地唱了一遍，有时我们二人合着一起唱。每唱完一段，他将我视为指挥，为我分析歌曲的情感内容，阐述他的创作意图以及歌曲演唱处理上的一些注意之点。那一晩我们唱得不少，谈得也不少，我回到西北旅社时已经是后半夜了。

在谈唱之中，我又听到了他轻微的咳嗽声，比前些日子似乎有所加重。笔者近日翻阅星海日记，他这样写着：3月27日，“身体不怎么好，恐怕是营养不足的关系，”又，3月30日，“身体不好，伤风头晕。”

3月31日我从星海手里得到《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清稿。

回队赶紧誊抄。清稿，用白粉莲纸由星海夫妇手工装订成册，小于16开本，周边整齐如刀切。打开看，字迹清晰秀丽，行笔犹如走蛇；通本一字不涂，一字不改，每字都在规定的位置上。清稿本身就是难以见到的书法艺术品。它是星海抱着病在短短的几天之内连写带抄完成的。怪不得我刚才回队路上感到它是沉甸甸的，那本清稿凝聚着作曲家多少辛劳，多少心血，多少友情。他终于圆满而完美地兑现了他的承诺：“我有把握将它写好，我一定在你们离开延安之前赶出来。”

也怪不得刚才一路之上我如此兴奋雀跃。这是不平凡的一天，是值得大家纪念的日子。是的，今天，1939年3月31日，是闪耀着光晕的《黄河大合唱》的诞生之日。《黄河大合唱》起始孕育于1938 年11月1日在黄河岸边，自孕育到诞生，整整4个月；它的文学部分降世于1939年3月11日，离孕育之初，整整100天。

接到清稿之后，全队立即投入紧张排练。

关于速度、力度、表情等歌曲处理，作曲家已在作品中标明，再说指挥和演员自有二度创作的义务和权利，因此无需我烦言。这里我想将星海在《我怎样写〈黄河大合唱〉》一文中未曾提及的，和我现今还能记得起来的有关说明以及我的一些想法，择其必要的，述之于后。

第一批投入排练的是：《黄水谣》、《河边对口曲》。前者是新创的“民谣体”，后者是创作“民歌风” ^?。

《黄水谣》：在传统的五声音阶中运行的民歌风的优美流畅旋律，逶迤起伏，慢中有变；痛苦的呻吟中深藏着中国广大老百姓对日寇侵略罪行的愤怒、进行抵抗和对未来胜利的希望。

且撇开情感有序发展、内涵不同的三段体结构等等不说，试问，这首歌曲中有哪一句旋律曾在传统民歌中出现过？

《河边对口曲》：一问一答式的略具诙谐风格的、两行精悍短小的民歌风旋律，贯彻全曲。问句在传统的五声商调式(MODE)上进行。答句在传统的五声徵调式上进行。它们生动地刻画出形象明显不同的甲、乙两位老乡。由于这两个不同样的旋律被作曲家放在同一节拍、节奏、力度和速度上行进，甚至在第三段二重唱的第 16小节中，被摞在一起构成和声同时进行，这确切反映了甲、乙二人都是“有家不能回”、决心“太行山上打游击”，他们有着同样的苦难遭遇和坚定决心。作曲家对民族调式的巧妙运用，作曲手法的新颖大胆，充分显示了他艺术创作上的独创精神。

作曲家又复在歌首标有“乡土风味”四字，在《我怎样写〈黄河大合唱〉》中提到：“有山西音调”。我指定二名队员进行单独排练时，竟然吸引了众多的队员前来听唱，甚至我们平时不爱唱歌的炊事员同志(王玘，山西平遥人)，后来也过来兴致勃勃地跟上哼几句。这首歌曲的民族风味如此浓厚，但谁人能在传统民歌中，找到与这首歌曲相同或者类似的旋律、调式运用......

星海在《我怎样写〈黄河大合唱〉》中提及“有山西音调”，这决非空谷来风。星海将《河边对口曲》交给我的时候，曾经说过：他写这首歌时受到一首北方民歌的影响，他也曾为我哼唱过那首民歌，他当时还说这首民歌究竟是山西还是河北的，一时不能肯定。可惜我早已记不起那首民歌的歌名。

从这二首歌曲创作中，我看到了星海是怎样学习民歌，怎样从民歌中汲取营养，怎祥利用民歌反映现实斗争，怎样在创作实践中体现他对民族形式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追求。实际上这两首歌曲恐怕已是这一方面的生动范例。

以后陆续投入排练的是：《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怨》、《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依次列述于下：

《黄河船夫曲》：源自自然劳动呼声的动机音型，被神奇般地展为乐句，扩成整首曲调；它与歌词一起，共同绘成勤劳智慧的黄河船夫、勇于向大自然进行生死搏斗的、一帧有声有色的生动图画，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战胜各种险阻危难的巨大力量和坚强意志。

星海说：你们有渡河的亲身经历，对此歌内涵自易理解。

虽然我们经历过那次渡河，对掌握歌曲的内容感情可能比较容易，但对谱中出现的三连音，其前后常伴以与其相近的

和

容易发生混淆，如例

处，尤其是两个相接的三连音，如

处，学唱起来并不容易。我们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才算达到曲作者要求的目标。

其次，星海曾关照过：演唱时，至少两个小节之后才可换气，如：

(“V”号示换气处)，最好四个“划哟，冲上前！” 联结起来一口气唱到底，并紧接下一个小节

那样，效果更好。

又，甲、乙两句“不怕那千丈波涛高如山”相接之处，也要准确把音符所标出的时间，充分唱够，使之联结，不显中断。

我们确实照此排练，如作曲家盼望那样，达到了他所要求的目标。于是，我们自己也能听出，也能感觉到，这样唱来，既表现了老艄公和船夫们的紧张心情，又显出他们面临惊险而从容不迫。从旋律的色彩变化而言，由作者在曲谱中对三联音后紧接邻音的安排，与作者对在“乌云哪，遮满天！” 等乐句之后，设置一个八分休止符 (O，或称半拍休止符)，使其有个间歇之后始接邻音，使这两种安排彼此形成鲜明的对比，为旋律增添了更多的色彩变化。

星海在莫斯科所作的《黄河大合唱》增订稿，与多年前在延安所谱的原稿相比，有几首歌曲的旋律，作了不少改动，但对上述三连音的安排，一音不改，保持原样。这一点足以说明作曲家自己始终满意这样安排。

但新中国建立后，我在北京从舞台、广播以至唱片中听到《黄河船夫曲》的演唱，其中有好几处曲谱上十二个三连音统被改为

音型来演唱，不该换气之处换了气，以致听来虽仍保有紧张有力之感，美中不足的是：原谱具有的渡船行近危险河域时刻出现的、船夫号子中那种几乎喘不过气来的更为紧张的气氛，已然消失。同时这样处理的另一结果是，使人听来感到它紧张有余，而沉着、从容则不足，尤其是老艄公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的那种神态，或气质，或精神状态，得不到充分表现。

指挥或歌唱演员自有二度创作的义务和权利，但三连音是构成旋律动机的重要音素之一，现在将其全部改掉，这样做，是否可取？

大惑不解之余，我想到自己在1959年发表的《〈黄河大合唱〉是怎样诞生的？》一文中，漏写了作曲家那时向我说明过的原意，自感有责。借此机会我向看过那篇拙文的读者致歉！

如果在《黄河大合唱》诞生60周年之际，能听到按曲谱旋律所示那样地演唱《黄河船夫曲》，那岂止是给了我一个弥补过失的机会！

《黄河颂》：请见前面有关段落。

《黄河之水天上来》：诗人在大型声乐曲八首之中，独创一首自成段落的诵诗。与之相应，作曲家新创采用中国传统乐器三弦，为诵诗谱出与诗相平行又相独立的伴奏乐曲。诗人向黄河巨人哭诉民族的灾难，欢呼全国人民奋起抗争，颂扬千百万民族英雄的英勇壮烈；作曲家在三弦乐曲中生动反映诵诗的内容感情。其中，除有 “黄河的波浪澎湃声”，还蕴藏《满江红》、《义勇军进行曲》这两首广为传唱的歌曲，那都是我国古今每当遭遇民族危亡之际，人们藉以抒发爱国情怀之作。星海为诵诗谱写音乐，其设计如此精心细致，似乎可以说是：因为他深深喜爱《黄河之水天上来》这首诵诗。终于作曲家获得：诗与乐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星海对我曾提到：三弦乐曲中出现的《满江红》、《义勇军进行曲》是两歌开头的旋律片断：他运用作曲上的一种变奏(VARIATION)技法，将片断中的各个音符，依次散布于有关小节的首音位置，三弦演奏者弹到此音需稍加力量，使蕴藏着的旋律片断，得以显出本来面目。他在乐谱上为我指明这些有关小节；同时，他又嘱咐，回去誊抄时，需按他本人的记谱所示，将诗句和乐句的位置，上下大致对齐，以便奏者与诵者以此作为松散的、也就是不必严格固守的根据，任凭他们二人各自独立发挥，进行二度创造。不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相互照应，不至于离得太远，尤其在过门出现前后。

星海的这种安排设计，实际上与他本人后来在《我怎样写〈黄河大合唱〉》中所提及的沃尔夫(WOLF) ²¹写的歌曲的伴奏，有一处显著的区别：后者类似华格纳(WAGNER)歌剧中的宣叙调。沃尔夫在歌词上面划有一道声线(VOCAL LINE)，为歌唱者规定节拍、速度和音符的长度。由此，我们也可以认为，星海的那种安排设计，至少前无先例；换句话说，也是作曲家的新创。这岂只是在中国“第一次尝试”，即使在西欧的音乐作曲史上，也属第一次！

综上所述，《黄河之水天上来》是洗星海和光未然这二位作者的刻意创新之作，不言而喻，它为作者所重视和钟爱。抗日战争期间以至解放战争期间，此歌曾不断与其它七首歌曲作为整部或全部《黄河大合唱》一并演出，使听众得窥全貌。想不到新中国建立后，不知什么缘故，《黄河之水天上来》竟成绝响。几十年来，无论在音乐演奏会上、广播中或是众多的唱片中，不闻其音。

其结果是：《黄河大合唱》被剜走了诗的特质，歌曲词意和情绪中断，使青年听众误以为《黄河大合唱》由七首歌曲组成，使从抗战时期过来的老人若有所失，为之遗憾惋惜。由于《黄水谣》直接接自《黄河颂》，其结果是：使听众坠入迷雾，恍惚之间看到日本鬼子忽然提前来到古时的黄河之边。

粉碎“四人帮”之后，星海之女妮娜来访，带来一盒录音带送我，磁带上录有苏联国家交响乐团演出的，在苏联的对华广播中现场直播的俄语《黄河大合唱》全曲，播出时间大约是1975年10月冼星海同志逝世35周年之际，系由妮娜的一位朋友当年录自收音机。她走后，我立即打开录音机。出我意料之外，这盒声带所转录的《黄河大合唱》，居然录有译为俄语的诵诗《黄河之水天上来》！虽然没有器乐伴奏，但低沉洪亮的嗓音，诵来也是抑扬顿挫，有情也有气势。紧接朗诵，乐队奏出《义勇军进行曲》的音调在其绝响数十年之后，突然得之、听之，也足能聊以自慰。苏联能演出真正全部的《黄河大合唱》，而我国不能？大家知道，诗词是最难翻译成外文的。但苏联艺术家为更好纪念中国音乐家，为使《黄河大合唱》得到完整的演出，硬是克服困难，将《黄河之水天上来》连同每首歌曲前的朗诵词翻译成俄语朗诵，可见其对艺术之认真。而我国无需翻译即可投入排练、演出，但为什么我国听众这么多年来听不到这首朗诵诗？是不能还是不为？此疑难以得到解答。但我想，至少苏联艺术家对作家和作家作品之尊重，从中可见一斑。作品可以一再诠释、改编，但是作为作品的全部上演，则是缺一不妥，对此，甚至导演或指挥也无权任意删除，尤其不宜阉割其中重要部分，除非有特殊重大原因。

进入90年代，据闻在济南曾上演真正的全部《黄河大合唱》，可惜没有机会听到。直至去年，即1998年2月，方才听到中央电视台转播在广州某大体育场所上演的真正的全部《黄河大合唱》，不禁为之鼓掌欢呼。希望这不是昙花一现。希望从此不再听到七首歌曲组成的“残缺不全”的《黄河大合唱》。

写到此处，我必须郑重声明：几十年来我对演出《黄河大合唱》的高超艺术水平，包括指挥、独唱、二重唱、合唱、器乐，尤其是指挥和某些独唱的艺术处理和出众的技巧，一直十分感佩。他们为了听众得到完美的音乐享受，先后在海内外广泛传播演唱《黄河大合唱》，影响广泛，功勋卓著，贡献重大。我想作曲家冼星海定会为之含笑九泉。

以上所述，均是对事不对人。万一若有笔误或失言之处，也请指正、批评、原谅。

在广州演出的《黄河大合唱》，规模宏大，水平甚高。其中，以琵琶代替三弦，以今天一般演员使用的朗诵腔调代之以昔日诗人的吟诵腔调，予以区别，这也是百花园中的一枝绚丽之花，希望常此盛开。

人逢周年纪念，不免想听到往日所闻，见到昔日所视，值此《黄河大合唱》诞生或者演唱整60周年之时，殷切希望能听到昔日旧声。音色丰富多彩的琵琶，终究与音色苍劲宏亮的三弦不一样，演员式的朗诵与诗人式的吟诵归根到底有明显区别。据我个人经历所见，演员式的朗诵始自50年代，在北京重演的话剧《屈原》中的《雷电颂》，继之出现于1964年的史诗《东方红》大歌舞节目之间的串词。“文革”之后，这种腔调愈为频繁地出现于综合文艺晚会的节目主持人的串词朗诵。好是好，听得多了也希望换个新的听一听。我还该提醒的是，作为见证人，按我所知，星海谱写三弦乐曲是他在延安西北旅社听到作者光未然的亲自吟诵之后。

星海谱写的《黄河之水天上来》的伴奏曲调，是以吟诵腔调为依据的。关于吟诵，那一时期有许多诗人(包括郭沫若)用的都是吟诵腔调，虽各人有所不同，但吟诵均具浓厚的质朴的诗人气质。光未然当年既是诗人，也是颇有名气的吟诵者。抗战以至解放战争时期，所到之处，有不少人在某些集会上，听到过他的吟诵。1977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贺锡德编撰的《黄河的颂歌》(中央广播艺术团电视剧团演播)，其中有光未然亲自吟诵的《黄河之水天上来》，由广播艺术团的演奏员弹奏三弦。三弦弹得高人一等，而光未然那年已过花甲，却风华犹存，嗓音洪亮不减当年，他的吟诵仍能动人肺腑。

当今一辈诗朗诵者，不管他是演员或是节目主持人或其它人，只要是有心之人，定出其右，定是青出于蓝胜于蓝。

借比机会，我作为《黄河大合唱》创作过程的见证人，建议借此60周年纪念之年，再次上演真正的全部《黄河大合唱》，希望《黄河之水天上来》用三弦伴奏，用富具诗人气质的吟诵腔调。使广大听众有个机会能听到原来使用的腔调，谁优谁劣，自然留待听众评说。

《黄河颂》、《黄水谣》、《河边对口曲》、《黄河怨》、《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这六首歌曲，与前面分别说明“民谣体”和“民歌风”的那两首歌曲相比，同样体现了作曲家在创作上所遵循的原则：民族形式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反映现实斗争；也同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如果说，前两首更多受到来自民歌的影响，那么，后六首基本构筑在中国传统调式上的曲调，更富于曲作者本人的创造性；同时，在体裁、曲式、和声、对位......方面，也是更多借鉴于西欧音乐创作。当然，所有这六首歌曲的旋律，其中没有一句抄自或相似于西洋歌曲中的旋律。

关于星海在《黄河大合唱》中显示出来的他的创作观，以后若有机会，笔者将另文叙述。

星海从巴黎学成归国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尤其在武汉这一段工作期间，他与歌咏运动紧紧相连，他为宣传抗日，他为推动歌咏运动的开展，创作了大量抗日救亡歌曲，其中不少是优秀之作，至今为世人演唱、传播。《黄河大合唱》的诞生，无疑是抗日救亡歌曲的“新型歌曲”(星海语)，是从普及向提高迈进一大步。星海在延安创作《黄河大合唱》时，心里挂念着全国抗日歌咏运动的发展。其时，由于政局形势发展，运动已转向农村、前线、敌后深入广泛开展，运动的中心已自武汉转移到抗日根据地，那里军民歌唱抗日歌曲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黄河大合唱》的诞生和传播，在战争年代，鼓舞了全国抗日军民的斗争意志和胜利的信心，也丰富了他们的文化生活。今天，《黄河大合唱》已成为专业和业余合唱队的保留节目之一，除舞台以外，也经常出现在广播、电视和唱片等媒体和音响出版物中，而且从国内扩向海外。《黄河大合唱》已经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凝聚和发扬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巨大力量和爱国之心。她还被译成多国语言、为外国朋友自己演唱，得到了他们的喜爱。

《黄河大合唱》是艺坛上的瑰宝，多少中国同胞引以自豪！

《黄河大合唱》的问世——首次演出

1939年4月1日起，西北旅社的一孔宽敞的窑洞里，响起抗演三队练唱《黄河大合唱》的歌声。那些天住在旅社的客人和工作人员，有幸最先听到黄河之声。20天前，就在这孔窑洞里，光未然用亲自当众朗诵的生动有声方式，将歌词传与冼星海。

首次演出的时间已定在4月13日，因此排练的天数总共约10 天，时间不算宽裕。好在大家已提高了识谱能力，更重要的是，大家都是亲身经历过那次渡河，亲身观赏过黄河壮景，亲身与游击战士、抗日军民在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共同战斗，共同生活，共同工作过来的，因而对作品所要展示给听众的一切，能较快地接受下来，平均每天练一首，4天之后已算初步练就合唱、齐唱、轮唱共四首。我们上午练集体的，下午单练独唱、对唱。担任独唱、对唱的演员，由于全队人员较少，都得参加上午的集体练唱。

4月12日，抗演三队的大部分参加合唱的演员到鲁艺与乐队合乐，算是预演，由我操持指挥棒。我队与鲁艺音乐系师生之间的合作，非常融洽、顺利。预演甫告结束，即在鲁艺操场上集合拍照留念。

4月3日我曾带着慰问品去鲁艺向星海汇报排练进度和计划，4月5日我约请星海来旅社审听和指导。《怒吼吧！黄河》创作中运用的对位法，其变化之丰富，恐怕迄至那时在我国是第一份。我希望他能为我演示指挥如何用手势引出声部的交替出现。星海应约于次日来到旅社。4月6日的日记他记着：“早上听他们唱……《黄河船夫曲》、《黄水谣》及《保卫黄河》。下午指导他们唱《怒吼吧！黄河》。”

总谱上列出的伴奏乐队，按品种说，有小提琴、竹笛、高音二胡、低音二胡、三弦、口琴、锣、鼓、钹、竹板、木鱼共11种，其中低音二胡是鲁艺自制的用装过煤油的洋铁桶作为二胡的共鸣箱，这些乐器是尽延安所有的。我队三十来人已经全部投入合唱队，是星海动员鲁艺音乐系师生组成乐队协助我们演出。乐队中有向隅、李焕之、李鹰航、李凌、梁寒光、汪鹏等。可能我队弹三弦的杨志远也参加了乐队。我因忙于排练声乐部分，分不开身，乐队的伴奏商请星海替代。星海的日记上这样写着：“四月九日……下午替第三队练习《黄河大合唱》”、“四月十一日，三队嘱练习《黄河大合唱》”。

4月13日上午继续合乐练习，这天“星海日记”上这样写着：“下午七时在陕公(大礼堂)开延安第一次音乐大会。议程和节目有：

1. 吕骥同志宣布开会意义。

2. 光未然同志讲话。

3. 报告节目(第三队)：

(一)国歌(三队、鲁艺、抗大)

(二) a) 船夫曲(四部) 鲁艺(向隅指挥)

b) 打到东北去

(三) a) 新山歌 抗大文艺工作团(无有人指挥)只有8个人唱！

b) 延水谣

c) 在森林中

(四) 生产运动大合唱 鲁艺(冼星海指挥)

(五) a) 军民合作 抗大五大队 (李丽莲指挥)

b) 太行山上

(六) 黄河大合唱 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抗敌演剧队第三队 （邬析零指挥）

a) 黄河船夫曲 (合唱)

b) 黄河颂 (男声独唱)

c) 黄河之水天上来 (朗诵)

d) 黄河(应为河边)对口曲 (对口唱)

e) 黄水谣 (齐唱)

f) 黄河怨 (女声独唱)

g) 保卫黄河 (轮唱)

h) 怒吼吧！黄河 (大合唱) ”

这是延安空前的音乐晚会，也是抗演三队向延安各界的告别演出。那天，担任男生独唱的是田冲，担任朗诵的是光未然，担任三弦伴奏的是李鹰航(鲁艺)，担任二重唱的是史鉴和刘晨暄，担任女声独唱的是蒋旨暇，担任“说白”的是胡丹沸。

那天陕公大礼堂挤满了听众，座无虚席。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和许多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也来了。

大幕拉开以前，三队演员的心情十分激动。当舞台上响起“朋友，你到过黄河吗？......”的宏亮诗句时(《黄河》八首曲前的“说白”，当时都由胡丹沸担任朗诵)，不久前我们曾经历过的渡河情景出现在面前，那是一幅惊心动魄的活的图画。不过，在舞台上当我们唱起“划哟！划哟......”时，我们已不再是渡船上的乘客，我们就是划桨的、掌舵的黄河船夫，包括那位老艄公，他现在也在我们队伍里，我们唱的就是黄河船夫号子。我们唱的时候感情是那样的投入，忘记了我们是在舞台上，忘记了台下还有听众，直到唱完，台下发出狂热而持久的掌声，我们才猛醒过来。

田冲登台演唱《黄河颂》。这首歌从内容到形式以及感情内涵是十分深远的，曲作者难以将它谱好，谱好以后，演唱者也难以将它完满地表达出来。这是一首英雄式(Heroic)的抒情壮歌，田冲用它善于控制气息的歌声，准确地表达了曲作家的要求，作了相当好的诠释。

《黄河之水天上来》是光未然亲自吟诵的。舞台上的灯光暗了下来，一束聚光照亮了诗人的上半身。他身披黑色的大半身长的大氅，遮住了他因伤扶着棍杖的形象，因而诗人显得那样的英武潇洒。随着吟诵的节奏，他挥动单臂。吟诵者高吟低哦，速度有张有弛。听众席上一片安静，个个倾耳谛听。心情随着吟诵的声调，上下起伏，随着诗句，走进诗中描述的情景。听众们陶醉了。

......

这一场演出，给延安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永远记在我们的心头。冼星海多年后在他增订的《黄河大合唱》五线谱的总谱本上，还提到了这场他称之为空前的、第一次的《黄河大合唱》首次演出。

4月16日，抗演三队在延安“生产运动总结晚会”上，第二次演出《黄河大合唱》及首次演出《黄花曲》(词作者光未然，曲作者田冲) 。

离开延安再次赴前线、敌后前，我到鲁艺向前辈和朋友辞别，星海给了我一张签名照片。当时我们以为不久就会第6次见到星海的，想不到此次告别竟成永诀。《黄河大合唱》1938年11月1日在黄河边孕育之后整整7年——1945年10月30日，人民伟大的作曲家洗星海同志竟然为人民鞠躬尽瘁……

4月末5月初，我们将《黄河大合唱》的歌声第一次带出延安，传播于晋西南、晋东南、洛阳，以至太原；光未然第一次将《黄河大合唱》原作带出延安，在重庆首次正式出版。

* * * * * *

【附注】

1.1959年4月13日，为纪念《黄河大合唱》首演20周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黄河大合唱》。向隅同志(时任文艺部主任)约我以《黄河大合唱》是怎样诞生的为题，拟写播讲稿，与《黄河大合唱》同时播出，并嘱稿中务必写明首次在延安演出的实情。

向隅同志在播出此稿的同时，将它投送《中国青年报》发表。之后该文曾先后被《北京晚报》，《武汉日报》，《云南日报》等出版物转载。

今年又逢《黄河大合唱》首演60周年，黄叶绿同志拟将此稿收入《黄河大合唱纵横谈》一书，嘱增订。此稿当年因受播讲时间所限，未能将所见所知一一写出；40年来曾有几家媒体来访，我也看到好多有关文章，受到启发，也看到个别文章内容有与事实不符之处，现一并予以增订，并另起题名以示区别。

2. 当时光未然同志是中共抗敌演剧队第三队特别支部书记，对外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西北战地宣传工作视察员兼抗演三队指导员。政治部副部长是周恩来同志，第三厅厅长是郭沫若同志。

3. 1939年5月间，我队第二次从宜川东渡黄河之时，那里已铺就车道直达壶口，两岸之间也已架起铁索桥。此后虽多次路经壶口，但已失去再次观赏“峰顶观黄浪”的壮景和再次经历渡河险情机会。

4. 可能也是在《黄河大合唱》首演20周年，1959年，在一部纪录片(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中看到有这样渡船的镜头。美中不足的是远景。

5. 看来，这是圪针滩渡口独有的渡船。行进中，不分船首船尾，无论前进后退或靠岸离岸，不必掉头。船在湍急的河流中掉头将是十分危险的。渡船逆流上行时，靠的是人们齐心划桨的强大人力。在平坦的河面上后退，可顺水势，这时无须划桨，只须掌舵；当然把准船桨角度的合适与否，对减速水势及操纵船行方向的准确与否，也是有影响的。总之，这种渡船的设计和制造，是劳动人民智能的生动体现。

东岸河滩取名小船窝，谅是造船或泊船的场所。“小”，是指“窝”，意思是造就的船数少，而不是指船。与一般木制渡船相比，这里的渡船船体很大、很大。

6. 蒋介石嫡系，反对派，坐镇西安。

7. 简称决死队，是在牺牲救国同盟会组织发动群众下建立起来的抗日人民武装。其中主要领导成员大部分是牺盟会的领导同志，如薄一波、张文昂、戎子和(戎伍胜)、韩钧、董天知等。决死队内部进步分子比较多，是山西的新生力量，故又称新军。它下有四个纵队，分驻晋东南，晋西北，晋西南。全国第一次反动高潮中，蒋、阎连手发动“晋西事变”，此后决死队大部转进解放区，编入八路军。

8. 全称民族革命同志会，是阎锡山的核心政治组织。

9. 简称牺盟会，是半政党性的群众组织，当时当地，不论军队、地方、工厂、学校都有它的组织。参见⑦。

10. 话剧《宣传》中的主题歌，曲作者舒模，剧作者王为一。1938 年8月由抗敌演剧队第一、二两队联合首演于武汉。

11.初收1939年《抗战剧本选集》第一辑。

12. 当时星海手稿写的是“说白”，在以后的印刷出版物中，改为“朗诵”。

13.吕骥为主要领导人，成员先后有沙梅、盛家伦、夏国琼、孙慎、麦新、孟波、周巍峙、塞克、周钢鸣、阮章竟(洪荒)、陈波儿、王莹、金山、施超、崔嵬、沙蒙、丁里、孙维世等等，于1934年成立。1940 年，在恶劣形势下，当时上海业余合唱队负责人施明哲被捕，合唱队被迫解体。

14. 统战性质的群众团体，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产物。筹委会中进步人士，记得起来的有冼星海、张曙、盛家伦、赵启海、曾昭正、夏之秋、田冲、邬析零、李引夫、刘雪庵、沙梅、熊务民等。

15. 从拓荒剧团蜕变而来。此团成立于1936年初，领导人为光未然。七队本身也是群众团体，自中华全国戏剧抗敌协会取得名义、番号和队旗，经费则完全自筹。又，该会属下，仅此一个队。

16. 其时话剧移动队有8名中共党员，支部受驻在武汉的上级党组织领导。

17. 参加集训的有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1个孩子剧团。10个演剧队之中，有5个原是上海救亡演剧队。集训班在郭沫若和田汉领导下，由洪深任班主任，光未然任教务长。集训内容主要有戏剧、音乐、美术等各个专业培训和军事训练。前者由有关方面的社会知名专家讲课和主持实习。周恩来副部长曾为全体学员作了长达4小时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主要阐述《论持久战》的光辉战略思想，当时该书尚未公开发表。穿着八路军军装的周恩来同志，作报告时两目炯炯有神，声音洪亮，不用讲稿而滔滔不绝，给每个学员留下深刻的印象，也给了每个学员以奋勇前进的鼓舞力量。

18. 那次音乐会上，歌队演唱到“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光未然词 夏之秋曲)，唱至末句高潮处，我情绪激动，可能指挥动作过猛过大，忘情之际，手中指挥棒将身后右侧花盆上的花朵，击飞飘舞。

19. 当时抗演三队与鲁艺似乎有了交换人员的口头协议。此前，1938年8月，有钱辛稻、陈地去鲁艺，10月有杜矢甲、李实、李葳等。这次决定留下力群、胡丹沸、杨志远和我共4人，鲁艺输送给三队的有张帆、高莱和陈克等3人。此后因蒋、阎管区开始反共，去延安交通受阻，只有1941年三队(其时抗演三队已改名为剧宣二队)庄言、田雨夫妇、1942年有刘恒之、刘明洁去延安。1942年之后，形势更为恶劣，交通断绝。

向隅同志曾领我去看过已分配给我住的窑洞，并说我作为研究员留在鲁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选课旁听。5月，三队临离延安前一周左右，因不知杜矢甲去向，只得暂停交换，将我留住随队开赴二战区工作。

20. “民谣体”和“民歌风”引自星海《我怎样写〈黄河大合唱〉》。

21. 沃尔夫( Wolf.Hugo 1860一1903)奥地利作曲家，也曾写过音乐评论，狂热崇拜华格纳。16岁开始写歌，所写歌曲的伴奏音乐深受华格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