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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作者光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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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第三厅中共特支工作

来源:黄河大合唱   时间:2017-12-31 04:46:11  编辑:超级管理员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正式成立于1938年4 月份,办公地址是武昌昙华林。第三厅的工作实际上是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我亲自参与了第三厅中共特别支部的 工作。共产党对第三厅的领导涉及若干方面,特支工作是我所 知道、我所参与的一个方面。

到第三厅工作之前,我曾任中共鄂北特委组织委员(特委 书记刘瑞芳,宣传委员韦君宜〉,在襄樊、老河口一带活动。1938 年春,蒋介石的武汉行营及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同时密电襄樊驻 军公秉藩师长,令其注意我的行动,必要时逮捕。公的师部的 一位梁参谋(云南彝族人,爱旧体诗,1938年1月我随该师由 安陆去襄阳,一路行军与我结成友谊)向我泄露了这一消息。我 同时接到武汉冯乃超、田汉的电报,叫我速回武汉。我即刻奔 赴江城,会见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何伟,得知我的工作已经 调到新成立的政治部第三厅。

来到文化人荟萃的武昌昙华林,其中不少是前此上海、武 汉认识的熟人。我在田汉任处长的第六处(艺术宣传处〉、洪深 任科长的第一科(戏音科)任科员,同科的有辛汉文、马彦祥、 常任侠、石凌鹤、龚啸岚、沙梅、张曙、冼星海、赵启海等,还 有一个国民党派来的、被大家当作嘲弄对象的小特务。不久,中共特别支部成立了。〃它的组织关系直属长江局组 织部,工作上与长江局宣传部长凯丰直接联系,约一个多月向 他汇报一次工作,平时则由吴奚如来三厅找我们联系,乃超和 我都同吴经常接触。但从长江局的分工来说,第三厅的工作由- 周恩来领导,因此特支的许多事情也由周恩来亲自过问指示。三 厅特支与湖北省委也有经常的工作联系,在工人、学生中开展 宣传工作,常得到省委的帮助。特支设干事会,有3个干事,书 记冯乃超,组织干事刘季平,宣传干事是我。特支下设党小组, 五处党小组有刘季平、徐步等,刘任组长;六处党小组长由我 兼,成员有张曙、石凌鹤、赵启海等,还有来得比较晚的戏音 科的林路;七处党小组的情况我不太清楚,因为当时处在国民 党控制之下,第三厅中共党员之间、各小组之间一般没有横向 联系,彼此不太了解。虽然第三厅被国民党称为“共产党的租 界”,但中共特支党员人数实际上是不多的。第三厅的工作成员, 大多数是同情我党、自愿接受我党领导的进步文化人,党内外 同志们志趣相同,目标一致,相处是友好团结的。

记得特支成立时,冯乃超传达周恩来的意见,大意是说:国 共两党有个协定,互相不在对方军队内部发展党员,这并非我 们害怕国民党打入到八路军新四军里面,而是他们害怕共产党 在国民党军队里发展组织。因此决定公开冯乃超、刘季平和我 (当时用的名字是张文光,党内外同志惯叫我的笔名光未然〉这 3个中共党员的名单,国民党有事情可以找这3个共产党员交 涉。当然第三厅的其他中共党员一律不公开,处于秘密状态。另 外,文化界、知识界一些与我党有联系后来又失掉关系的人,有 事可以找我们这些公开的党员。当时有不少文化人提出希望加 入中国共产党或者到延安去,如果他们都到汉口找八路军办事 处就不大方便,而宁愿找我们谈心,但是我们遵守约言,不在 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内部发展中共党员,便劝他们等一 等。例如冼星海与我和张曙友谊较深,在三厅时三人同住一间 宿舍,朝夕相处。冼不止一次向我们提出入党申请,我都向他 作了解释,他稍后到延安时入党。

沪宁失陷后,武汉成为全国抗战中心,知名艺术家、文学 家以及艺术团体云集三镇,工作和生活条件均感困难,救亡宣 传活动也缺乏统一领导,都要求第三厅出面主持。可是第三厅 成立伊始,国民党政府批下的经费很少,只能给他们一些宣传 材料,并派人帮他们排戏、教歌。记得洪深先生为戏音科经费 太紧,印发材料也很困难,满腹牢骚。一天中午,他邀了我和 龚啸岚两个青年人上街,说:“走,我们募捐去! ”实际带我们 进了小饭馆,借酒遣愁。后来,周恩来据理力争,向陈诚要了 十几个团队的编制。经过阳翰笙、田汉、洪深等同志的精心设 计,终于收编了 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1个孩子 剧团,直属第三厅。由田汉、洪深负责组织抗敌演剧队,由刘 季平、徐步负责组织抗敌宣传队。恩来同志对此事很关心,要 求我们打入国民党的部队中去,到各战区去,占领文化阵地,用 国民党的钱,穿国民党的军衣,广泛深入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工作。恩来同志还指示我们,既然要到各战区去,要打仗,就 应该有点军事常识、救护常识。于是,这15个团体都实行了军 事训练,根据步兵操典进行掩护、射击等基本训练,女队员们 主要进行救护训练。当然,更多的时间是艺术训练,排演抗日 救亡的节目,互相切磋,互相交流。冼星海、张曙忙着给他们 教歌。

第三厅为演剧队成立了培训班,班主任是洪深,叫我当 教务主任,跑腿打杂。培训班开课时,我们请来陈诚部长、周恩来副部长、郭沫若厅长讲话。恩来稍后还向全体队员热诚演 讲,分析抗战形势及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在培训班里,洪深、 田汉、马彦祥、张曙等都讲过课。我还请五处的人来讲第三厅 编印的宣传大纲和《抗战建国纲领》等,请七处的人来讲对敌 宣传及日本国情、日本军队、战俘等情况。

第三厅中共特支反复讨论过这十几个文艺团队的党组织问 题,各队党组织的成立由我经手,并由我与各队支书个别联系。 当时,有的队没有中共基层组织。特支希望每个队都设支部或 小组,至少要有个别党员。但是各队的内部团聚力颇强,要商 量调个党员到另一个队去也很困难。记得10个演剧队中,有7 个队有党组织〈设支部〉,第七队有两个党员〔没设支部或小 组〉,第五队和第八队当时没有党员。

抗敌演剧队、宣传队集合了很多革命的文化人士,他们在 党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各队党员和革命同志每到一个地 方都与当地八路军办事处或中共地方党组织建立不同形式的工 作联系,接受工作上的指导和帮助。各队以灵活的方式将当地 爱国青年、进步知识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当地抗日文 化的一个中心点。抗战初期,第三厅的日常事务大都是主任秘 书阳翰笙处理的。厅长郭沫若住珞珈山,常进城来。翰笙同志 是大忙人,他遇事请示周恩来,并经常向郭沫若汇报。记得周 恩来每逢星期三、星期六在政治部办公,所以三厅的请示汇报 (当时叫签呈〉都是这个时候送去,周及时批示。周恩来也经常 听取我们的汇报,很细心,许多演员他都认识,对演剧队的同 志们非常关心和厚爱。记得1938年五六月间,恩来同志邀了田 汉、洪深和我3人,乘官方供应的专用小渡轮过江,在汉口一 家西餐馆午餐,听我们汇报演剧队组成时碰到的各种问题,当 场给予指示。应该说,第三厅的各项工作,都是在中国共产党 特别是同恩来同志的领导之下开展的。

日军攻占重镇徐州以后,其主力沿江跃进,企图一举夺取 华中最大的城市武汉,从而迫使中国政府投降并及早结束中日 战争。根据战局的发展,中共长江局提出过“保卫大武汉”的 口号。在抗敌宣传周中我赶写出《保卫大武汉》的歌词,冼星 海连夜谱曲。于是,“保卫大武汉”的歌声很快唱遍武汉三镇。 当时,我们也知道武汉迟早保不住,但是为了推动国民党军队 抗战,激发人们救国热情,还是积极地投入到保卫武汉的各项 工作之中。实可谓知其不可为(保)而为之。

武汉撤退时,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十几个演剧队、宣传队 及孩子剧团分赴各战区和大后方工作。徐步带领抗敌宣传第四 队,我带领抗敌演剧第三队先后到达西安。阳翰莖在回忆录里 讲,这是我党的一个战略部署。事实的确如此。各演剧队每到 一处与当地党组织联系,对于扩大党的影响,推动国民党军队 持久抗战是有贡献的。为什么1938年国民党在武汉处处刁难第 三厅,1939年在重庆又要“收回租界”,并残酷迫害演剧队、宣 传队呢?就是因为第三厅作为革命文化阵地,成为蒋介石的一 个心腹之患。第三厅在短时间内打开了抗日宣传的局面,锻炼 了一大批革命干部,在文化界中发生了重大影响,是中国共产 党在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很大的胜利。

毛泽东对抗敌演剧队、宣传队也有一个评价。1939年,我 随抗敌演剧第三队到延安治病。该队在延安举行了演出汇报。队 员们都想留在延安学习。毛泽东将第三队的同志找去谈了两个 多小时,很亲切地说:我们要占领文化宣传这个阵地,你们穿 着国民党的衣服,吃着国民党的饭,做共产党的事情,多好啊! 别人想去还没有你们这么方便。希望你们坚持下去。毛泽东还 询问了每个同志的情况。领袖的亲切关怀使演剧三队的同志们 深受鼓舞,后来大家高高兴兴地回二战区去了。

关于三厅特支的工作,我谈到的,只不过是我所知道、我 所参与的一部分。可惜冯乃超、刘季平同志逝世了,他们做的 工作,比我多得多。特别是特支书记冯乃超同志,长时间埋头 工作,联系三厅内外文化界广大群众,贡献很大。

载1991年5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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