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他们知道我能弹奏提琴，所以常在什么宴会里请我弹奏，每次给二百法郎， 有时多的给一千法郎。有对白俄夫妇,他们已没落到做苦工，已知道了劳动者的 苦楚，他们竟把得到很微薄的工资帮助我---请我吃饭。我就是这样朝朝暮暮 地过活，谈不上什么安定。有过好几天，饿得快死，没法，只得提了提琴到咖啡馆、 大餐馆中去拉奏讨钱。忍着羞辱拉了整天得不到多少钱，回到寓所不觉痛哭起 来,把钱扔到地下，但又不得不拾起来。门外房东在敲门要房金，只好把讨到的 钱给他，否则就有到捕房去坐牢的危险(其实，如不是为了学习，倒是个活路 有一次讨钱的时候，一个有钱的中国留学生把我的碟子摔碎，掌我的颊，说我丢 中国人的丑！我当时不能反抗，含着泪悲愤得说不出话来。---在巴黎的中国 留学生很不喜欢我，他们有钱，有些领了很大一笔津贴，但却不借给我一文。有 时，我并不是为了借钱去找他们，他们也把门闭上。我只看到在门口摆着两双到 四双擦亮的皮鞋(男的女的）

我忍受生活的折磨,对于学音乐虽不灰心，但有时也感到迷惘和不乐。幸而 教师们帮助我，鼓励我。在开音乐会演奏名曲时，多送我票。奥别多菲尔先生在 一个名音乐会里演奏他的提琴独奏时，不厌我的穷拙，给我坐前排。这些给我的 意外的关怀，时时促使我重新提起勇气，同时也给我扩大了眼界。我的学习自觉 有很大的进步。我写了好多东西，我学习应用很复杂的技巧。

在困苦的生活的时日，祖国的消息和对祖国的怀念也催迫着我努力。

我很喜欢看法国国庆节和“贞德节的大游行，这两个节是法国很大的节 日，纪念的那天，参加的人非常拥挤。有整齐的步兵、卫队、坦克队、飞机队等。 民众非常热烈地唱国歌，三色国旗飘扬，我每次都很感动。在一九三二年，东北 失陷的第二年，到那些节日，我照例去看游行。但是那次群众爱护他们祖国的狂 热，和法国国歌的悲壮声，猛烈地打动了我。我想到自己多难的祖国，和三年以 来在巴黎受尽的种种辛酸、无助、孤单，悲忿抑郁的感情混合在一起，我两眼里 不禁充满了泪水，回到店里偷偷地哭起来。在悲痛里我起了怎样去挽救祖国危 亡的思念。

我那时是个工人，我参加了“国际工会”。工会里常放映些关于祖国的新闻 片和一些照片。我从上面看到了祖国的大水灾，看到了流离失所、饥饿死亡的 同胞；看到了黄包车（人力车）和其他劳苦工人的生活；看到了国共分裂的大屠杀……这些情形，更加深了我的思念、隐忧、焦急。

法国人民纪念其民族女英雄贞德（Jeanne d'Are,约1412-1431）的节日。

我把我对于祖国的那些感触用音乐写下来，像我把生活中的痛楚用音乐写 下来一样。我渐渐把不顾内容的技巧（这是“学院派”艺术至上的特点〉，用来描 写与诉说痛苦的人生和被压迫的祖国。我不管这高尚不高尚。在初到法国的时 候，我有艺术家的所谓“慎重”，我对于一个创作要花一年的功夫来完成,或者一 年写一个东西，像小提琴及钢琴合奏的《3小调奏鸣曲》，我就花了八个月的功 夫。但以后，就不是这样了。我写自以为比较成功的作品《风》的时候，正是生活 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那时，我住在一间七层楼上的小房子里，这间房子的门窗 都破了。巴黎的冬天本来比中国冷，那夜又刮大风，我没有棉被，睡也睡不成，只 得点灯写作，哪知，风猛烈吹进，煤油灯（我安不起电灯）点着了又吹灭。我伤心 极了，我打着颤，听寒风打着墙壁，穿过门窗，猛烈嘶吼。我的心也跟着猛烈撼 动。一切人生的、祖国的苦、辣、辛酸、不幸，都汹涌起来。我不能自己，借风述 怀，写成了这个作品。以后，我又把对祖国的思念写了《游子吟》、《中国古诗》和 其它的作品。

我想不到《风》那么地受人欢迎,我的先生们很称赞它，旧俄（现在已同情苏 联）的音乐家也是现在世界有名的音乐家普罗科菲耶夫也很爱它。并且它能在 巴黎播音(上面说过的《奏鸣曲》也被播音过)和公开演奏。

大概因为作品的关系和别的先生介绍，我侥幸得识了巴黎音乐院的大作曲 家保罗，杜卡（Paul Dukas)先生，他是世界三大音乐家之一(印象派)更烧幸 的是，他竟肯收我做门生。他给我各种援助，送衣服，送钱，不断地鼓励我，还派 他的门生送我乐谱、香烟（我当时不抽烟没有收下并答应准我考巴黎音乐院 的高级作曲班。在这之前，一个法国的女青年作曲家，也给我很大的帮忙。她亲 自弹奏过我的作品，她鼓励我不要灰心，教我学唱，学法文，经济上不时周济我 (她的母亲待我也很好〉。在我考巴黎音乐院的时候，她先练习了八个月的钢琴为 我伴奏。

报考的那天，巴黎音乐院的门警不放我进门，因为我的衣服不相称---我穿 了一套袖子长了几寸的西服---又是个“中国人”。我对门警说：我是来报考高 级作曲班的。他不相信，因为中国人考初级班的也很少，而且来的都是衣冠楚楚 的人。高级班，过去只有马思聪先生入过提琴班。这样就难怪他阻挡我了。正 在为难，恰巧保罗.杜卡先生从外面来，他攀着我的肩一同进去了。

我总算万幸考人了高级作曲班，考到了个荣誉奖。他们送给我物质的奖品 时，问我要什么，我说要饭票，他们就送了我一束饭票。人学后，我专心学作曲， 兼学指挥，又在“国民乐派” Schola Cantorum学音乐理论。这时,生活上较有办 法了。学校准许我在校内吃饭，杜卡先生更常帮助我。不过比起别人来，我穷得 多，学习时物质的需求还很难解决，比如买书就不易，所以我几次要求政府给公 费。照我的成绩及资格说来，是应得公费的，但祖国政府对我的几番请求都没有 答复。学校给证明，甚至当时巴黎市长赫里欧也有证明文件都不行。我很失望。 我记得有一年，有个要人到巴黎来，找我当翻译，我要求他想法给我资助去德国 学军乐（那时我还未入巴黎音乐院)，回来为祖国服务。我的要求没有达到目的。 他那时虽是对外宣传中国需要抗日，我又是要求学军乐，却还不能答应我的请 求。待到我入了巴黎音乐院再遥望政府给公费，自更困难了。结果是从始到终 一文公费也领不到，我在巴黎音乐院的几年生活，只靠师长和学校的帮助。

—九三五年春，我在作曲班毕了业。杜卡先生逝世，我就不能再继续留在巴 黎研究了。另一方面我也想急于回国，把我的力量贡献给国家。所以临行时，上 面说过的那位女青年作曲家劝我再留在巴黎，我也不肯再留。为不却她的盛意， 我向她说谎，说半年后就回到巴黎来。我有很多曲稿还留在她那里。另外还有 许多书及稿件也关在别处一间小寓所里，因为没有钱交房租,不能去取回来，大 概现在还在吧！

一九三五年初夏，我作最后一次欧洲的旅行。几年来，我把欧洲主要的许多 大小国家的名城、首都都游过了。我增长了很多知识。这最后一次到伦敦的旅 行，却很不顺利。登岸时英政府不准我人境，他看见我的证明文件及穷样子，以 为我是到伦敦找事做的。他不相信我是旅行者。我被扣留了几个钟头，亏得能 打电话到公使馆，才释放了。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是歧视的，英国的成见尤深。

二、回到祖国

从伦敦回来之后，我就启程回国了。

在回国的途中，我没有钱，得友人之助，坐货船。一路和回国的工人、水手 一起生活，非常愉快。工人，我很合得来。其实我自己也算“半个”工人。在巴黎 的近郊，我参加过华工的一个很大的晚会。那时欧阳予倩先生也在，我为工人们 奏提琴，我自己也很快乐。这次回国，虽然享不到人们坐邮船那种福气。但说说 笑笑，坦白真挚的生活，也很好。我们行船,经过许多地方。到非洲时，我还上岸 去观光了一趟。

船到香港，喜悦和愤怒一齐起来了。喜的是一别七年的祖国已经在望，愤怒 的是香港的那种建筑一律是殖民地式，连颜色也一样。以前未到欧洲不知道此 种耻辱，到过了巴黎看过殖民地展览会，和亲眼看过非洲及安南等地的建筑后， 这种愤怒是不能不起来了。待到香港印度巡捕故意和我们为难的时候，更加愤 恨。以后到了上海，除了像在香港所得到的不快外,还加上码头工人破烂衣装的 刺激，比起在巴黎影片里看到的更要使我难过。

我在上海北四川路旁的一个亭子间里会见了一别七年的母亲。她比从前苍 老了许多。七年来，只靠自己养活自己，让我去追求我的理想，她那种自我牺牲 的母性，使我觉得难受的很。我那时想，我要好好地服侍她，不让她再受苦了。

但是我找不到职业，我还要吃母亲的饭，以后搬了家，招收了几个学提琴的 学生，算是暂时解决了生活问题。

那年秋，江北大水灾，我应了“南国社”友人@之邀到南京，要去看大水灾。 后因故不能成行。在南京时，跟过友人到歌女处听唱。他们一边和歌女周旋，我 一边在旁记下她们的曲调和情绪。我想使我的音乐创作充满着各种被压迫的同 胞的呼声，这样我才能把音乐为被压迫的祖国服务。回上海后，我的第一个回国 的作品写成了，那是影片《时势英雄》的插曲《运动会歌》。“一二.九”运动起来， 上海的大、中学里有些学生和我相识，他们寒假到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要我写 个歌，我写了个《我们要抵抗》，这是我第一个救亡歌曲（现在原稿都失掉了接 着又写了《战歌》、《救国进行曲》。这两个歌和《运动会歌》都收入百代公司唱片。 因为《战歌》等的唱片销路速度，打破了百代公司的其它唱片纪录，百代公司愿意 聘请我了。我也满意这个职业，因为可以大大地收些救亡歌曲。可是这满意很 快被打消。《战歌》的唱片及底片被没收打毁后，百代公司的老板就不愿收救亡

①“南国社”是以戏剧活动为主的进步文艺团体，成立于1925年，由田汉主持。1930年因 参加左翼戏剧活动而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查封。冼星海曾于1929年参加过该社活动。他所结识 的“南国社”友人，特别是田汉，在冼从法国归来时，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左翼戏剧、音 乐工作的主要组织者。田汉和其他一些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人，对引导和支持冼星海走上革 命音乐的道路，起了重要的作用。

唱片了。我在那里，只是做做配音，做一些生意眼的工作。但这种工作耽搁我的 时间不少，妨碍我的创作和发展。那时，我觉得，民族危机很深，我开始着手写《民 族交响乐》〈大乐曲〉，要有很多时间才行。另一方面，百代公司待遇的不平(有些 技术很差的薪水比我多八倍〉和某些同事以买办气的态度来对待我，我也很不 快，因此不久我就辞职不干了。

一九三六年初，上海工部局（上海外人统治租界的政府〉的音乐队①,答应给 我开个音乐会演奏我的作品，但筹备得差不多的时候，工部局及乐队的领袖都不 答应，结果开不成了。他们是不愿意弱小民族有一样出头的表现的，何况是他们 一向以为是演奏“最高尚”的音乐呢！

离开百代公司之后，我又开始了穷困的生活。虽然在百代公司里有月薪一 百元的收入，但上海的应酬大，每月都不剩。还好，我还能给影片写些歌曲，有时 一个歌能拿一百多元。我有了钱，除了家用外，就拿些来帮忙穷朋友，尤其是音 乐界的。我对于中国的新音乐运动是热心的，我应了当时的救亡歌曲运动者的 要求，义务地给他们那些干部教作曲、指挥等。我也常常到各界的歌咏队或班 里去教唱

所以这个时期虽然失业,倒也不寂寞。

不久，新华影片公司③要大做生意，又聘请我做音乐部门的负责者〈但不给 我全权)在这时期里我写了不少的曲，如《搬夫曲》、《夜半歌声》的插曲：《热血》、 《黄河之恋》等，又作了《拉犁歌》、《小孤女》、《潇湘夜雨》、《青年进行曲》等等。 这些歌曲写作的时候，已经是救国运动受到阻碍的时候，所以多是弯弯曲曲地说 出心里话。我这时作曲只能寄怒号于悲鸣。但是，新华影片公司的老板渐渐投 机了，他专门要收古装片，迎合低级趣味。他们要弄《新毛毛雨》，我是不能答应 的。他就慢慢摆出老板的面孔强要我作《新毛毛雨》之类。他当我不知道我的曲

① 即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管弦乐队”。关于冼星海指挥该乐队举行音乐会，受到‘‘工 部局及其乐队的领袖”阻挠之事，可参见本卷〈创作杂记〉中"7”的有关记载。

② 这里所说的“歌咏队”或“班”，主要有吕骥等主持的上海“业余合唱团”（曾名“业余歌咏 团"周巍峙主持的“新生合唱团”，麦新等主持的“立信音乐研究会”的歌咏训练班等。冼星海 在这些地方教唱救亡歌曲，为一些救亡歌咏工作者教作曲、指挥等课程，对救亡歌咏运动的发 展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他也从中受到启迪和鼓舞，得到了广泛接近群众的机会。

③ 即“新华影业公司”，1934年由张善琨筹建，成立于上海。后面提到的“老板”，即指张善 琨。

的价值。他以为一百五十元的月薪就可把我全部的创作力买下来了。但是我是 知道我的曲每个可卖出一百多元的。我知道他的算盘只要我一个月给他作三个 曲，他就赚我二、三百元。对于我，这当然还不在乎，最重要的，我从事音乐事业 不是为了做卖买。所以不久我又辞掉了职务。我宁可穷困，宁可分文不计地为 社会服务。

我仍在上海文化界、话剧界、音乐界里为他们配曲、配音、教唱等。我以前 曾写过《复活》的插曲：《茫茫的西伯利亚》、《莫提起》(在南京演出〉。到此时，我 又给《太平天国》写插曲：《炭夫曲》、《打江山》，还有《日出》里的《打桩歌》。另外 写了《没有祖国的孩子》、《旱灾歌》、《鲁迅追悼歌》等等。又为《大雷雨》全部配 音和写插曲。我都不要一个钱和报酬。

我在此时接触了许多埋头苦干的人士,他们真心的为祖国的事业来献出全 部力量，也看见了许多只顾出风头的人物，也看见表面热心实际压迫人的人物。 我不断地写作，我得到许多同胞的帮助、鼓励和批评，也遭受过检查、限制和排斥。 我以前所想的祖国那么天真简单，现在没有了。我有时也苦闷，但愉快的时候 多。

我喜欢接近学生，尤其喜欢接近工人、农民。我在工人的歌咏队里教歌，也 到大场乡下①去教歌，他们对我的作品表示欢迎，我从他们的喜怒里，尤其劳动 的呼喊、抗争里吸收新的力量到作品里来。自然，我对他们的了解还不够，我的 作品也还浅薄、不深人。可是比起在巴黎的作品充实得多。在巴黎的作品，连 作风也未确定，只不过是有印象派的作风和带上中国的风味罢了。而尤其觉得 高兴的，是我的作品那时已找到了一条路，吸收被压迫人们的感情。对于如何用 我的力量挽救祖国危亡的问题，是有把握了。我的作品已前进了一步。我的写 作和实践初步地联系起来了。

①在上海市郊。1932年10月，在那里成立了由陶行知主持的“山海工学团”。洗星海自 1935年"一二，九”运动前夕起，经陶行知介绍到该团任教，并常在那里教农民唱救亡歌曲。

三、从上海到武汉

“八一三”抗战爆发，我参加了洪深兄领导的上海演剧第二大队，离开上海到 内地宣传，经过了许多地方。最不能忘的是一九三七年冬天，我们到湖北汉冶萍煤铁厂。我下到煤矿井的底层，观察工人的工作生活，我和他们谈话。他们全身 脱得精光，天一亮就下去，晚上才出井。整天看不见太阳，井底空气恶劣，灯光不 亮。我在那矿厂里参观了好几天，教工人们大会唱，工人们很愿意和我接近。我 在矿厂里作了《起重匠》这个曲。

以后我们到了武汉。

在武汉，演剧第二大队的歌咏工作，成了推动武汉歌咏工作的中心，我每天 工作十几个钟头。武汉的歌咏队到处建立，一直扩大到工厂、商店、农村。又和 张曙兄合作，开过许多歌咏大会，举行过歌咏大游行，游行的时候，商店一起合唱 起来。

在武汉，这时期的工作最兴奋，我作了《保卫武汉》、《五一工人歌》、《新中国》、 《祖国的孩子们》、《游击军》、《华北农民歌》、《当兵歌》、《我们的队伍向前走》等。 只是对于歌曲的漫无标准的检查，监视救亡工作，甚至连“救亡”二字都不准用等 等现象，很叫人不快。为了工作方便，我想到政府去工作，也许问题好商量。因 此我就应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之邀，到部里去工作。

但在“第三厅”里工作困难更多。外面组织的好几十个歌咏团体遭合并为一 个队，又把这个队的干部分到各团体中去，这个队就领导不起来了。那些干部被 分配到各团体之后，因受种种限制，不能开展工作。有些则灰了心，有个别的竟 堕落了^他们受物质享受的引诱，对工作消极。还有在歌曲方面，审查、改削、 限制、禁止等更严格，作曲作词的都无法发挥能力。我渐渐感到无事可做。在 厅里，除了晚上教教歌，白天只坐在办公厅里无聊。一种苦闷的感觉愈升愈高。 同事们也和我有同感。他们编了一首打油诗说：“报报到，说说笑，看看报，胡闹 胡闹，睡睡觉。”有一个胖子，每天下午必瞌睡，呼卢呼卢的鼾声震动好几间房 子，我们都笑起来。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抗战的气味呢？

还有令人更不快的事情，外面那几十个团体被解散后，另一些团体莫明其妙 地成立起来了。他们不欢迎我和从前那些团体的干部到他们团体里去，不唱我 的歌及许多救亡歌，并把我当作排斥的目标，这显然是闹宗派意见。我无成见， 也不是为了争风头，总希望大家谅解，消除误会。但我的努力都得不到结果。他 们以后把电影界、音乐方面完全包办了。我走了之后，他们又把几十个团体提 出通过组织的“全国歌咏界协会”推翻，另立他们的“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把 聂耳死的那一天定做“中国音乐节”的决议也推翻，另要黄自死的那天做“中国音乐节”。这样一来，音乐歌咏界就不团结了。

我很痛苦，我和谁也并没有仇，但却被他们仇视。我的薪水虽然有百多元一 月，够应酬吃饭；但精神不愉快、呆板，身体虚弱，面黄肌瘦，虽然我在此时写了 《胜利的开始》、《到敌人后方去》、《工人抗敌歌》、《反侵略进行曲》、《斗争就有 胜利》、《空军歌》、《点兵曲》、《江南三月》（电影插曲）及许多军队的军歌，但写

作的心情及情绪大减。

渐渐，我无法创作，我渴望一个能给我写曲的地方，即使像上海那样也好。 但回上海是不可能了。

于是我想起延安，但我不知道延安是否合我的理想？在设备方面，会不会比 武汉差？在没办法中，只得去试试打听打听看。

延安这个名字，我是在“八一三”国共合作后才知道的。但当时并不留意。 到武汉后，常见到“抗大”、“陕公，，招生的广告，又见到一些延安来的青年。但那 时与其说我注意延安，倒不如说我注意他们的刻苦、朝气、热情。正当我打听延 安的时候，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寄来一封信，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聘我。我问了些 相识，问了是否有给我安心自由的创作环境，他们回答是有的。我又问：进了延安可否再出来？他们回答说是完全自由的！

我正在考虑去与不去的时候，鲁迅艺术学院又来了两次电报，我就抱着试探 的心，起程北行。我想如果不合意时再出来。那时正是一九三八年的冬天。

四、新环境

一进人延安，许多新鲜的印象都来了。一路所看到的窑洞都是七散八离的， 这里却是一排排的很整齐。那种像桥穹一样的石砌房屋也多起来了。古旧的城， 一半蜿婉在山上，在南方和华中都很难找出这样的城吧！这些印象，使我觉得延安似乎不应该是这样,延安应该美丽得多。

我下了汽车之后，当局把我招待到西北旅社(是个最上等的旅社〉，他们把我 当作上宾看待。一几天之后，日本飞机突来轰炸，我刚走出房门要到防空壕去’ 炸弹已在头上丟下来了，我赶忙卧倒，炸弹就在我面前炸开，房子都被炸倒，托天 之福，我险些炸死丨这次危险受惊不小。他们赶快给我搬家，我就住到北门外的 鲁迅艺术学院去。

我在“鲁艺”担任教音乐的课程，他们分给我—个窑洞居住。以前我以为“窑 洞”又脏又侷促，空气不好，光线不够，也许就像城市贫民的地窖。但是事实全不 然，空气充足，光线很够，很像个小洋房，不同的只是天花“板应说“土”）是穹形 的。后来我更知道它有冬暖夏凉的好处。我吃到了小米饭，这饭不好吃，看来金 黄可爱，像蛋炒饭，可是吃起来没有味道，粗糖，还杂着壳，我吃一碗就吃不下去 了，以后吃了很久才吃惯。各方面的生活我也跟他们一样，我开始学过简单的生 活。

生活是这样：一早起床，除了每天三顿饭的时间和晚饭后二小时左右的自 由活动，其余都是工作和学习（我到的时候及以后，学习的空气很高〉。他们似乎 很忙，各人的事好像总做不完。我住在窑洞里，同事、同学常常来看我，我也到 他们的窑洞里去。他们窑里布置得简单，一张桌子，一铺床，几本或几十本书和 纸张笔墨之类，墙上挂些木刻或从报章上剪下来的图照，此外就没什么了。大家 穿着棉布军装，留了发却不梳不理。

“鲁艺”的音乐人才，我到时不多（全中国音乐人才本来就少，所以也难怪) 他们算是全延安歌咏运动的中心，从影响上说，也许还是全国歌咏运动的中心 吧。他们对新音乐建设的工作做了一些。对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努力，成绩较 大。有“民歌研究会”，收集的民歌包括了全国的，陕、甘、绥远的尤多，还有少数 民族（如蒙、回、藏、番、苗……：！及朝鲜、安南等地的民歌土调。因为延安是全 国各地直到各弱小民族(现在还有印度的）的青年“集散之地”，所以“鲁艺”的“民 歌研究会”就能从那些青年的口里把歌调记下来。“鲁艺”关于世界音乐的材料 有一些，外间看不到的这里也有。他们和苏联音乐界的关系密切，要得到那些材 料不难，世界音乐的材料也较容易得来。我最近托延安的负责人要几千张乐谱， 他答应一定能取来。所有这一些情形，对于我写曲、研究有很大的好处。只是 乐器方面设备太差，全延安没有一架钢琴。除了能够携带的西乐器丨如提琴、手 风琴之类）外，只能数数中乐器了。我现在正在研究中乐器的特点，想利用它们 的特长以补目前的缺陷。

我担任的课不多，有很多时间来写作研究。常有时间找学生来谈。学生们 的进步相当快，他们生活单纯，专心学习。现在招生考试很严格，学生的基础更 好。有些用功能赶过教员，因此教课的人不怎样吃力。学生们和我很好，上课时 间往往要延长。有一天晚间上课，讲到深夜，本该休息，但他们说不疲倦，要我讲

下去，一直讲到了天明才罢。

我对“鲁艺”的生活很容易习惯。只是开会最初不惯，我觉得开会妨碍写作。 我曾经向他们表示这一点，他们没说什么。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他们对问题解决 的审慎态度。他们以为开会大家都发表意见，问题就考虑得较周到了。又，开会 时，大家交换了意见，不同的经过争论后又相同，因此就没什么隔阂，容易团结。 我对于这一点，慢慢也习惯了。

生活既安定，也无干涉和拘束，我就开始写大的东西。一九三五年开了头的 《民族交响乐》①，在安静的窑洞里完成了。还有《军民进行曲》、《生产大合唱》、 《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三八活报》……都能连续地写下来。现在还有几个大的作品未完成。

延安的人很欢迎《黄河大合唱》，已经演唱过近十次了，还愿意听。招待外面 来的贵宾时也演唱。他们（贵宾〉看（指挥)、听过后也感动地讲过感想，但不如 延安的青年的批评那么多。延安的人喜欢新的东西，也喜欢批评。他们常对我 的作品发表意见，而且有一套道理。我因之常常以他们的批评作参考，改正某些地方。但是也有些人批评时常常以过去、现在某作家作品为标准，这种稍为带有点保守性的批评，是在别的地方也不能免的。这种批评对我也有帮助，使我看见我的作品的个性，进步还是退步。

还有一种批评，给我的益处较大，那就是负责当局的关于方向的指出。譬如 他们所主张的“文化战线”，那关于音乐上民族、民主、大众化、科学化的方向等， 给予我对于新音乐建设的研究和实行问题上有很多的启示。

为了学习浪潮的推动，我也学习理论，最初只限于与音乐有关的东西，后来 知道了这还不行，我就也来一个学习社会科学的计划。我看了一些入门书之后， 觉得不至于落在人后了。但慢慢发生了兴趣，我竟发现了音乐上许多的问题过 去不能解决的，在社会科学的理论上竟得到解答。且不说大的方面，如音乐与抗 战、音乐与人类解放等等问题，只举出为什么工农的呼声有力、情感健康这一点。 过去我以为是因为他们受苦，但这回答我自己也未满意，所以在吸收工人的呼声 及情绪人作品时，显得表面化〈形式化)现在我知道，劳动者因为是被压迫者、 被剥削者，他们只有摆脱这种枷锁才有出头之日，如果不然，就只有由衰弱而灭 亡。所以他们的反抗就是求活，他们的呼声代表着生命，代表着生命的未来的

①后更名〈民族解放交响乐》，参见〈创作杂记〉中的有关记载。 力。还有，工人们是一贫如洗，毫无私蓄，连妻子、儿女也要变成工厂主的奴隶, 在这样的生活下，他们的脑里装不进什么自私（因为私不了〉，所以他们的胸怀是 大公的。他们反抗压迫剥削，不只是为了自己，别人也得到益处。世界上没有了 人吃人，谁都过着幸福的日子；劳动者要消灭人吃人的制度来救出自己，因而也 救出所有的人。这样可以知道劳动者所想的实在是最.高尚的，为着大众的，正义 的。他们不需要欺骗、卑鄙、自私、阴谋、猜忌、残忍等等。所以，感情是健康的。 又因上述种种原因，他们最能团结自己和团结各种人民。因此他们的声音、感 情就能充溢着热爱和亲切、真诚和恳挚。而至他们命定要做新世界的主人翁， 把世界变成大同社会。这样，他们的气魄自然是很大的，力量自然是深厚的。 ---所有这一切就构成了劳动者的呼声的无限力量和情感的健康。而剥削人、压 迫人的集团的音乐之所以日趋没落和充满颓废、感伤的靡靡之音，正象征着他 们是不行了，人们已不再要他们乌烟瘴气的胡弄，已不再允许他们把世界推向 火坑。

我的学习还很肤浅,还不能很好地应用到写作上。现在似乎比以前忙了些， 我想还得好好地努力一下。

好在我的身体比前健康，我结实得多了。因为开垦种地，身体得到了锻炼， 吃小米饭也香了。虽然不至于变成“皮球"(这里把长得胖胖的叫做“皮球”），但 多担任些工作总是经得起的。

谢谢你对我的关心！请你别挂念我的生活。此间当局为了我的工作多了一 些吧〈我还兼“女大”的课〉，他们每月给我十五元（“女大”三元）的津贴作为优 待。同事们---艺术教员一律十二元，助教六元。现在学校里生活改善,每星期 有两次肉吃，两次大米饭或面吃，常餐菜多加一个汤(别的机关没有)，这比起上 海武汉时虽不如，但自由安定，根本不愁生计，则是在那些地方所没有的。如果 比起在法国的生活，更好得多了。在法国冬天冷得没法时，就到马路上跑步取 暖，现在则在温暖的窑洞里埋头作曲。

对不起得很，说来说去都没有回答你的问题，请你特别原谅吧！

敬祝你快乐健康！

弟星海

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