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与一位报社编辑朋友通话，问起我的写作计划，告以可能会写一写张光年。不料朋友问：“张光年是胡风的弟弟吗？”不觉莞尔。解释说，虽然他们都是湖北人，也都姓张——胡风原名张光人——然而确确实实并非兄弟。这让我想起张光年《说起二百方针》里记述的另一件趣事。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见部分思想文化界人士谈“双百方针”，张光年亦在其中：

坐定后毛主席笑问我：“张岱年是你哥哥吗？”我说：“不是。”“那么张光斗是你哥哥了？”我笑答：“也不是。”显然，这是有意使会议空气轻松一些。

我把故事说给朋友听，朋友也哈哈大笑。

虽是小小的误会，却有让人思索的地方。

张光年就是光未然，而光未然是《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这些情况，朋友是知道的，然而也到此为止。为什么呢？说起来，这跟张光年一生“作为”有关。自古以来，文人之名以文行，写过多少作品，作品取得多大成就，是第一位的。张光年一生，出名的作品确实就只有《黄河大合唱》，一般人所能意识到的张光年，只是写《黄河大合唱》的张光年，或者说，《黄河大合唱》以外的张光年，人们就不甚了了，印象模糊，乃至张冠李戴。当然，这很自然。晚年，在文坛风雨中，对他感觉不满的人，也会就这一点借题发挥，冷嘲热讽。例如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期间，中顾委就张光年的问题开生活会，进行批评帮助，马烽应邀参加，他对来访者陈为人回忆说：“我发言主要说什么？我说光年同志对工作上说，我是尊重的，人家和我没有任何利害关系。要别人说他，不就是写了个黄河大合唱嘛，我说，这首歌词是划时代的。任何人，你就是写出长江大合唱来，你也压不倒黄河大合唱……”（陈为人《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语意堪刓。

“不就是写了个黄河大合唱嘛”，代表一种文学史评价；言下之意，张光年将来在文学史上能够留下来的，也就是那个《黄河大合唱》。这个评价，衡以通常的文学史标准，大致不差。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存在，由于《离骚》《九歌》；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存在，由于五言诗和《桃花源记》；曹雪芹在文学史上的存在，由于《红楼梦》……以此类推，张光年将来在文学史上如何，也要看他写作成就如何。那么，如何呢？“不就是写了个黄河大合唱嘛”，这就是一种评价。而且某种意义上，张光年还不得不接受这种评价，因为事实如此；200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总共5卷的《张光年文集》，其中有影响的，也就是《黄河大合唱》。

故以写作成就来论，张光年将来在文学史上或许会被提到一笔，但这一笔，不会很重，不可能很重。《黄河大合唱》传唱不衰，在二十世纪中国，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民族意义，不过，那功劳之泰半当归于冼星海；张光年的歌词洗练、有力、浑怆，颇能打动人心，然以诗歌目之，若问它是否上佳之作，恐怕谈不上。很显然，《黄河大合唱》摆到二十世纪中国音乐史上，宜置头等，但摆到二十世纪中国诗史上，大概就不是那么让人高山仰止了。

于是，乃有所谓“不就是写了个黄河大合唱嘛”，持此论者颇感惬意。然而人们其实有所不知，这抑场之间，存在一个很大的盲区。盖因中国的“当代文学”，实非一般普通的文学，而有其极为特殊之形态，我们称之为“体制化文学”。何谓“体制化文学”？其精神大要，在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中，都已概括了。而在相应的实践下，逐渐形成了由政党—国家意识形态实行一元化领导，并落实于完备的组织建构的文学体制。在中国，这样一个结构，孕育于“左联”，诞生于延安，1949年后推及全国。时至今日，文学体制虽然典型渐失，却仍旧运行在那架构以内。

这是“当代文学”在二千多年来全部文学史上独有的特点。由于这一特点，文学的“要素”有一种质的不同。体制化下，除了作家、批评家、出版者、读者，还有一类人，不仅参预文学进程，而且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类人，称之为文学体制官员也好，称之为文学体制管理者也好，总之，他们是“当代文学”至关重要的存在。当然，他们影响文学的方式，不是通过作品和写作，所以作用往往是隐性的，不像作家或批评家所起的作用那样易于被人了解。但是，暗中他们所起作用实际上非常大，而且比之于作家批评家，他们的作用才恰恰是真正具有决定性的。“十七年”中的周扬，“文革”后的张光年，可谓这类人当中两位突出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在各自时期对文学的影响，既直接又深远；缺少对他们的描述，文学史不但是不完整的，甚而许多方面、许多事情无从谈起。

简言之，当代文学史的写法，要做出一点改动。应该补充对各个时期文学体制状态——文学的组织、监管以及方针、政策变化的陈述，应该呈现当时文学体制内重要官员的工作与作用。这些内容，对于“当代”文学史来说，既是题内之旨，也是基础性的。目前的写法，与一般的视角、思路、框架无异，遗漏了具有“当代”特性的东西。

此即所谓“盲区”，而张光年便处在这个“盲区”之中。是的，沿袭一般文学史视角，其一生作为似乎仅能以一首《黄河大合唱》为代表，若干人的讥诮与轻蔑不无理由。然若走出这个“盲区”，来到真正的“当代文学史”的框架内，张光年的重要性则不单应该大书特书，甚而言之，不知在多少出尽风头的作家批评家之上。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在整个当代文学的复苏期，他以体制内文学领导者身份，对于文学走向的解读，对于文学秩序的重建，对于文学未来的开拓，均造成深远影响。在新时期，他很少施墨著文，更谈不上留下传诵一时的“作品”。但文学好比游戏，有玩游戏的人，也有为游戏设定规则的人。寻常，我们眼里只看得见玩家，注意他们技艺的高超或平庸；实际上，玩家玩得再好，也都是在一定规则之内，并预先为规则所制约。就此而言，张光年自己不玩，可是他却在游戏的背后坚实地存在着。普通读者可以不知道、不了解这种存在，作为文学史以及治文学史的学者，却不能不知道、不了解；非但如此，我们还应明确地揭示这种背后的存在，还其以本来的分量。

为此，我计划写一写张光年。

 

二

 

张光年有不错的文人素养，从他那笔字即可看出。年少时，擅旧体诗，与人唱和，风雅蕴藉。有句：“秋风夕阳下，无语自西归。”（《光未然脱险记》）意味不俗。他曾以今语译《文心雕龙》以及《离骚》《九章》《九歌》等，显示了旧学功底。尤其所译《文心雕龙》，王元化盛赞译文“极优美”，“是现今几种译文最好的”（《文坛回春纪事》）。张光年原本有一副好笔墨，阅其三四十年代的旧文即知，从晚年日记的行文中亦隐约可见，但是，解放后做了文艺官员，长期写公文，语言也就变得乏味。1958年初，毛泽东指示《文艺报》组编针对丁玲、艾青等人的《再批判》特辑，时任主编的张光年为特辑写了编者按，毛泽东阅后批评说：“你们是政治家，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艺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的注目。”（《向阳日记》）1992年，他接受李辉就周扬问题而做的采访时，曾这样讲述自己的变化：“他（周扬）喜欢我的笔墨。他的文章总要让我‘理发’，在文字上帮他润色。不过，这也让我倒霉了，长期地改文件，改报告，改社论，学会了字斟句酌，可自己的文风也变坏了。”（《摇荡的秋千》）

类似张光年这样的现象，20世纪很常见。论笔墨，他们本很适于美文的创作，以好的诗文垂世。可是历史引他们走了另一条道路。革命年代，他们以笔为刀枪，投入战斗。革命胜利后，他们也未能就此回归文人角色，转而成为文艺体制下的官员，搦翰操觚，多为公文。换言之，他们中的不少人，文学上的才情，一直没有机会充分发挥，进而如张光年自己所说，天长日久，文风就“变坏”了。在我已经写过的人物中间，丁玲和郭小川不太甘心舍弃自己文学才情，都历尽曲折。

张光年1951年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1953年改任中国剧协党组书记，他到文学界，是自1957年起担任《文艺报》总编辑（1958年由周刊改半月刊，1959年再改月刊，总编辑改称主编），直至1966年5月停刊为止。

《文艺报》主编，是敏感的位子。张光年之前，走马灯似换了一个又一个，丁玲、陈企霞、冯雪峰，都是他的前任。张光年在这位子上，一坐10年，直到“文革”整个作协都被捣毁才离开，也算奇迹。

因此自然地，人们对那个时候的张光年，只有一个印象：左，或者很左。上世纪80年代他的反对者与拥戴者，只有在谈到这一点时，才达成了一致。马烽提起当年，有话如是：“张光年你整人太厉害了。”（《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而他选定的接班人，1985年作协“四大”后接替他为党组书记的唐达成，当年正是经他之手打成右派。我在研读郭小川资料时，发现郭的日记以及1959年反右倾展开对郭的批判过程中，多处有张光年的身影；那个身影，是枭勇狠劲的。

我们注意到，他转至文学界，恰逢1957年这特殊的历史时刻。既然在这么一场狂风暴雨之后，他没有倒下，反而一直挺立了10年之久，就必然意味着人们上述的那个评价。

“文革”结束了一切。若非“文革”，张光年情形将会如何，我们无从想象。但“文革”切实地改变了中国；经历“文革”，虽然也有人依然故我，但更多的人痛定思痛，乃至洗心革面。“文革”中，张光年先是被打倒，关在牛棚，然后下放文化部咸宁干校（这是因为作协取消，其干部归属文化部管理）。关于干校生涯，后来他拿出一本《向阳日记》。从那里面，找不到能清晰说明他心路历程的文字——那是不可能载诸字面的——但是有很多细节性的生活体验，折射了心灵的悸动。

在与李辉谈话中，张光年回忆“文革”后，与老上级周扬第一次见面时说的话：

“文革”后第一次去见他，他还住在中组部招待所。我很感慨地对他说：“周扬同志，我们这些年干了些什么？是不是在做婴儿杀戮的工作？”“婴儿杀戮”即杀婴。早期日本左翼剧作《婴儿杀戮》，我国有译本。我这句气愤的、自责的话（指对创作的扼杀），对周扬不无触动，我想他不会见怪。

想必这就是当时未曾载诸日记字面，而存于内心的思索。

未经“文革”，中国一般的当代人文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区别，甚至你常常发现，批判者与被批判者同样“激进”（江丰由于不赞成“双百方针”成为右派，便为著名一例）。“文革”是一道线，一道底线。对于中国当代人文知识分子，我以为就要看在这道底线面前的表现；对过去，可以既往不咎，但经历了“文革”之后，应有省悟与反思。

20世纪80年代，文坛舆论基本上就是用这条底线来衡量许多人、许多事。周扬赢得较大尊敬，并非人们忘却了他过去之所为，而是因为他在“文革”后多次公开就过去道歉，尤其是以实际行动表明，他反思和汲取了历史的教训。张光年似乎没有像周扬那样对曾经伤害过的人公开道歉，马烽就此说：“周扬、白羽、默涵过去都是比较左的。刘白羽这个人，跟上周扬整丁玲是不遗余力的。可是丁玲问题平反的时候，中央文件下来，刘白羽第一个说，确实我们错了。而且，丁玲死了以后，刘白羽写了一篇文章，悼念文章带检讨性的。过去，我呀，孙谦呀，总觉得刘白羽这个人是‘老左’，很偏激，看了他这篇悼念文章，观点立刻有点转变。……张光年向被他整过的人道歉了？检查了？没有，从来没有。”（《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对于丁玲，张光年的确不曾道歉——似乎周扬也是如此，不但没有道歉，彼此的对立较诸以往有增无已。双方积怨太深，彼此心理已逾情理之外。不过，我在《文坛回春纪事》里见到这么一笔：

我想写文就反右倾运动中《文艺报》批邵荃麟文作公开检讨，自己承担责任。谢（永旺）说：“那将置╳╳╳于何地？”这笔账迄今欠而未还。（1981年10月15日）

这个“╳╳╳”，不知何许人，料指昔日作协主要负责人。这段日记，可从侧面回答马烽的指责。张光年确实有该道歉而未道者（如对丁玲），却也有欲道歉而未曾道者。情况复杂，不能一概而论。昔日的当事人唐达成有一种解说，既未为张光年讳饰，亦不同于马烽，或许是较客观一点的：

张光年是一个个性极强的人。他身上有许多大人物身上的通病。对于自身的弱点和毛病，喜欢文过饰非。他们可以在日后的言行中修正自我，完善自我，而决不愿在别人面前认输服软。哪怕有时做法显得犹如掩耳盗铃般可笑，他们也会这样做。但他对我，我感到他已用自己的行动做了纠正和弥补。我不能再去计较什么。（《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

在我阅读到的张光年资料（文章、日记、通信、谈话）中，非常具体地就一事一人表达愧意的例子很少，然而，就自己当年的过衍以及整个十七年文艺发展的教训进行反省、反思以至批判，则时有可见。前述“婴儿杀戮”的沉痛看法，即为一例。《张光年文集》第三卷即文艺批评卷之引言说，当年任《文艺报》主编时，自己写了很多“以诛心之论诛杀自己的同志和战友”的大批判，称之是“对同志落井下石的坏文章”。1981年7月1日，在作协党委为中共中央发表《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举行的座谈会上，张光年发言就自己十七年“左”的错误，“有所检讨”，并在日记中强调“在这个场合有点自我批评，我觉得是应该的”。

但是我想，就像唐达成强调的，更应看重的是“行动”。古云：听其言而观其行；这一点很要紧。有的人，那样说了，做出的事却是另一副样子；有的人，也许什么也没说，却实实在在地化作行动。对于过去，是否有所反思，反思到什么程度，是不是毅然决然、触及灵魂，都要由行动来验证。

 

三

 

几经传闻，张光年终于在1975年6月21日这一天，亲眼看到中央专案组的结论：

张光年同志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审查结束，应即恢复组织生活，发还扣发的全部工资，工作由原文化部留守处安排。

6年干校生涯结束了。

10月末，调入国家出版局为顾问，“负责研究考虑文艺出版工作”。（《向阳日记》）

“解放”后，到出版局工作，是张光年“文革”后得以主掌文坛的重要契机。“文革”以来，原有文学体制都被砸烂，作协及其几份重要刊物统统关闭。也就在张光年去出版局的同时，首先传来毛泽东恢复《诗刊》的旨意。不久，《人民文学》的复刊也提上议事日程。这两家原属作协的重要文学刊物，因作协不复存在，现在被划归出版局管理。张光年虽然未能出面主持其中任何一份刊物，却以顾问和文坛资深人士的身份，在复刊过程中暗地发挥作用。等到粉碎“四人帮”，各方面人事自然全部重新洗牌，出版局和《人民文学》原负责人被撤换，1977年6月，新任出版局领导王匡、王子野要求张光年，“先抓两个刊物，主要是《人民文学》”，“正式抓起来”。（《文坛回春纪事》）张光年拟以孔罗荪为副主编，并“彻底改组”编委会。

这当中，出现一个插曲。7月24日，何其芳突然去世。10天后，参加追悼会时，有关人士面议“要我去文学研究所顶何其芳（所长）那一角”，“谢绝”。晚归，又接唐弢电话，要求约见。“我怕是与上午谈的问题有关，有点急了。”随即打电话给局领导王匡，表示“不能去（文学所）”。翌日唐弢来，果如所料，“谈受几个同志（古典文学专家）委托，希望我去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婉谢”。一直到10月30日，有人来访，仍表达“文研所古典组一些同志要我去当所长，至少兼职”，第三次“婉谢”。

提及这个插曲，系因笔者现在供职处，正是文学研究所，不免额外有些兴趣。何其芳去世后，接其职者为沙汀（并调陈荒煤为副所长）；至于张光年被如是坚请来任所长，知道的人大概不多。其次，透过他固辞文学所之请，似乎可以看出，当时他一心重返文坛，并对在文坛的复兴中干一番事业、留下自己的印记，充满热望。

在当时情形下，作协尚未恢复，《人民文学》作为全国顶级的综合性文学刊物，俨然文坛第一重镇，担任其主编，实有执文坛之牛耳的意味，就此而言，文学所所长“那一角”是不堪相比的，我相信张光年心里会做如是之想。

他接手《人民文学》不久，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就在该刊1977年第11期发表。现在，普遍认为这篇小说是“新时期文学”的第一篇作品。随后，又登出莫伸的短篇小说《窗口》、王立平的短篇小说《神圣的使命》。这些作品，轰动全国，洛阳纸贵，一时成为文学发出的拨乱反正的最强音。它们之能问世，首先归功于编辑的发现，但作为主编和终审，张光年的断决也至关重要。例如《班主任》的发表经过，刘锡诚回忆：

《人民文学》编辑部小说组的崔道怡向刘剑青同志（时为副主编—引注）提供了一篇由青年作者刘心武写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因为我、阎纲、吴泰昌与刘剑青挤在一间办公室里办公。我看到刘剑青正在看着一篇小说，伏案流泪，情绪无法控制。及问，他让我看这篇小说，并说极为感人，但能不能发表，他拿不准。我们都怂恿他送张光年审阅定夺。这篇小说经张光年决审后决定发表。（《饯腊催耕——回春前后的张光年》）

时为小说散文组负责人的涂光群也说：

《班主任》这篇稿件来到编辑部后，责任编辑觉得它对“四人帮”的揭批是深的，但问题提得太尖锐……稿件送到编辑部负责人那里，他也说没有把握，这才送到主编张光年那儿，请他拍板定夺。光年看了稿件后有针对性地说，“不要怕尖锐，但是要准确。”他是肯定这作品的，认为细节上小作修改后（如对园林工人形象的处理等）即可发表。这才为《班主任》的出世开了道。刘心武有幸遇见了主编拍板正确。（《我与〈人民文学〉》）

在以刊物为阵地、支持和推动文学创作复兴之外，张光年更抓住历史所赋予他的机遇，把《人民文学》变成一个文坛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平台。1977年10月，编辑部提出召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的设想。当时，“四人帮”垮台虽已一年，政治、思想和文化的藩篱却依旧层层叠叠，一切都很敏感。一个普普通通的文学会议，都可能暗藏风险。张光年听取汇报后，“沉思有顷”，表示同意，并用20个字定下会议基调：“生动活泼，交流经验，交换意见，不做结论，择善而从。”足见其心思的深刻与缜密。他随即说服出版局领导，获得准许。19日，座谈会在一家小饭店远东饭店召开，张光年主持了会议。刘锡诚称，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文学界会议”。最高潮的一天，与会者60余人。茅盾、周立波、贺敬之、沙汀、马烽、王愿坚、茹志鹃、刘白羽……十余年来，中国文坛第一次实现聚会。会议前后7天，因为发言踊跃，比预定延长一天。据说出版局领导对会上的发言感到不安。新华社原拟发新闻稿，但“王匡同志不赞成见报（怕给出版局招惹麻烦）”。实际上张光年自己也心里打鼓，对不见报的决定暗自庆幸：“报上不发消息，解除了我的精神负担。”（《文坛回春纪事》，1977年10月28日）

此所谓“心有余悸”。不过，余悸虽存，历史趋势却在眼前，那一点点的瞻前顾后，无法遏止冲决而去的渴念。11月21日下午，张光年出席了《人民日报》“批判（江青文艺座谈）《纪要》的座谈会”。这个《纪要》，全称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正式提出“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个《纪要》，实际依据是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基于“凡是派”所立禁区，迟迟不曾触动。《人民日报》的率先突破，让张光年大感振奋；他在会上发言《驳“文艺黑线专政”论》。第二天，他就给评论组组长刘锡诚打电话，布置：“《人民文学》是否可举行一个座谈会，限于文学方面，批《纪要》。”强调“可谈得深一些”，“文学界要很好地投入战斗”，“把战斗气氛搞得浓浓的，有一定规模，不是冷冷清清的”。语气一扫月前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时的犹豫谨慎。

起初，张光年设想把座谈会开成“全国性的”，后由李季、刘白羽建议，仍限于在京人士范围。纵如此，也有百余人到会，盛况空前，许多人在会上久别重逢。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文坛前领导人周扬首度公开露面，并做长篇报告。须知，不久以前，12月7日的《光明日报》仍旧在其编者按声称：“十七年的文艺路线，黑线是有的，这就是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此刻，张光年将曾被目为“文艺黑线祖师爷”的周扬请到会上正面亮相，自是对上述论调的无言挑战。不独如此，他更于发言中直接点破：“对《光明日报》那个编者按，我就有不同的看法。要说有刘少奇的文艺路线，那么，这条路线的内容、纲领是什么？代表作家是谁？代表作品是什么？”这已是他第二次表达同样的质问——一周前，在中宣部一个会上，张“作了一个小时发言，指名批评了《光明日报》关于‘刘少奇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编者按语”。

座谈会议题为“向‘文艺黑线专政’论开火”。当它结束时，人们发现意义已远超出于议题以外。12月31闭幕那天，中宣部、文化部领导张平化、黄镇、朱穆之、刘复之，出版局领导王匡、王子野，原文联及作协负责人周扬、茅盾、夏衍等，悉数到会。因病未能出席的郭沫若，专门致信大会并由张光年代读。而茅盾则十余年来第一次“以作协主席身份”讲了话。因此，有人将此会形容为历经“文革”后的“文学界大会师”。这是自历史的角度而言。对张光年个人来说，尚另有一番意义。我们来看他日记中的记录：

我从27日晚住进招待所，与立波同住一个房间。上下午主持会议，晚上同李季、剑青、文井等同志开小会，听汇报，研究第二天发言程序。29日下午，偕李季、冯牧、贺敬之、林默涵到钓鱼台中宣部向张、黄、朱、廖部长汇报。当晚在默涵、谢永旺帮助下，帮黄镇同志起草次日在大会上的讲话。夜间偕贺、林去黄家，讲话定稿。

刘锡诚则有这样的描绘：

当他站在这么多久别重逢的老朋友、老同志、老相识面前，朗声宣布大会开幕时，台下的作家无不热泪盈眶，其激动心情是无法用笔墨来表达的。

也许，上述话中还应添上“老上级”一词。十多年前，张光年所站的这个位置，属于他们。现在，被历史打乱了的秩序，赋予张光年以这样一个机会，使他成为台下一百多双文坛各路英豪目光汇聚的焦点。他已经来到这个位置，他将成为文坛秩序重建的支点，成为新文坛的掌门人，这一点已经势在必然。

 

四

 

恢复作协的呼声，从1977年10月起日益强烈。《人民文学》座谈会上，茅盾以作协主席身份讲话，更预示作协的复活指日可待。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作协就是文学秩序的一个象征。这个国家的文学，不同于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它需要这样一种组织，把文学以及从事文学的人管理起来，以体现和服务于国家的意志。可是，十年动乱期间，操柄者为了自身利益，以摧毁一切秩序为己任；正像砸烂公检法和以革命委员会取代政府一样，作协作为文学秩序的象征，也成为革除对象。于兹可见，发动“文革”的政治集团，虽以极左面目出现，其实却是中共权力和利益的无情破坏者。

“文革”戛然而止之时，诸多昔日文坛的风云人物的去处和工作尚无着落，张光年却因身在出版局以及主持《人民文学》，而抢得先机。这使他在恢复作协过程中，自然而然扮演了核心角色。1978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恢复文联、作协和《文艺报》筹备小组名单的批件下达，组长林默涵，副组长张光年、冯牧。在此基础上，又作了细分，附设作协和《文艺报》的筹备小组，由张光年负责。由此，正式开展工作。其中，主要是人事安排——通俗地讲，就是确定名单——作协书记处名单和党组成员名单，甚至作协一般工作人员的调入。张光年在文坛的权力，就是在此过程中培育起来的。整个过程持续了约半年。6月3日，“文革”后作协第一次主席团扩大会议召开，张光年宣布了作协主席团、书记处名单；他本人则由茅盾宣布为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在党组书记人选尚未最后确定前，常务书记实即作协负责人。9月，作协三大刊物《文艺报》《人民文学》和《诗刊》的正副主编、编委会名单也获批准并正式宣布；张光年由于负责整个作协工作，《人民文学》主编之职，由李季接替。

此后，工作重点是为四次文代会做准备。但1979年10月文代会召开时，张光年却因结肠癌住院未能出席。住院后，周扬来看望时正式通知，“由我担任恢复后的作协党组书记”。某种意义上，这是顺理成章的。不过，仍旧看出周扬的特别的寄意与倚重。无论如何，张光年当时可谓身患绝症，当此情形下，周扬坚定支持他为作协党组书记，即使张光年以病辞谢，周扬亦无犹豫，仅说：“在你治病养病期间，一年两年，你的工作由荒煤代理。”这固然是对于张光年这两年工作付出的应有肯定，却更显示一种信托。张光年心里对此必有所感。以后事情证明，周扬的明识，不论对他本人还是中国文坛的未来，都意味深长。

 

五

 

“文革”后中国文学，似乎一元复始、乾坤再定。实际则暗藏、酝酿更深层次的冲突。“文革”，这个中国20世纪下半叶大变局，此时开始真正显露影响。这影响是：中国已不可能回到过去，它将行往新的方向。为此，分歧与裂隙出现了，而且愈来愈大。

“文革”后的中国，前3年为“拨乱反正”期，随后，进入“改革开放”。“文革”对于历史的作用，不可能停止于“拨乱反正”；“拨乱反正”不过是历史对于“文革”的浅层次回应，其进一步发展，必然走向“改革开放”。此为大势所趋，民意所在。

国家如此，文学岂独不然？这是新的十字路口，每个人都面临考验。

玩味张光年日记，会清楚地感受到来到这十字路口以后，人和社会的分化或重组。1977、1978这两年，以及1979年上半年，文坛和谐，充满暖意，人们彼此齐心协力，亲切欢恰，其乐融融。后来文坛所谓“保守派”、“开放派”的代表人物之间，原本是故交旧友，此时都还一团和气。但1979年下半年起，歧见与互嗛逐渐表露出来。7月16日，“默涵来谈心，牢骚不少，开诚恳谈，从9时谈到12时。”7月30日，“下午接罗荪信，谈在中宣部开会情况。默涵挑起争论，矛盾表面化了。”7月31日，“昨夜梦见回到北京，与默涵、冯牧、罗荪等同志作会外恳谈，明确表示不赞成默涵的一些意见。”8月23日，“从白羽处借阅一份荒煤在会演办公室讲文艺界‘严重分歧’的记录，指名道姓地批了林默涵，看了十分惊愕，整天感到忧愤。”

分歧由何而来？约言之，大的方面有二。一是怎样看待十七年文艺——一部分人认为，“文革”的左毒，其来有自，早在十七年期间文艺就有左的根源；另一部分人却只肯批判“文革”，不承认十七年文艺的主要教训是左，他们这么看是出于一个理论，即“帮派文艺”不代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而十七年“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所以不是左。二是怎样看待当前的文学现状——一部分人认为，粉碎“四人帮”以来，文学顺应历史和民意，成绩很大，发展健康；另一部分人却只能接受粉碎“四人帮”后头一年的文学状态，对1978年以后的状态却不能接受了，具体讲，是不能接受“伤痕文学”（当时也有称“感伤文学”的）之后的发展，而今天我们都知道“伤痕文学”正是“新时期文学”的起点。

显而易见，分歧背后，是要不要“思想解放”的问题。

由此，原先在批判“文革”、“四人帮”问题上团结一致的文艺界，迅速分化。当时人们通俗化地称之为“左派”（或“保守派”）和“开放派”。这种称谓，只可意会，不宜深究。通常字面上，“左”是一种离经叛道、批判现实、激烈变革的姿态，但在这里，却成了保守、正统的代名词；其次，将坚持“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人，称为“保守派”，无疑也是他们无论如何不会接受的（因其以“革命”自命也）。所以，这样一些称呼大都经不住推敲，唯有结合特定时代中国特定现实方可求得一定了解，最好弃之不用。

不过，立场、观点以及行动上，两派形如冰炭，这却是事实。

分歧显露之初，张光年就医治病，不在风口浪尖。彼时，挺身在前为文艺新变“护法”的，是陈荒煤和冯牧，而张光年的“位置”似乎尚有某种模糊性。

从史料可得线索，纷争趋热是在四次文代会筹备阶段，研究者徐庆全云：“这次大会筹备的过程很艰难，会期一拖再拖。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周扬代表中央所作的主题报告，由于意见分歧，不能按时成稿。之所以会有分歧，是因为当时文艺界、甚至包括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对于新中国建立后的十七年、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三年文艺界形势的看法不一致。有分歧，就有争论。涉及到文代会的主题报告，不但主持起草的班子更换，而且报告八易其稿——我所收藏的有关这一报告起草过程中所留下的档案，就能装一个柜子。”（《早春文坛的标本》）

这份报告，受到胡耀邦的高度关注。时为中宣部文艺局局长的荣天屿回忆说：“周扬的报告起草好了，耀邦同志看后，决定将报告初稿，仿照制定中央文件的办法，发给大家讨论、修改，组织一两百人参加，以文化界为主，宣传部门和理论界都要有人，以便走群众路线，集思广益，使报告成为一篇既有理论探索和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规律，又实事求是的总结我国文艺界30年经验的大文章。”（《新时期文艺振兴的里程碑——胡耀邦与第四次文代会》）这似乎是胡耀邦介入新时期文艺的开端，以后我们还将在新时期文艺的多个重要时刻，看到他的身影。

作为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有力推动者，胡耀邦的介入，对这份报告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总结我国文艺界30年经验”这样一个要求，其主旨一定是立足于未来中国文艺的开拓进取。显然，对于要坚持“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人来说，如何“总结我国文艺界30年经验”，他们也必然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因此，四次文代会的周扬报告成了一个有争议的文件。这种争议，甚至异乎寻常地表现为公开的抵制。刘锡诚说：“外地有的地方的领导人，不同意文代会上通过的方针。在一次《文艺报》的编委会上我就听说过，上海的陈沂说上海不贯彻文代会精神。黑龙江的宣传部长陈某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也与北京不一致。”（《真理的追求者——我所知道的晚年周扬》）

从此，人们渐行渐远。这种变化，在周扬周围至为明显。几十年来，周扬一直是中国红色文艺总管，文坛那些重要角色，无一不是他的老部下，对于他们，他不单是毋庸置疑的上级，也素有威望、一言九鼎。不妨回顾一下20世纪50年代，那时，文坛是何其唯周扬马首是瞻？胡风、丁玲、冯雪峰，文坛这几位顶级人物，在与周扬的恩怨之中，哪个不落得千夫所指、万人唾弃的下场（尽管症结并不仅仅是与周扬的个人恩怨）？当年胡风、丁玲不是都痛斥周扬在文坛搞独立王国、宗派统治吗？很难想象——然而却是事实——四次文代会却导致了“周扬派”的土崩瓦解。原因只有一个：周扬在变。尽管文代会报告的起草出自他人之手，并且综合了“一两百人”的讨论意见，但不言而喻，周扬同意和认可这个报告。这让某些老部下深感失望。张光年日记有如下一笔：“（林默涵）谈及文代会，他说周扬同志失职，完全妥协了。”妥协，是委婉说法，它的另一个同义语是“投降”。在荣天屿的记述中，我们看到了四次文代会上周扬于其报告之外，某种更加个人化的形象展示：

这次会，也是周扬复出工作后，与全国文艺界正式见面的一次。无论是在文联的大会上还是作协与其它协会的代表会上，周扬在讲话时，都对建国17年来，他作为文艺战线的一个指挥员，受“左”的思想影响，伤害过不少同志，坦诚地承认自己的责任，并向这些同志致歉。一些老同志听了他的讲话，联想到大家在“文革”中的遭遇，都感慨万千，一些不必要的隔阂消除了，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气氛更浓了。

这也可以解读为周扬的一种身体语言，它所表达的内容，与报告暗自辉映：十七年文艺，“左”的错误是严重的。

分裂“表面化”，以及周扬这面大旗渐渐失去凝聚力时，癌症使张光年看起来像是置身事外。文代会他未能出席，8月间“挑起争论，矛盾表面化”的那次中宣部座谈会他也不在场。他只是在梦中“明确表示”过“不赞成默涵的一些意见”。因此，对于文艺发展感到不满的一方，此时对他大约仍视为“朋友”，不时前来“漫谈”，吐露抱怨。他们恐不曾想象，这位身患绝症的新任作协党组书记，未来数年，将是远比周扬、陈荒煤、冯牧更令人头疼的“最大障碍”。

 

六

 

张光年命大。他一生中，不止一次从绝境安然脱身。1941年皖南事变后，遵周恩来指示，他由重庆撤往缅甸，途中遭遇翻车，汽车冲出悬崖，栽往激流，他竟能幸运地于半空中被甩至河滩，仅以折断一条胳膊的代价生还。

现在，奇迹再次发生。结肠癌最终放了他一马。首都医院大夫们以闪电战方式、在腹内未消毒的情形下，对他施行特急手术。张光年非常幸运，手术极为彻底，癌细胞居然没有任何转移。

从治疗到恢复，经历整整一年。其间，他没有实质性地卷入文坛事务。1980年6月，张光年走出病患状态，重新进入他的文坛角色。他借几件事，切实显示自己的“归来”：其一、决定“坚决地坚持继续举行”全国短篇小说评奖，并考虑扩增中篇小说评奖。这件事，是李季接替他任《人民文学》主编后开创的，是建国30年来当代文学有“新时期”特色的新生事物，对促进文学繁荣有重大作用，张光年在这个意义上决定坚持它并扩大它的规模，以后，他花了很大精力完善这件事，最终形成了包括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新诗、报告文学在内的文学奖励制度，继之为长篇小说单独设立“茅盾文学奖”，而“鲁迅文艺奖”的设立亦在他的思考中。其二、提出《人民文学》增办《小说选刊》的构想，这当然同样旨在促进创作繁荣。其三、加强和调整《文艺报》，提出1981年起由月刊改为半月刊（以“增强刊物战斗作风”——更好更迅即地对文坛现实做出反应），并拟提增唐达成、谢永旺为副主编（此二人后来是与他一道缔造80年代中期文学活跃局面的得力助手）。其四、再与林默涵漫谈：6月24日，“上午默涵来谈。上午8时半来，11时半去。”跟病中此类谈话时的少说多听不同，“这次我谈的多”，“说我们之间可能有分歧，应当交换意见”。他婉转地暗示了自己的立场，并开始介入纷争。

纷争已延续了一年多，分歧非但未消，相反，日益衍化为两大壁垒。昔日的“马首”，尝试做最后的弥合努力。1980年10月23日起，周扬于其安儿胡同住所开始举行文艺界“老同志谈心会”，不同意见方被约请的，主要有夏衍、林默涵、刘白羽、冯牧、陈荒煤、张光年、贺敬之、周巍峙、赵寻等，可能还有其他临时受邀者。这个“谈心会”原属私下性质，到1981年1月，出现了一个“中宣部老干部核心组会”，召集者仍是周扬，参加人与“谈心会”相仿，似乎是后者的延续——周扬在10月11日第8次“谈心会”上建议“谈心通气，定为制度，经常举行，形成领导核心”——由私下性质变成工作性质。查《文坛回春纪事》，“谈心会”记过8次，核心组会则有6笔记录，两者相加，半年间，这样的会至少开过十四次以上。

最初，“谈心”动议来自林默涵。张光年于1980年6月25日记道：“默涵向周提出，希望周扬同志邀他和白羽、荒煤、巍峙、敬之等一起谈谈。”显然，林默涵既不愿意文坛分裂，同时也是以这方式对老领导示以尊重，使他有再次展现“权威”的机会。这番好意，周扬乐于接受，为党的文艺大业计，某种意义上也为个人计，他一生最后一次以中国文坛“大佬”的姿态出现，会盟诸侯，推动文坛重归一统。可是，今非昔比，时代本身孕育了新的矛盾，那是注定无法避免的。从张光年所记来看，努力基本无效。双方“都少自我批评精神”，经常“纠缠在枝节问题上”。谈心会开到第三次，张光年就有意“退出”，以后又屡设法回避。不过，对于“文革”后的中国文学史来说，这十余次谈心会及核心组会，很应该列为专门课题来研究；它的经过，昭示了历史嬗替时刻的重要内容。

正当这些在文坛掌握着话语权的人试图消除隔阂、重修旧好时，现实却不断发生新情况，使他们本来就艰难的努力，希望更加渺茫，本来就微弱的成果，瞬间即被抵销。

1980年10月10日，电影演员赵丹逝世。与今天某个演员亡故所引起的追星式哀伤不同，作为真正的艺术家，赵丹以富于思想性的方式与人世的告别——他在临终前，留下一篇谈话《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人民日报》罕见地在他弥留之际——10月8日——将其发表。谈话的内容，临终遗言的形式，还有《人民日报》的大胆处理，使赵丹逝世变成轩然大波。

一时间，对赵丹遗言作何反应，成为文艺界的分水岭。10月28日谈心会上，刘白羽就陈荒煤的悼念文，“盛气凌人地对陈提出质问，把气氛弄得很紧张”，张光年在日记中说，“我只好（忍怒）插话缓和下来。”忍怒云云，事出有因。张光年与赵丹、黄宗英夫妇是多年至交，10月11日那天，他在日记中上来头一句话，就重重地写道：“清晨广播传来噩耗：赵丹逝世！”在一贯语气深藏不露的行文中，这个惊叹号很少见，很突兀，揪心之态跃然纸上。然而，绝不仅仅出于失友之痛。10月8日，他从《人民日报》读到赵丹遗言，感慨：“读之令人痛心。”区区六字，言有尽意无穷，此可为“忍怒”云云作注。倘仍嫌“所怒为何”不明，那么，11月13日，在美术馆看赵丹画展，边看边想出四句诗：“挥泪辞银幕，泼墨写白芍。丹心美风骨，常温艺海波。”素有城府的张光年，不会像陈荒煤那样，公开写什么悼文，但这不表示他内心不曾引发震恸。“丹心美风骨”，完全可以视为张光年对于赵丹其人之死之言的肺腑之论。由这句“丹心美风骨”，能够想见对于刘白羽“盛气凌人”的“质问”，他断然不能赞同。

其实，赵丹不过是道出了一般爱国文艺家的心声。明代李贽，评论本朝建文帝朱允炆的四年之治时，说：“盖（洪武年间）霜雪之用多，而摧残之意亦不甚少。而建文继之，专一煦以阳春。”（《续藏书》）意谓朱元璋如严冬，以阳春比朱允炆，称赞他始终（“专一”）将暖意带给民间。“文革”后的中国，与此颇相类。历经“文革”的凋残，今后文艺究竟何去何从？人们热盼能够“且以宽政解严霜”，使中国真正迎来一个暖意融融、繁花似锦的阳春。赵丹临终谏言，无非为此；陈荒煤、张光年这些仍然活着的“老文艺战士”心中所想，也不过如此。

因此，1979年下半年起的文坛“分裂”，原因说简单也很简单。到80年代后期，“宽松”、“宽容”经常挂在人们嘴边，但在1979、1980、1981年那阵子，这样的词明确说出来，条件还不允许——但许多人，包括周扬、夏衍、陈荒煤、张光年、冯牧等在内，他们心里所想，实际就是这个意思：对文艺宽松一些，宽容一些，让它好好地复苏，不要弄伤了刚刚长出的嫩苗。而另外的人，却忧心于“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是否会被“所谓”的宽松、宽容破坏、否定、抛弃，在他们眼中，兹事体大，马虎不得，“纵容”不得。双方分歧就在于此。

根本问题上态度不一，其余一切具体方面，解读及看法自然也都随之纷然相异。歧见集中在如何看待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上。“两个凡是”压制“文革”后中国人的精神与思想约一年多，1977年下半年逐渐受到挑战。在文学界，张光年主编的《人民文学》决定发表《班主任》，是一个转折。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发表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引起更大轰动，这种轰动赋予它在文学潮流中的代表性，“伤痕文学”的命名由此而来，只不过当时也有其他的称法，如“感伤文学”、“暴露文学”、“反思文学”等。这些名称，可能对创作特征的强调，各有侧重，但总的来说，是指同一现象。到这个阶段，文学对极左政治的抨击，已经从表浅、抽象、大而无当的套话，切实地转向普通人的人生遭际，用真实的故事再现人和人性被损害的事实，极左的丑恶开始变成各种有血有肉、活生生的细节。这超出了某些人的承受范围。他们给伤痕文学加上暴露社会阴暗面的罪名（从《讲话》开始，出现了这种罪名），斥责反思“文革”的创作不是“向前看”，把揭露左祸的描写说成“缺德”。总之，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思想解放运动以来的文学，基本持否定态度。1981年8月8日，张光年记述：“下午去怀仁堂，听乔木同志作总结讲话，很好，很有说服力。惜后段为写作题材划禁区（十年、十七年左的错误），说再写下去，就会走向反面，讲的过当了。”显然，与现今文学史的评价完全不同，那时，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都被视为负面的文学现象；这种评价一直保持到1985年初的四次作代会——1984年8月，在起草作代会报告时，张光年提出“正式承认这个名称”，还打算“要写一篇《伤痕文学论》”，可见到这时为止，伤痕文学才获得正面的官方文学史地位。

张光年为人，工于心计——这词儿于兹，未必是贬义。他的对立面，说他“很厉害”，“极善于见风使舵，借助风力，收到效果。”（贺敬之引述刘白羽语，并加以评论；见《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他的“亲信”如唐达成，也说他“喜欢文过饰非”。总之，他不属于一眼可以看透的人。这样的人，深藏不露，处世隐晦。可以想见，文坛分歧初起时，他不会过分暴露自己的姿态，相反，他会尽可能在身体上涂染伪装色——这既出于自我保护的意识，也出于性格。然而，矛盾却尖锐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于张光年这种人也回避不下去，被迫拿出鲜明的态度，成为漩涡中心的搏击者。

 

七

 

把张光年逼至退无可退境地的，是《苦恋》事件。

这以前，张光年领导下的作协，及其主要刊物《文艺报》《人民文学》等，已在诸多问题上与新时期文学“唱衰派”意见相左、各弹其调，以致引起《文艺报》是“右派掌权”之论。1981年１月28日，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在办公会议上对《文艺报》提出“粗暴批评”（张光年日记语），“甚至谈到编辑人员要调整”。此时，张光年的反应仍然沉稳，他在传达王任重批评的会上表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事实如有出入，可以适当说明，顾全大局，不要有抵触情绪、委屈情绪。”几天后，又有人告以“某公在某会上说：‘《人民文学》不够好，还可以办得更好一些，如果人力不够，可以加强些么。’”暗指《人民文学》亦当“调整”。对此，张光年只是说：“下午翻阅《人民文学》１月号，看了秦兆阳的小说，张志民的诗，刘宾雁的报告文学，意识到某公为何不高兴，不禁笑了。”（《文坛回春纪事》，1981年２月4日）

然而，《苦恋》事件却不容人淡然以对，一笑置之。

《苦恋》（拍成电影后更名《太阳与人》）的人物，实有所本，原型就是画家黄永玉。最初，白桦和彭宁只打算把黄永玉的遭遇拍成纪录片，后经夏衍建议改为故事片。白桦回忆，拍摄过程中，王任重派专人到外景地找到导演彭宁，说：“我别的不干预你，你这个片子的结尾这一组镜头不能拍。”（电视专题片《非常凤凰大视野·非常电影之〈苦恋〉》对白桦的采访）这组镜头描写受迫害的主人公，将“四人帮”垮台后前来寻找他的人们误以为是追捕者而逃命，最后死在雪地里。死前他的身体在雪地上划出一个巨大的问号，他就死在这问号中，眼望苍天……白桦说：“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号来，就是提出来一个问题，希望观众能够思考这段历史，反思这段历史。”（同上）注意他的用词，是“反思”。如前所述，这正是那时文学常见的共同的主题。因此，《苦恋》既不是孤立的，实际上也并不比许多别的作品走得更远。不过，电影艺术较诸文学，额外多出了一股视觉冲击力，直观地说，《苦恋》的故事用电影语言讲述，比小说更刺眼。除了结尾的镜头，影片开始时，在一轮硕大太阳的背景下，大雁排成“人”字阵形飞去，突然几声枪响，有雁应声坠落，那个“人”的字形霎时撕裂——这样的寓意，从银幕上体现出来，有“触目惊心”之感，如果仅仅从字面上读到，效果则不会这么强烈。

考虑到1980年的时代现实，有人不能承受这样的“刺激”，不足为奇。此外，影片无论剧本还是电影语言，都存在一定的概念化或理念化痕迹，也是事实。就此而论，针对《苦恋》有不满的声音发出，或对其缺陷提出批评，似乎并不会引起人们过多的关注和忧虑。事实上，不少对严厉批判《苦恋》持保留态度的人，也未见得多么喜欢这部作品。唐达成与丁东对话中，说看了影片后，“感到艺术上漏洞很多，许多情节设计站不住”，“理念的东西太强了”，“把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寓言化了，也就简单化了”。问题在于，“虽然水平不高，有重大缺陷，但不能这种批判法。”

也可以参考钱锺书夫妇的态度。陈丹晨对来访者陈为人讲，他问过杨绛，杨绛说他们夫妇觉得“这个电影毛病太多了”，“说白桦没到过国外”，“他不懂的”，“他们挑了很多毛病”。“但是，他们非常反感批的事”。（《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

这才是《苦恋》事件的关键。表面上，是《苦恋》一部作品的优劣褒贬问题，实际上，是究竟能不能、应不应该接受批判《苦恋》的方式。说白了，人们并非为《苦恋》而抗争，是在为就《苦恋》展开的批判隐含着什么、喻示着什么而抗争。唐达成说：

当时，《解放军报》登了黄钢一篇大文章（此文登载于《时代的报告》增刊，唐记忆有误，《解放军报》也有批判文章，但非黄文——引注），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批判作者反党反社会主义。文化界思想界都很受震动。文艺界的不少同志看了很不满意。……大家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惊恐感。好像“文革”又来了。大批判又来了。言谈之中，都很不以为然。

他所谓“不能这样批判法”，除了公开发表的黄钢重头文章，还有其他一些幕后场景可以参证。张光年1981年2月23日记述，这天，核心组在周扬家开会讨论《苦恋》修改事，“白羽、默涵咄咄逼人，碰得夏衍老头气恼不置。” 我们知道，《苦恋》由纪录片改为故事片的建议，出自夏衍。3月2日则记道：“黄钢借《太阳与人》电影事件向中纪委写报告，要求调查出笼经过，追查支持者。”这样的气氛，以“山雨欲来风满楼”形容，不能算过甚其辞。

症结的确就在能不能“这样批判法”。假若尚有回避余地，张光年恐怕总是设法回避。但此刻，黄钢的“要求”十分具体地提了出来，“周扬在会上征求意见”，必须明确表示赞成或者反对。“默涵支持黄钢，贺赞成调查，荒煤和我表示反对，夏衍、赵寻、陆石等也不赞成作为违纪事件处理。”张光年强调：“我第一次同默涵公开争执。”

反对！公开争执！旗帜鲜明，不再保留回旋余地。性格上一直有“文过饰非”习惯的张光年，终于打破习惯，露出分明的棱角时，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什么原因让他如此“决绝”。

首先我要指出，单就《苦恋》这部作品的思想倾向来说，张光年也许不单不会为之辩护，相反，他极可能处在其对立面，至少是不以为然。《苦恋》的主题，一言以蔽之，曰“人”；是人性论、人道主义的那个大写的“人”。而作为老一辈革命文艺家，张光年对此类理论和观念，久已形成不能接受的心理。我们看到，就在批《苦恋》的同时，他在日记里几处涉及别的作品或文章时，都单独表达了对人性论的不认同。4月1日说：“下午一口气看了刘心武的中篇《如意》，三万多字，写十年动乱中几个最被人看不起的小人物（老校工、落魄满族）都有一颗善良的、美好的心，却落得悲剧结果……有人从字面上说它是人性论，说不上。”4月11日说：“看了《文艺报》第七期上关于中篇小说的两篇综合评论，内容可读，但皆以肯定口吻赞扬了某几篇作品中的人性、人性复归、人道主义，值得注意。”

张光年的“反对”，或可借1981年第10期《文艺报》一段编者的话来鉴证：

目前本刊收到来稿及来信共十二件，除对《苦恋》提出自己的看法外，其中十件对《苦恋》进行批判的做法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对文艺创作的批评“采取了不够慎重的方法”，“使得社会效果适得其反”，“即使《苦恋》有原则性错误，也只能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地分析，不能无限上纲”。

以及他9月6日日记中的一笔：

晚韦君宜来，携来黄秋耘从旧金山来信。黄到旧金山看他弟弟，请假半年。信上说海外华侨听说又要批《苦恋》，怕发展为反右运动，十分忧虑。

再看看批判者对他的劝告与分析：

陈播劝我们不要怕损害繁荣局面，来稿少了也好。（8月21日）

魏巍分析害怕展开批评的思想根源，似乎我们这些人都不理解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斗争，不了解批评《苦恋》无损于文艺界安定团结与二百方针的贯彻……（8月22日）

是的，这都从不同方面，解释了他何以“反对”。

他并不赞赏《苦恋》，然而，他“反对”对《苦恋》的处理方式。

——这隐约让人想起一句名言：我不认同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好像是启蒙主义大师伏尔泰说的。

在欲对《苦恋》进行整肃和反对这种整肃的人之间，只存在这一点点差异。然而，那是可贵的差异。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终于出现了这种差异，是这个启蒙时代切实有所进步的标志。

它来得并不轻松。1981年，很多人都还是“惊弓之鸟，心有余悸”（唐达成语），这样做需要正义和良知，需要直面风险的勇气。

白桦回忆，《苦恋》被点名批判后，白桦奉命来京修改剧本，一次艾青见到他，“他说你怎么样，很感情的，我说还好，他说到底具体情况怎么样？他很担心。”于是，白桦给艾青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华中理工大学的学生，设法让白桦同意见他，条件是只见面、不说一句话。果然，见面后学生留下一样东西，就走了。那是一只红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块普通的石头”，上面写了几个字，“愿你像岩石一样坚强”。“我把这个故事讲给艾青听，艾青马上老泪横流，很激动，紧握着我的手没话讲。”“可是没过几天，当时在北京高层召开的一个会议上，他就对我展开了激烈的、尖锐的批判。” （电视专题片《非常凤凰大视野·非常电影之〈苦恋〉》）

我在张光年日记中，还真的查到了艾青发言这件事。那是1981年8月17日的作协书记处联席（扩大）会。“艾青发言，指斥白桦是持不同政见者，是骗子。陈企霞不同意这样讲，反驳时情绪激动。”

艾青的举止，与其说应该遭到鄙夷，毋如说是怜悯。由此，可知什么叫“惊弓之鸟，心有余悸”。1981年，这个被敲打了多年的“老右派”，心中显然保存着来自过去20年的太多的“经验教训”。

同样作为“过来人”的张光年、陈荒煤们，能够举起“反对”的手，是可贵的，也令人看到了希望：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被摧折成了艾青那个样子。还有其他形式的抵制，“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不转载《解放军报》的文章”（刘锡诚《风雨伴君行——文学界的领头雁冯牧》），上海的有全国影响的《文汇报》也没有转载。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

7月，传来邓小平的指示：“小平同志要求文艺界写一篇有说服力的评论《苦恋》的文章，《文艺报》发表，《人民日报》转载，结束这场争论。”（《文坛回春纪事》，1981年8月18日）张光年的记述方式，显示他对指示精神的解读；要点有二，一是有说服力”，二是由“《文艺报》发表、《人民日报》转载”来“结束”争论——反过来说，这可以理解成，先前《解放军报》等的“批判”，不足以代表权威的尺度。他循这两点组织和布置唐因、唐达成撰写了结《苦恋》事件的批判文章。

此后的事情，成为拉锯战，进退往复不知多少回合，实难尽述；不妨借如下的概括以呈：

当年，中国文化界的诸多精英，分管意识形态领域的几乎所有头面人物，直至总书记、总设计师，呕心沥血，绞尽脑汁，集体完成一篇批判文章，而且经历了“八易其稿”这样漫长艰难的历程……（《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

这里，从局外人角度说一点感受。1981年10月，二唐执笔的《论〈苦恋〉的错误倾向》在《文艺报》发表并立即由《人民日报》转载时，我还是在校的大学四年级学生。当时觉得，与读一般大批判文章无异，印象不好。孰知背后竟有那些曲曲折折的内幕；此批判非彼批判，同属批判，却已然是对另一种批判抗争，抑或用这种批判换取了对另一种批判的制止。中国的事情，中国的前进，确非一般逻辑可推知者；其艰难性，我这代人尚且有所不见，晚近的年轻人恐怕更无从想象今天这样一个宽谐格局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从7月到10月，张光年日记涉及二唐批《苦恋》文章的修改及开会讨论诸情形者，不下十余处，琐碎之极，读之尚且头晕，当时置身其间实际操作，不堪其苦更不待言，诸如：“我帮助清理了五段文字的逻辑关系”，“看了二唐改出的批《苦恋》稿，越改越乱”，“仔细修改了第一部分，从中删去七百字，反复考虑了第二阶段修改方案”，“上午比较顺利地修改了第二三部分，剩下最后部分”，“上午邀了二唐来。建议他们删去第四部分，而将初稿第五部分的第四段稍加改动作为第四稿的结束部分，他俩同意了，当场动用剪刀、胶水解决问题”，“二唐应邀来，逐页商讨了我改动的地方及建议改动的地方”……中间，欲假《苦恋》大兴风浪者气势甚盛，张光年一度力不能支，接连两天出现“辞职”念头（8月21日、22日）。直到9月26日，中宣部最后一次讨论二唐文，在王任重首先传达胡耀邦、习仲勋“不用大改，可以发了”的电话指示的情况下，某领导仍旧“寻章摘句，陆续提出几十条意见，要求如何如何修改”，张光年“三次抑制不住自己的脾气，针锋相对地进行辩论”。他在日记中评论道：“他们想改成一篇上纲较高的社论性文字，这和小平同志原意相违反，是不能同意的。”

拉锯战是由胡耀邦发话了结的。9月25日下午，他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集文艺界人士谈话会，要求文化部、文联早日召开首都的主编会议、部分作家会议，“解除顾虑，鼓起干劲”；谈到尚未定稿的二唐文，则说：“我看第一稿就不错。”10月2日，宣传座谈会，胡耀邦讲话，其间，有中宣部领导插话“说当前主要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实际是反右（不那么讲），左的不多了”，“这个说法，被耀邦同志否定了。”10月6日，胡耀邦会见南斯拉夫作家代表团，“高度评价了明天将由《人民日报》转载的《文艺报》二唐文章，说这是说理的，代表党的方针政策的”。陪同会见的作协人士，迅速将这一消息带了回来。

不过，必须看到，张光年及其领导下的作协，长达3个月的坚持，也对使拉锯战最后取得如此结果功不可没。

10月13日，胡耀邦致信文艺界四位领导林默涵、贺敬之、张光年、冯牧，再次对《文艺报》提出表扬，说：“我对文艺批评能够健康地发展是充满信心的。《文艺报》已经带了一个头……”10月22日，意识形态另一位高层领导胡乔木也写信给周扬和张光年，“说二唐批《苦恋》文‘很好’，是‘苦心孤诣之作’”。

《苦恋》事件——或许称之为一场文艺“危机”——就此结束。博弈的结果，《苦恋》遭到了批判，但是，批判被控制在“说理”的层面；没有人受到任何政治追查及处理，白桦可以继续写作，不仅如此，他的一首歌颂三中全会的诗还进入了《诗刊》评奖获奖名单。这样的结果，在当代文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

实际上，《苦恋》事件以“批判”的形式导致了一次突破，它宣告一种历史的终结，同时也是文艺界的一次重新洗牌。

翌年10月，一段时间以来在诸多问题，尤其是批《苦恋》上表现积极的《时代的报告》杂志，受到中央严厉批评，“责令编辑部检讨”，“改组编辑部”，“军队干部要撤出，黄钢不再担任主编和编辑”。（刘锡诚《风雨伴君行——文学界的领头雁冯牧》）

周扬则于二唐文发表之后一周，突然在文联主席团扩大会上宣布“已向中央辞去中宣部副部长职务”。对此，刘锡诚认为：“二唐文章发表之后，周扬大概感到他所领导的文艺界已经完成了一件牵动大局的事情，几年来‘左’的势力的不断挑战也使他太累了”。分析颇当。功成身退与倦勤之意，兼而有之。张光年记曰：“贺敬之很着急”，亦可想象；周扬之去，文艺界的麻烦事自然都将落在贺的肩上。“晚夏衍从医院来电话，对周扬辞职表示无限忧虑”——这属于另一种“着急”。张光年未提及自己的心情。但是我想，主掌文坛数十年的周扬引退，应该还包含一层意思：他认为或者希望相对更年轻、精力更充沛的领导者，来担负责任——这样的时候到了。

《苦恋》事件中，张光年见招拆招，黾勉撑持，终于拿下这一难局。不单如此，其麾下如唐达成等也得到锻炼。有人说，从此文坛的“周扬板块”向“张光年板块”过渡。确有这种趋势。

 

八

 

并不是说，张光年对于自己填补周扬离去之后那个文坛的权威真空，很期待，很乐意。很难说他有此兴趣。事实上，紧跟着周扬辞职不久，1982年2、3月间，他也动了辞职念头。我们首先看到他在马识途来京探望时透露了此想法，随后，又对作协书记处数人谈起，甚至也跟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正式谈了。贺“对我退居二线之意表示理解，但不赞成提出辞职，认为还要有个过程，管得少些。”（3月4日）张光年没有谈到他打算辞职的原因；我们估计，一是与周扬想法相同，一二年来的纠缠实在让人太伤神劳身，二是他似乎想腾出时间自己写点东西，因为他读了茅盾刚出版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后，很感慨，说“这鞭策着我下定决心今年要开始写自己的回忆录”，“（给后人）留下点东西”。（2月28日）

他在文坛的对手，有时把他描绘成权力迷。似乎不是那样。

正在这时，中宣部迎来了新部长；同时，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工作，也重新布置——3月24日，“今天上午王任重在中宣部会议宣布中央决定：任命邓力群为中宣部长，朱穆之为文化部长，中央书记处下设思想工作小组，胡乔木为组长，邓力群为秘书，周扬为中宣部顾问及思想工作小组成员。”（《文坛回春纪事》）

随着《苦恋》事件尘埃落定，“文革”后文学渡过了转型的第一阶段，旧话题及其交锋以某种方式划上句号，双方头面人物也随之淡出。新话题正在生成中，并将由新的焦点人物来承担。在这样的时刻，文坛暂时呈现相对的平静。

平静维持了几个月，只出现相对小的波澜，例如围绕影片《天云山传奇》发生的争论，和中宣部文艺局汇报会上邓力群、廖井丹对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作出严厉批语，都引起关注，不过并不牵涉全局。但到1982年下半年和1983年，文坛重新卷入大的动荡——这就是批现代派，和因“异化”问题批周扬。

现代派话题出现，标志着“文革”后中国文学的阶段性变化。它的出现，使你觉得先前有些人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阻击，有些可笑。换言之，文学实践的发展，远远超出这些人所能认识到的程度。当他们还在为能否容忍至少就艺术观念而言尚属“现实主义”范畴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食不甘味时，创作本身其实已经超越、甩开了这样的话题。首先是诗歌领域出现了朦胧诗，这种写作从传统角度说既不属于现实主义，也不属于浪漫主义，明显反映了现代主义的影响。稍后，是小说创作的跟进，王蒙的吸收意识流手法的若干作品，风靡一时。以此为基础，文学思想也酝酿突破。1981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高行健影响很大的小册子《现代小说技巧》（叶君健为之序，支持现代派）；1982年第8期《上海文学》发表了冯骥才、李陀、刘心武之间就此书讨论现代派问题的通信——时称“四只小风筝”。“风筝”之谓，大约指其有试探之效。既然试而探之，反应自然就来了。高行健从叶君健处得知，自己遭到点名批评。高给巴金写信，并去看望夏衍，在夏家同时见到《上海文学》负责人李子云。不久，“《上海文学》接连两期，先发了巴金对一位西方记者的讲话，特别谈到现代派作为一种文学流派，年轻人想写，不值得大惊小怪。之后一期夏衍的长文，甚至说鲁迅也是现代派。”（《没有主义》）与此同时，1982年第1期《外国文学研究》发表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认为现代派文艺是现代化的产物，既然中国在从事现代化，则将来也会出现现代派。徐文是单独出现，与“四只小风筝”没有关系，本来影响也远不如后者，然而在批现代派中它却成为主要的靶子——此为后话。

以上把现代派问题缘起大致交待。这场风波的有趣处，在于积极组织批判者，偏偏是伤痕文学时期思想解放的冯牧及其领导的《文艺报》班底。张光年日记载：“近来冯牧同志多次谈到王蒙、李陀等发表在《北京文学》去年12月号的四篇文章，认为王蒙文否定写典型，否定恩格斯公式，昨天会上，他又激动地谈了，引起白羽说‘应当公开论战’。”（1983年1月30日）先前歧见甚深的人，现在却在现代派问题上携起手来；这一点，倒充分说明了文学确实已经来到一种新的处境，每个人都在接受新的挑战。

那么，张光年如何？

现代派问题演变成一场风波时，张光年正率领作家代表团在北美访问，他9月29日飞美，10月25日回国。从日记看，《文艺报》批徐迟的动作，当系此时策划，他毫不知情。回国后第四天，10月31日，他方于来家拜访的吴泰昌口中，得知此事：

晚吴泰昌来……说下期《文艺报》转载了徐迟提倡现代派文章，同时发了李基凯写的“质疑”文章，我觉不妥，但这期已付印了，听后不胜忧虑。半夜醒来，越想越不对，应当提意见。

他的态度，明确不赞成；不止如此，还把这件事看得异常严重，做出非常激烈的反应。翌日一早：

晨为《文艺报》11期内容打电话给唐达成、孔罗荪。8时唐来，谈考虑转载徐迟文经过。我系统地谈了几点意见，主张停印、抽换，说明这是郑重考虑的参考意见，请他向党组、贺敬之转达。如来不及，就按中宣部意见办，我保留自己意见。

第三天记曰：

唐达成来信，经向贺、冯汇报后，认为《文艺报》11期如停印，会引起震动，只好在12期补救。文艺局将邀报刊开会招呼：不要同时都来批现代派。

看了李基凯批评徐迟文校样，确实不好。补看了《上海文学》杂志上冯骥才、李陀、刘心武三人通信等材料，应妥善处理。

以后几天，所虑所为，也都跟《文艺报》批现代派有关。日记涉及此事者，一直持续到翌年（1983）2月。夏衍替现代派说话的长文在《上海文学》发表后，冯牧、唐达成、唐因等皆表不悦，对此，张光年却答以“我说不要这样看，我刚看完此文，固然不全面，我还认为是好文章。《文艺报》对‘现代派’的批评方法不对，文风不好，脱离了老、中、青作家，值得总结经验。”（2月11日）2月15日以在与谢永旺通话中，“谈到《文艺报》批评‘现代派’，我对刘锡诚文表示不满。”（按：刘文非发表于《文艺报》，而发于《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但刘时为《文艺报》编辑部主任。）2月18日，读了王蒙新作《相见时难》，在日记中为其一辩：“上午看完了王蒙的《相见时难》，我看还是有特色的。……中篇小说预选中，对王蒙作品贬抑过分，我拟写一封信给冯牧转评委会”，谈到张承志《绿野》，则说“吸收印象派手法，着重写印象，写色调，写感觉，作为练习是可以的，评奖就算了。”虽不以为佳作，却流露出对创作吸收印象派手法并不排斥。

王蒙暗示，积极批现代派，让《文艺报》一班人倒了霉：

《文艺报》的同志也不顺利，他们收获的也不是他们所需要的果实。后来，张光年同志传达作协班子决定，《文艺报》改成报纸形式，冯牧改去编《中国作家》杂志。副主编唐因到了文学讲习所（后改名鲁迅文学院）主持工作。编辑部主任刘锡诚到了民间文学研究会。李基凯则不久到美国探亲，没有再回来。我私下认为，这是该时的《文艺报》向周扬叫板的后果……经过改组，这个同仇敌忾的《文艺报》已不复存在，中坚人物各自东西。

这一连串的人事调整，恐怕跟批现代派没有特别的关联（至少冯牧与张光年的关系并未受到影响）。但是，张光年将批现代派“扼杀于摇篮之中”，却是事实。三四年后，当张光年作为文坛“自由化”后台被批判时，这件事是主要罪状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王蒙所谓“向周扬叫板”的说法；他透露，批现代派不合周扬的胃口：

当我将乔木对我的意见忠告（胡乔木曾关心地带口信给王蒙：“少来点现代派”—引注）说给周扬听的时候，周扬立即表示不同意，他说他主张更多的探索，更少的干涉。他后来到处讲“唯陈言之务去”，讲“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他甚至在一次发奖会上直截了当地讲王蒙，说王蒙有思想，要鼓励他的探索，不要搞得多了一个部长，少了一个诗人。（《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

这些话，可作为背景资料吸收到我们对这场风波的认识中。在我看来，张光年不同意批现代派，首先是他自己觉得这不利于文学的发展。不过，出于文坛错综复杂的关系，许多人事后都乐于想象存在周扬的影响，并就此巩固了张光年是“周扬的人”的看法——在随后的事情中，张光年很快感受到了由此形成的障碍。

1983年3月3日，张光年记道：

下午3时偕王蒙乘于江车去天津……到达马场道市委第一招待所（迎宾楼）四号楼。饭后与周扬夫妇漫谈，9至10时，又与王元化漫谈一小时……

纪念马克思文章正在赶写，结尾部分，周扬同志讲了要点，颇有新意。

这就是后来替周扬惹了大麻烦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此时，正在天津写作中，王元化是参与者之一。张光年偕王蒙去天津，另有其事——来跟天津市委宣传部商谈借蒋子龙为《人民文学》副主编。

张光年不会想到，这篇文章将招来那么严重的后果，竟致他和王蒙此来天津所奔波之事也受其累。

10天后，《文汇报》将周扬文第四部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发表，这，也正是张光年说“颇有新意”的“结尾部分”，其著名之处在于谈论了人的“异化”现象。此前，张光年已风闻周的论述“引起争议”；他专门找来一份《文汇报》，“傍晚看过了，有缺点（对资修诬蔑我们‘不人道’的言论缺乏有力批判），字面上找不出大错来。”（3月14日）隔了一天，周文全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张光年也马上看了：“要谈的问题太多了，不免有疏失（主要是第四部分），但还是有很好的深刻见解，倘由此引起一番公开讨论，我看是好事情。”（3月16日）语气仍较轻松。不过当翌日他见到周扬，听后者说起为了那篇长文“曾在电话中同邓力群大吵一顿”，他应该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了。

照理说，周扬文章出事，跟文学应该关系不大；虽然从理论上说，“异化”问题牵涉现代派文艺，但周扬所谈，究竟仅于哲学层面。可是很奇怪，张光年感到周扬遇到麻烦后，他的工作也突然变得困难起来。

《苦恋》事件后，张光年一直在考虑文坛新老交替问题，他本人确实有退居二线的愿望。对此，他所属意的首选对象，应该是王蒙——后由唐达成接任党组书记，另有故事，稍后再表——当初，所以力避批现代派搞出声势，与此或不无关系。

此刻，他正在走整个计划的第一步棋：从《人民文学》班子调整入手，由王蒙接替主编一职。

早在1982年夏天，张光年第一次对王蒙谈了此事；同年12月24日，也即正闹批现代派风波时，他又对王蒙“重谈了夏天谈过的邀他主持《人民文学》及该刊编委会改组的设想”。但不知何故，12月间，张光年日记提到拟以葛洛为《人民文学》主编、王蒙等为副主编，变化的原因，日记未交待。这显然让王蒙感到不悦，他或许会联想成这种变化与批现代派有关，并一度因此与张光年疏远。经过做工作，王蒙同意面见张光年，直言道：“您原来要我当主编，我是按这个来考虑的。如果条件不成熟，可以等等再说。”张光年在日记中说：“我对他的直率感到喜悦。”（1983年2月20日）

从日记看，张光年一直没有中断努力，与贺敬之谈过多次，也同胡乔木谈过，但苦于一直定不下来。这回，似乎终于有了眉目；不仅明确王蒙出任主编，还接受了王蒙提出的调蒋子龙为副主编的条件，为此，他和王蒙一起专程来游说天津市委。回京后，首先得到好消息，北京市同意放王蒙来《人民文学》（当时，王蒙的工作关系隶属北京市），只是天津方面的工作还要继续做……正当他们仍在努力时，3月29日，冯牧打电话告诉张光年，“北京市不同意借调王蒙”，蒋子龙那边也传来消息，“天津领导开了会，决定不放他来京兼职。”张光年写道：“总之，原来同意的现在都变卦了。”冯牧还透露，“可能与‘批周扬’有关”。张光年愤然说：“那我就不干了吧。”当天，他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末尾是这么几句：

我近几年很少写作，自觉丧失了作家协会会员资格，在作协工作上，也有负党中央和文艺界的重托。近半年来，想从《人民文学》杂志做起，对作协工作进行一些调整改革，而人微言轻，迄今一事无成。我深感到继续担当作协党组书记职务，只会误人误己误事！

心情大坏。3月31日，“细读”乔迈报告文学《三门李轶事》，记曰：“今天看了很受感动，启发我思考不少问题，伤心地哭了。”如此笔墨，在张光年日记中绝无仅有。我找来翻开《三门李轶事》，看到这么一段：

总之，“党组”的旗帜就这样打起来了，最年轻的党员荣凤春抖擞精神，就任了第一任组长。好心人替他们捏把汗，有人给算了一下，论人头，他们组能有十几个人干活，其中除了三个党员是中青年以外，还有一个病号，三个老头，一个半拉子，六个小姑娘，忙的时候还可以动员起来五个家庭妇女（其中包括两个老太太）。年龄最大的74岁，最小的16岁。这样，他们就集中了全村的老弱残兵。而另外那两个组则全是一色棒劳力，怪不得有爱凑热闹的人给编出顺口溜来：“王组强，冷组棒，‘党组’真够呛！”另有好心人替他们发愁说：“到秋天，‘党组’这台戏可咋唱？”

未知令张光年“伤心地哭了”的，是否包括这一段？劣坏的心绪，纠缠了他好几天。4月5日清明节，他写道：“想到近年陆续逝去的同志和战友，真该放声一哭！”这天，他再读《三门李轶事》，忍不住想就它写点什么，可半天才写出二三百字，“还是闲话，牢骚话居多”。4月6日上午，阅“邓力群为批周而编印人道主义异化材料的讲话……写文二百字，写不下去，只想写辞职书。”一种想法，或不平，在胸中挥之不去：“要真是学术争鸣倒好了，为什么一说批周，（关于调王蒙、蒋子龙），京、津、宣马上给我们另一副脸色看？周扬并不是作协领导人啊！”

经过对材料的分析，张光年个人与中宣部有关领导的关系，就是从批现代派、批周扬这两件事开始恶化的。此前，更多属于观点有异、意见不一；现在，又进而羼入了个人情绪。两件事之间，情形有别。批现代派那件事，可能由于他“强行”阻止，似乎有“凌驾于上级之上”的嫌疑，更多地引起中宣部领导的不快。而批周扬这件事，在他看来，本不必与作协工作有牵连，结果却被给予“另一副脸色看”，以他的解读难免不是以公挟私。

不快在滋长，在发展，以至于日记中出现了直露的、毫不掩饰的议论：

（中宣部部务会议）贺敬之作了情词激烈的发言，点名批夏衍，不点名地批我，说批现代派及反党文艺遇到阻难。他没法干了。真可笑！（1983年6月1日）

有个词叫“互动”；当时似乎还不知道这样一个词，而是习惯于用“斗争”来表述。其实，显然“互动”这个词更好一些。许多事情，很少能到“斗争”那个高度，往往起自误会、心气儿、性格，一旦僵在那里，就你来我往，顺势而去。就此而言，有偶然性。当情绪色彩渐渐浓厚起来时，我们明显看到的是“互动”的魔力。“互动”经常是一种彼此的激发和反弹，你往北了，我就偏往南，你若往南，我则刻意往北，而实际彼此原有差距未必如此之大。唐达成说，那段时间，张光年推荐他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哪一段？——“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

所以，在张光年与中宣部领导（主要是贺敬之）之间，看不到这种“互动”关系，把一切都说成思想冲突甚至简单用谁左谁不左来区分，并不合乎事实。我留意过贺敬之当时的一些讲话和论述，发现他颇为注意的是稳妥的分寸；直到2004年，他就胡风平反问题有人对他的指摘而给《随笔》编辑部写的一封信，态度平和，据实说理，给人以好的印象。

不过，放到历史发展的层面上，我们又不能不看到所谓个人意气之外，也有着更深刻更整体的力量在进行角逐。最终而言，个人人生的演出，不过是对于历史意愿的演绎。每个人，出于复杂的现实原因，会被摆到不同的历史角色中，他与这角色未必互为表里、丝丝入扣，有时甚而皮里阳秋，但是没有办法，在其位而谋其政，来到那个位置，入了那个角色，只有八仙过海各呈其能，让历史借助并通过自己去尽情地表现与发挥。

 

九

 

眼下，“文革”后文学走向的角逐，来到其最关键的一役——四次作代会。

过去惯例，文代会举行的同时，召开作协理事会（扩大）会议（相当于今之“作代会”），产生新一届作协理事会。1979年四次文代会期间，虽然产生了新的作协理事会，却仍沿用1962年的“第三届作协理事会”名称，实际只是一次改选。这就是为什么1984年召开的作代会被称为第四次作代会的原因。顺便说一下，四次作代会，也是第一次脱离文代会而独立举行的作协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作为一种体制化的文学架构，作代会对于中国文坛，可以比附党代会对于国家政治的意义。其帷幕启阖之间，文坛继往开来，并重新厘定目标、规范与格局。不言而喻，这一切都不会等到真正开会时方作计议，而总是帷幕未启、大局先定。所以会期确定之前的一段时光，是最紧锣密鼓的。

四次作代会会期一拖再拖。张光年1982年6月26日提到：“照章应在今年举行的作协会员代表大会推迟到明年举行”，而最后终于举行时，已是1984年12月底。这种难产，反映了文学领域诸多因素的消长不定。

拖到1983年6月，四次作代会已经延期一年未能举行，客观上不好再拖，至少筹备工作得先做起来。于是，中央批准了作协“四大”的请示报告，着手筹备。原计划，应是1983年年内举行，未果；长达两年的筹备过程，与政治形势一道，几经起伏。

关于作协四大的请示被批准时，距周扬因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挨批不久，情势对张光年不利。上级明确指示，筹备工作由贺敬之领导。从日记中可以揣见，张光年此时心情低沉，态度偏于消极。6月7日，作协党组会，就刚刚下达的作协四大批示讨论相关事宜；张光年“强调各项筹备工作争取贺敬之同志领导，重要的请他拍板，并请文艺局派人参加三个筹备组。”显然，张光年不得不接受由贺敬之和中宣部全面引领筹备工作的现实，对此，他应当不会感到很愉快。6月10日，与贺敬之工作交谈，张光年当面说，四大筹备工作“按批示由他（贺敬之）领导并拍板”，同一天，张光年在另一个场合，对前来听取汇报的冯文彬谈及作协体制改革计划时表示，工作在年底会告一段落，至于以后，“我管不到了”，言下似乎年后就将引退。冯牧亦有此意。他在6月14日向贺敬之汇报拟于7月就作协四大筹备事召开各地分会工作会议的计划遭到否定后，“对党组工作有倦勤意（不想干了）”。

惟一的安慰，是《人民文学》班子调整（《小说选刊》同时与《人民文学》分家），终于实现，王蒙出任主编。张光年形容说：“我很高兴，一年来舌敝唇焦，到底办成了一件事！”（6月28日）极言其艰辛。此事确实值得瞩目，它与后来的“八五新潮”，颇具渊源。

作代会的事情，又屡有变故。9月14日得知，邓力群让开会时间再“延至12月下旬”，因为他主张“先选好代表，代表先下去，并学好《邓选》”，然后再开会。未几，冯牧带来新的消息：“由于中央要抓思想战线问题，作协‘四大’今年不开了。”（9月26日）

为什么瞬息即变呢？查日期可知，10月下旬，正式展开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冯牧所听说的“中央要抓思想战线问题”，无疑就是酝酿中的“清污”运动。那么，“清污”大局未了之前，作代会自然是不好开的。

1983年的“清污”，是“文革”后第一次大规模、全国性的思想意识形态运动。《红旗》杂志当年第20期这样阐释十二届二中全会精神：“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坚决地把清除精神污染的庄严任务担当起来。”

张光年最初未必确切知道这次“中央要抓思想战线问题”的正式命名是“清除精神污染”，但他不难于判断自己所处的位置。就在冯牧告知他这个消息的当刻，他立即表示将“提出辞去党组书记”。第二天，他对所信任的谢永旺同样谈到辞职。第三天，他草拟了给“中宣部并中央”的请求免职的报告，然后去安儿胡同见周扬，“就辞职事征求意见”。周扬“不大赞成”，可是张光年主意已定。第四天，他在家将辞职书再抄改一遍。第五天，即9月30日，他来到作协办公室，当着作协党组成员和中宣部驻作协工作组的面，念了请求免职的报告，“连同致邓力群、郁文、贺敬之三同志的信”，“郑重拜托”中宣部工作组同志转交。他陈述辞职原因说：

我自己常感能力薄弱，往往顾此失彼；大病之后，身体虚弱，不能坚持经常工作，未能全面深入地掌握文学情况，看问题易带片面性，使工作受到损失，有负党和文学界的重托。

末尾，写着“临笔感愧”四个字。

递交辞呈一周后，他作为中顾委列席二中全会。在那里，听到了“精神污染”这个词汇，证实周扬对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探讨被列为“精神污染”典型现象之一。小组会上，他就此表态：“谈到周扬同志的错误，我认为他不是有意制造精神污染，甚至反社会主义，而是脱离实际，理论上钻了牛角尖。”尽可能地回避了对周扬的指控的认同。当然，也谈到自己所负责的文坛；他巧妙地运用了文学手法：“谈到文学上的问题，我自比拖拉机进城，自己在车上满足于车在前进，而未看重它背后冒烟，造成污染。”（10月13日）

10月15日，中顾委全体会，胡耀邦讲话。“谈到‘异化’问题时，不指名地说是好同志在重大理论问题上犯了错误，从书本出发，从概念术语出发，企图另行总结中央已经正确总结了的十年教训，脱离实际，不懂事，缺乏自知之明。”张光年发现，总书记所谈与自己发言虽然措辞有所不同，语气略带训斥，但内容和分寸很是相近。这使他好像踏实了些，“感到心里亮堂得多”。

20日，张光年在家中检视1980年以来发表的文章及讲话，自己给自己做出这样的结论：“未发现明显的错误论点”。他写道：“是不是太右倾了，对错失视而不觉？再想想。”不知为何，这句话读来总让人觉着有点俏皮感。

眼前的事情，就是9月30日呈交的辞职报告如何发落了。球已经踢到对方半场，张光年“端坐家中”（刘锡诚曾于文中这样形容张光年，给我印象很深），静候其音。

24日，贺敬之偕文艺局代局长杨子敏来。“贺说他是奉命代表组织来谈话了”，告以中央讨论了辞职报告，“不同意现在就辞职”，“现在离开不好”。此其一。其二，胡乔木、邓力群嘱其转告，“作协党组不变动”（张光年特别用括号注曰“《人民日报》班子变动了”，即胡绩伟辞职、王若水调离）。其三，“周扬同志问题就算过去了，文艺局势要稳定下来”。

我们来看看，怎样理解这三点。文坛不同于《人民日报》，文坛的关系是出了名的盘根错节，哪像报社，个别负责人调整了也就调整了。尤其前头有个作协四大在等着，这节骨儿眼上走马换将，关系岂能急切理顺？所以说，不同意“现在”就辞职，“现在离开不好”；“文艺局势要稳定下来”一句，亦同此理。

当时文坛情形其实很不平静。几年来在文坛感到心情不舒畅的人，本来很想借重清污为平台，有所鸣伸。例如，丁玲等十四名作协系统党员老同志，联名告到中央，提出“周扬宗派”问题（《文坛回春纪事》，1983年11月11日），要求作为清污中作协整党内容。胡乔木就让中宣部派联络组下作协。贺敬之把联络组名单拟好后，“有一天，胡乔木来了，说我们商量一下，看怎么派联络组去工作。”贺敬之告诉采访者陈为人，“结果我一看，把张光年也请来了……说着说着，干部局问乔木同志：‘这个名单怎么样？’乔木说：‘什么这个名单怎么样？要什么名单呀！’——因为这个之前，请张光年发了一个言，张光年很带情绪的：‘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清楚，我发什么言？’很带情绪的。——‘什么名单么，光年同志刚才讲了么，没有什么必要吧。’”（《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为方便理解，我对标点符号有所改动）这件事，张光年日记也有记述：“下午3时，应邀去中南海邓力群办公室。邓、贺请来胡乔木，胡点名邀我和赵寻，讨论是否调人帮助文联、作协整党……乔木表示对借调整党及名单表示怀疑。我表示作协没有紧急到自己不能整党的程度。乔木表示：‘作协还是由未然同志领导整党。’”（1983年11月6日）贺敬之访谈中说起此事十分无奈，叹道：“我们这些在下面工作的同志真难呀。”诚哉斯言！而作为研究者，我们在接触到这种材料时，更多感受到的还是文坛剪不断、理还乱的特殊性，以致高层的大人物们处理问题时，也要瞻前顾后、沉吟再三。

实际上，到胡乔木放弃派联络组下作协为止，张光年自批现代派、批周扬以来一直不利的处境，已经趋缓。

而在大气候方面，胡耀邦以及中共中央书记处鉴于清污运动已经“出了一些毛病”，从11月中旬起为运动降温。胡绩伟所作《劫后承重任 因对主义诚——为耀邦逝世十周年而作》一文（《书屋》，2000年第4期）述曰：

……形势很乱，左的思想普遍抬头。当时，党中央担心，民主人士也担心，国内外都担心，以为又要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了。这时耀邦同志做了很多工作，在他的扼制下，这场“清污运动”，只搞了二十七天就勉强收场了。

在这场“不叫运动的运动”基本扼制下来以后，耀邦同志还指示：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要再提了。这是在上次讲话六天以后，十二月二十日在书记处的会议上讲的。根据报社当时整理的记录是这样的：“上次关于精神污染的问题，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思想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此理论战线、文艺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后来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误，工作出了漏洞：一是扩大到社会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起，造声势。后来我们刹车了，这个问题以后不提了。（万里同志插话：“我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要提了。什么‘自由化’说不清楚，以后提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腐蚀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遗毒，就很够了。”）我同意这个意见，‘精神污染’与‘资产阶级自由化’都不要提了。但也不要去批判这个提法，让它慢慢消失。正面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这新精神，是一点一点透露和反映出来的。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评论员文章，题为《建设精神文明，反对精神污染》，粗看仍在谈“精神污染”，但对政治敏感细心者，却将注意到标题把“建设精神文明”摆到了第一位。以张光年的政治嗅觉，自然一眼洞悉，他在日记中称赞此文“起到了良好降温作用”。18日，在作协党组学习会上，他“提出要注意精神污染与一般思想错误界限”。19日，他就《光明日报》一篇批文艺领域“异化热”的文章，发了一通议论：“不胜诧异，哪里捡来一些破烂，加以扩大化，造成所谓文艺界的‘异化热’。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把有些教育界的问题算在文艺界账上。”而到12月1日，他已经在日记中毫不含糊地指摘清污的副作用了：“亏得中央在掌握局势，压缩空气，反复重申政策界限，而整党、反污事实上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扰……文学创作上的兴旺局面已经受到挫折。”

清污运动的夭折，令文坛态势再呈戏剧性逆转。张光年明显地重拾话语权，四次作代会筹备过程因而发生微妙变化。1984年3月9日，中宣部“文联、作协人事安排小组”提出一份下届作协常务理事及顾问组名单，张光年认为“这份名单埋藏着不利于安定团结的根苗，心里很是不安”；第二天，他在作协党组会上提出，“重新考虑”这份名单，“主张集中党组同志智慧，打破框框，以团结兴业为重，向中央提出一个下届作协人事安排补充名单。”去年，他曾对贺敬之当面表示，筹备中的重要事宜由贺敬之“领导并拍板”；而现在，他却提出作协党组要在中宣部名单之外，单独提出一个下届作协人事安排的“补充”名单，既曰“补充”，自是暗示中宣部名单存在“不足”了。

张光年要与贺敬之分庭抗礼的迹象，越来越明显。4月1日，他写道：“下午看了贺敬之发表在《文艺研究》今年第二期上的长篇论文《正确地进行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对其立论不确处，随手批注了些意见。该文章重在反右，同今天人民日报头条评论员文章《肃清“左”的流毒和纠正软弱涣散状态》的精神正好相左。”字里行间，不难看出睥睨之色。4月9日，冯牧来访，说起“贺敬之逼他们日内理论组会上就反‘左’还是反右明确表态，深以为苦。”虽只提了一笔，未加评论，然而不言之处自有妙味可以体会。5月10日，唐达成、束沛德来，谈到贺敬之“追查冯牧在短篇座谈会上‘泄密’性谈话，并整理了冯的其它材料”时，这一回，张光年终于非常明确地亮出他的主张：“我表示不赞成这种搞法，连类而及地谈及作协必须进行体制改革，党组交接班办法要重新考虑，我现在不赞成贺兼作协党组书记的办法。”

由贺敬之兼任下届作协党组书记的建议，作为二三种备选方案之一，原是张光年于83年9月亦即他请求辞职时提出的。当时，或许半是顺水推舟，半是心灰意冷，总之，他郑重地对周扬谈过。眼下时过境迁，可以“重新考虑”了。

我想，不必为张光年讳——他是有“术”的意识的，而且称得上个中老辣的好手。中国文坛，一个体制化的文学空间，相当程度上也是政坛。在文坛领袖群伦，相当程度上也要倚靠和实行政治权术、官场哲学。陈丹晨介绍过张光年的“用人之道”：“张光年说，干部问题么，不要着急，要看清楚是自己人，再往进调。”陈进而评论说：“自己人，什么叫自己人？因为作协那些头头，我不说结党营私啦，他们非常讲这个东西。”唐达成和束沛德作为作协方面的人员，参加了人事安排小组工作；束沛德说，张光年一度“对我们俩有了些意见”，为什么呢，“嫌我们跟他通气不够”。（以上来自陈为人对陈丹晨、束沛德的采访，均见《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通气”者，通风报信也。张光年是很鼓励这种动作的。

然而，还是陈丹晨说得好：“我不说结党营私”。结党大概有之，营私则无从谈起。“党”这个字的今义，无非是志同道合、利益攸关，张光年讲“自己人”，也就是这意思。但如果说结党必定营私，恐怕未必。无论事前事后，张光年没有从中捞取个人利益。首先，他本人在作代会后完全引退，没有搞垂帘听政；其次，他考虑、择定党组书记人选，也并不出于偏私（这一点我们马上就会谈到）。应该说，张光年的“弄术”，目的在于他自己以及“同志”们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主张和愿景，能有所延续、有所保障。

回头说新党组书记人选。众所周知，实际接张光年班的是唐达成。唐达成过去是张光年掌《文艺报》时的老部下，又在《苦恋》事件中用命效力，有人据此将唐目为张光年亲信，而张以唐继己位则出于“偏私”。殊不知，唐达成并非张光年心目中的第一人选。

张光年最为属意的人是谁？王蒙。

当他决心介入人事安排问题后，脑中立刻浮现的人选就是王蒙。1984年5月15日，也即明示“我现在不赞成贺兼作协党组书记的办法”之后第五天，张光年把王蒙请来，提出由他出任作协下任党组书记：“谈到下届党组，他（王蒙）主张唐达成挑第一把手担子，他愿全力支持，但不参加党组。”查张光年日记，此前尚无唐达成出任党组书记之议，如果这里是第一次，我们发现它恰恰不出于张光年。王蒙的回答，不知是否使张光年意外。反正5月19日他是这样写的：“作协党组王蒙不愿干，就让唐达成干吧。”多少有一些“退而求其次”的味道。

今非昔比，此时王蒙已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同时，他还是一个少见的各方都可接受的人物，胡乔木对他很器重，贺敬之也觉得他不难相处。是不是由于这些原因，才让张光年把王蒙列为理想人选？

我想，这些因素张光年会考虑在内。王蒙的影响与日俱增，这一点，玩味他“愿全力支持”唐达成的口气即可略知。不过我们记得，早在1982年夏天，张光年就萌生使王蒙代替自己成为《人民文学》主编的想法；同年底批现代派，冯牧多次反映王蒙否定写典型，也遭到他的否认；1983年他把调王蒙主持《人民文学》当成作协改革的重头戏来抓，实现后还自评为一年来唯一想办而办成的事……这些与首先想由王蒙接班，遥相呼应，显示张光年有一个贯穿的思路和意向，并非出于一时的审时度势。

至于王蒙为何辞谢，且态度坚决，缘由我们虽不便妄断，但肯定不会是因为听从周扬“不要搞得多了一个部长，少了一个诗人”的高论。当然，某种意义上，周扬的话也有道理。做作协党组书记意味着什么？如此扑朔迷离，如此绞尽脑汁，如此心若悬旌，如此焦头烂额……王蒙乃是明镜高悬之人，何况他创作生命的确处在春秋正盛之时，怎会自寻烦恼、引火烧身？

毕竟是两代人，王蒙的内心世界，张光年恐怕难以尽窥。虽然他5月19日说过“就让唐达成干吧”，其实心犹未死。6月15日，他竟然又对王蒙旧话重提，“我提出请他担任新党组书记，列入我的名单”，可能是“我的名单”四个字引来了一些反应，这次较前回，王蒙有所变，有所不变。变的，是“只同意任党组成员”，不变的，是“愿全力支持唐达成”。

但张光年之不忍“割爱”，实在让人吃惊。我们看到，到9月下旬，他还在尝试“说服王蒙”（9月24日），“又郑重”向王提出担任党组书记问题，其锲而不舍也若此，以致王蒙因无奈而心生“悲凉”，权且让步“表示可当副书记，支持唐达成”。（9月25日）

10月31日，方案最后确定下来：“上午王蒙应邀来谈，讨论新党组人选。他勉强同意了担任党组副书记，提议调从维熙。这样，新党组就以唐达成为书记，王、冯副之。”我有个强烈的感受，这届作协新党组的确定，似乎取决于王蒙最终愿意在其间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或者说，王蒙的态度定下来，党组方案才最后定下来。于兹可见王蒙在张光年心中的分量。这分量宜作二解：一是说明了王蒙本身的影响力，二是张光年对其身后文坛的安排中，认为王蒙绝对不可或缺。

陈丹晨不是说张光年用人，非“自己人”不用吗？以此推论，他把王蒙看成了“自己人”。然而也很明显，这里的“自己人”，绝不是对其个人恭忠顺附、惟命是从的“私人”——谁若以此视王蒙岂非笑话——而是在对中国文学基本期待上大致处于同一个方向这层意义上的“自己人”。

人事问题有奇特的二重性；既富于象征性，又极具实质性。人事名单，往往象征着大局，搞成什么样，大家一看，对于局势如何立刻明白。这就是因为，它其实是最反映实质的，谁强势谁弱势，谁占了上风谁落了下风，透过人事结果，一目了然。

张光年夺回作协四大话语权，就是瞅准了人事这个主要矛盾，单刀直入，而不在虚的地方——澄清思想啦、观念啦、主张啦——着手。这大约就是刘白羽所说的“厉害”。

但他还有更“厉害”的地方。从领导关系上讲，作协归中宣部管。你张光年甩开中宣部人事安排小组自行搞个名单，可以；但搞出来以后怎么办？你还得过中宣部和贺敬之这一关。如果这样，恐怕搞了也等于白搞。

结果，用贺敬之的话说：“四次作代会的时候，张光年他们就直接和中央书记处发生关系了，和习仲勋。”要留心的是“直接”这两个字，贺敬之的意思实际上是“越级”。中宣部是作协的上级，但中央书记处是中宣部的上级。张光年绕过中宣部，“直接”向习仲勋请示。照贺敬之的说法，是通过习仲勋夫人齐心联系上的。（以上见《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陈为人对贺敬之的采访）但不一定，因为张光年过去就认识习仲勋。

事情经过怎样呢？《文坛回春纪事》自述，7月10日这天，张光年上午在家中“为向仲勋同志汇报”做准备。然后习仲勋秘书来电话，“邀我下午3时去谈”。下午准时到勤政殿，秘书出来说习仲勋头晕，大夫刚刚来。“我说不谈了”，秘书却说习仲勋“一定要我等他”。

一小时后，习被人搀扶来了。我说“今天不谈了”。他说“要谈”。我说只谈十分钟，结果谈了一个小时。我谈的少，他谈的多，也很重要。他赞成作协“四大”12月开，要给中央写个报告，他表示支持。我说要为作协下届党组提出参考名单，他说“对了！”……他说谈的这些，他要告诉耀邦。

这段重要记述如果属实，则很难说习仲勋的会见是出于张光年主动，因为我们明显可以看到习仲勋的积极关切态度。尤其习仲勋主动提到今天所谈“要告诉耀邦”，似乎更宜将这次会见理解为中央书记处要“直接”过问作协四大。

这次面见，不仅以习仲勋一句“对了！”，使张光年拉的名单合乎程序，而且整个作代会筹备工作已进入、置于中央书记处的视野。这是有决定性的；从此，形势天平完全倾斜于张光年一边。

这样，张光年才沉下心来“务虚”——8月1日起，至12月23日，投入作协四大报告的讨论、起草、修改和定稿工作。他携三位主要起草人唐因、谢永旺、曾镇南，辗转于密云和涿县之间，为拿出一个有关“新时期”以来文学的有力的“站得住”的总结，而殚精竭虑。

其间，对手则颓势益彰。9月30日，张光年收到中宣部送阅的两份新文件，读后，他写了一番话：

每一页都加上“清左”，很不容易了。每个问题，都说到既要这样，又要那样，既不能这样，又不能那样，说了等于没说。谈改革也是这样，不知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虽然张光年语含讥讽，但文件行文本身也确有难言的尴尬，这种尴尬，自然很值得张光年嘲笑一番。也是同一篇日记，张光年轻轻提了一笔：“中宣部京西宾馆文艺座谈会今天正式开幕”。这不很醒目的几个字，不久将演变成作协四大召开之前文坛最后一次较量，它宣布了张光年最后完全胜出。

据贾漫《诗人贺敬之》，京西宾馆会议开幕不久，外面就传这是一个“整人的会”，是“加大马力搞‘清污’的动员会”，“有一个一百多人的批判名单”……而这一切贺敬之“全然不知”。会议仍在进行时，文艺局同志紧急来告，中央办公厅索要座谈会的全部文件和简报，已报的还要增加若干份。“紧接着，通知贺敬之到中南海开会”。在中央书记处会议室，主持会议的胡耀邦说：“你们正开的这个会，我们不知道。”“你们怎么收场？如果你们不行，只有中央去收了。”然后，“一位与会的同志首先发言。他从公文包里取出显然是告状的材料不时翻看着，对贺敬之进行批评：‘……你们还要大搞清除精神污染……又要批这个、整那个……海内外多少项投资都抽回去了，还能这样干吗？……’”

这就是张光年9月9日日记所说的“星期五中央书记处讨论了中宣部在京西宾馆举行文艺座谈会问题”。前面引文中那位翻着“显然是告状的材料”“对贺敬之进行批评”的书记处领导，可能是习仲勋；因为贺敬之在陈为人的采访中提到，“材料”是冯牧赶出并呈习仲勋的。贺敬之说：

到京西宾馆会议这个时候，前往中央送材料，这个是冯牧同志送的。连夜的赶，很辛苦的。他给刘朝兰同志（彭真养女——引注）说，我们那时候的辛苦你们都不知道，在光年那儿，连夜地赶，就像当年搞秘密地下工作。（《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

以此为线索，我查了一下张光年日记。这时，他正和唐、谢、曾在涿县起草作协四大报告。9月6日的日记，有这么几行：

上午10时许，冯牧来。……他谈了西郊文艺座谈会情况。冯牧准备住到星期六回去，在这里试写一篇文章。

这里隐约其辞的所谓“试写一篇文章”，会不会就是贺敬之说的“材料”呢？待考。总之，京西宾馆会议有点像滑铁卢；这之后，张光年已经获得了整个中央书记处的支持。9月11日张光年返京在一个场合见到习仲勋：“仲勋同志留下夏衍和我就中宣部文艺座谈会谈了半小时。内容另记。”现在出版的《文坛回春纪事》，将此谈话内容要点隐去了，不过可以推想其基调。在此背景下，9月21日作协党组会，他拿出了胜利者和正确者的姿势：

我首先发言，追忆了最近一年多来与中宣部（负责同志）的意见分歧，作协党组经受了考验，我们同中央的精神是一致的……

大局已定，前面只有坦途。

 

十

 

1984年12月29日，上午9时，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宣布开幕。胡耀邦率习仲勋、万里、胡启立、乔石、谷牧、王兆国等中央领导亲临。张光年写道：

随后宣读了胡乔木、邓力群的贺电、贺信。紧接着宣读了周扬同志从医院写来的短短回信，突然爆发出热烈掌声，耀邦、仲勋等也鼓掌笑了。

这几句，轻描淡写，而当时场景，极具戏剧性，实所罕见。来看看唐达成夫人马中行日记的叙述：

会上有许多花絮。

大会那天宣布胡乔木的贺信，会场上有三、四个人鼓了几下掌，看见无人响应，也不鼓了。

会场气氛很尴尬。

接着宣布邓力群的贺电，半晌，场内鸦雀无声。

接着，又宣布周扬给大会打来的电话祝贺，会场上猛然掌声如雷，经久不息。

这场面不是任何人可以操纵或控制的。

代表们看到：胡耀邦笑了，习仲勋、胡启立也笑了。许多主席台上坐着的领导都笑了。（《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

还有一些情节，恐怕就不能称之为“花絮”了，而会让人想起“无情的事实”一语。

——大会选举第四届理事会，巴金得票第一，张光年、刘宾雁以相同票数并列第二，王蒙得票第三。

——第四届理事会选举作协主席团，张光年以131票高票当选，贺敬之竟以65票落选。

——第四届理事会选举作协主席、副主席，巴金以134票当选主席；副主席候选人中，张光年以128票位列第一，其后是王蒙125票、冯牧114票；原非候选人的刘宾雁，意外地以113票当选为副主席；丁玲得票81张，涉险当选；另外三个原来的副主席贺敬之、刘白羽、欧阳山名落孙山。

有人想当然认为，是张光年操纵的结果。其实原因出自选举办法不同以往，当初张光年就选举方式请示时，总书记说：“选上谁是谁。”这才有了刘宾雁的当选，和贺、刘、欧阳（还有曹禺）的落选——平心而论，这都不是张光年想看到的（他并不喜欢刘宾雁）。张光年是想赢，可是，赢并不必赢在这上面。现在的结果实际使他被动。党组成员谢永旺说：“当时党组的人，张光年、冯牧、王蒙，包括唐达成都是很着急的，说这样怎么办呀？这样一个选举结果，将来工作很难做呀。”束沛德说：“当时你控制不了……张光年在会上讲，要加法，要讲团结，王蒙也讲要从大局出发……可由不得你。”（《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我以为，这其实是张光年的一个疏忽和失误，换言之，他没有料到贺、刘等“人气”之差，居然会到落选地步。倘若预先对此估计充分，他应该会设法避免出现这种局面。

时隔20年，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不把当时的选举情形理解为对被选举者个人的褒贬。实际上，那是一次对“文革”结束以来中国文坛曲曲折折发展历程的投票，也是对今后中国文学走哪个方向的投票。诸位被选人不过是由于历来在文学矛盾中被安排在一定位置、充当一定角色，而代替历史承受了这样的投票结果。

共和国文学以来，作协这台文学体制的机器，从不曾以这种方式工作和运转。作协四大，就像被装载了新的操作系统，从权威意志的单向展示，变成了文坛民意的自主体现。它让人瞠目结舌，此后几年，深受刺激的人们一直没有中断对作协四大的讨伐、清算，1987年“反自由化”时，它更被列为从胡耀邦到张光年的一大罪状。但另一种声音的评价或真实感受，却更广泛，也更持久。邵燕祥说：“说是自由化的会，其实是最好的一次会。民主气氛特浓。”戈扬说，黄金时代是争来的，拼搏来的；她称作协四大是文艺战线的“遵义会议”的比喻，闻名一时。

是的，在紧接着到来的1985年，文学焕发了可能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活力，千姿百态，争奇斗妍，文学在生产力解放和艺术创造性发挥上，的确进入一个黄金时代。时隔20年，80年代作为中国当代文学黄金时代的事实，被看得越来越清楚。

第四次作代会落幕，张光年随即告别工作岗位——某种意义上，也告别了历史舞台。他的使命结束了。虽然两年后他被追究责任，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却已无可摇撼。

 

十一

 

在当代文学史上，张光年属于这样一种典型：他曾经以左著称，在思想上、在工作中，奉行严厉的意识形态尺度与政策，对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摧残多于呵护——这虽是大势所逼，但就其个人而言，所为所行已刻诸历史，不可更改。待到“文革”，风狂雨骤，浊水滔天，千里荡然。洪荒过后，于仆偃中重新起身，面对这悲惨世界，终不能不悚然惊醒，正视自己以往名曰“献身文学”而却一直以蹂躏它为能事的历史，愧疚之余，乃以一言恪己：余生不能再行“婴儿杀戮”之事。

与他近似的例子，还有不少。周扬、夏衍、陈荒煤、冯牧……这些人，构成“新时期文学”一大现象。追索他们的转变历程，最后发现其实很简单：一是心中对世上好的东西仍知爱惜，二是不论过去做过什么，他们能够反躬自问。

本文标题取自宋人张先长短句《青门引》：“乍暖还轻冷，风雨晚来方定。”

古诗词中，伤春、惜春，是一个最常吟咏的主题，它表达了中国人为美好而往往弱小的事物忧念惜悯的深切情怀。别的不消说，单单打开一册《宋词三百首》，与这情怀有关的句子便俯拾皆是。“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秾艳一枝细看取，芳意千重似束。又恐被，西风惊绿。”“满眼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夜来风雨匆匆，故园定是花无几。”“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东风妒花恶，吹落梢头嫩萼。”“愿春暂留，春归如过冀，一去无迹。为问花何在？夜来风雨，葬楚宫倾国。”“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980年，张光年将其“十七年”部分文章编成一集出版，所定的书名是《风雨文谈》。“风雨”是何意象，由上面摘引的宋词，一目了然。动手编辑时，张光年在日记中有句“经过十来年的狂风暴雨……”更说明“风雨”是对“摧折“的暗喻。而1993年，当上海文艺出版社为其出版“文革”后的文选时，我们看到他所拟的书名是《惜春文谈》。从《风雨文谈》到《惜春文谈》，两个书名之间，隐然成对。这不是笔墨游戏，而代表了张光年对当代文学两段历史的概括。

他跨越了这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他遍历风雨，一次次见证落英纷飞；所幸，在暮年终于迎来风停雨歇。他格外感到来之不易，而倍加珍惜。这种朴素的心情，是他后来所有表现与行为的注脚。他与某些故人渐行渐远、分道扬镳，他在一件又一件事、一个又一个问题上与人锱铢必较、初不稍让，归根结底，都只是“又恐被，西风惊绿”。1981年5月，那时正批《苦恋》，他在作协三项评奖发奖大会致开幕词，标题赫然是《发展百花齐放的新局面》。讲话未尾，他谈起4月间到洛阳看花的感想，引用了孟浩然的诗句：“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是他最高的关切。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身为“文革”后中国文坛当家人，张光年一直和仅仅在做一件事情——为生长与复苏之中的文学园地，树起一块警示牌，上面是这么几个字：

请勿践踏花草！

 

 

 

（2008年4月作，原载《钟山》2008年第3期。2013年4月小改，收《回忆张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