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再叙说将近20年前的事，恐怕不合时宜，引不起某些读者的兴味。可那是一段历史，一段令我以及和我一起经历过来的文学界朋友们难以忘怀的往事。

一

 当时，是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年，依然是百废待兴。全国文联及所属各协会、中国作协均未恢复。所谓文艺界，只有几家两年前经中央批准恢复的大型期刊，而《人 民文学》是其中的主要刊物。如果不是周总理的指示，《人民文学》也不会这么早地复刊。此时，几个刊物均归属国家出版局主管。《人民文学》的主编乃是不久前恢复工作的诗人、评论家张光年，即光未然。

   张光年，“文革”前就是中国作协党组的领导人，一位老布尔什维克。“文革”中受到残酷打击和迫害。恢复工作后，他意气昂扬，恨不得将10年“文革”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在当时，他和同样先后恢复工作的诗人李季、贺敬之，评论家冯牧形成一个领导群体，一个坚强的核心，由他牵头，勇敢而机智地运用刊物这块阵地，冲出牢笼，迈出了新时期文学发展的第一步。尽管步履是沉重而艰难的。

    那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枷锁还紧紧地套在人们的脖子上。

    张光年上任伊始，为了推动创作，凝聚力量，他以《人民文学》的名义，主持召开了一个小型然而却影响并不小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地点是在前门外的“远东旅社”。找了什么人参加呢？他精心选择了新老两类小说家。10年了，作家们不曾晋京开什么会。那时节，在那个荒唐的岁月里，文友们如若聚会，定会被造反派追查，认定你开的是黑会。所以当与会者接到通知后，又惊又喜，统统都来了。

    沙汀、周立波、孙犁、马烽、林雨、蒋子龙及刚刚在《人民文学》崭露头角的业余作者叶文玲、邹志安等人，都在这个小型座谈会上认真发表了对当前短篇小说创作的 思考和意见。人少有人少的好处，可以充分交换意见，相互都有启发和收获，孙犁同志本来是由于体弱，极少参加外面的活动，而这个会他破例出席了。这次座谈会 虽说人数少，却覆盖面大，参加者来自东南西北的省份。这次会议之后，与会作家均在《人民文学》陆续发表了有影响的作品。这是作为刊物的目的，然而张光年还 有更长远的考虑，这就是如何重新组织这样一支被“四人帮”打散却并没有被打垮的创作队伍，并且要着眼于发现新人、培养新人，使这支队伍后继有人。

    蒋子龙、叶文玲、邹志安等等青年业余作者的茁壮成长证明了张光年的眼光。

    这时，编辑部小说编辑崔道怡收到了北京某中学教师刘心武的来稿《班主任》。这是一篇反映同“四人帮”斗争的别出心裁的作品，一篇正视现实生活、勇于提出社会 问题的作品。毕竟是涉及到尖锐的社会问题，编辑部有关同志犹豫不决，拿不准：究竟这样的作品能不能发？或者直接了当地说：敢不敢发？

 于是，稿子送到了主编张光年手里，请他裁决。

不料，张光年仔细看过后，经过审慎的考虑，果断地拍板：可发。而且他说，揭露“四人帮”之作，尖锐点不怕，愈尖锐愈好。

他说这话的时候，做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正式决议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还没开，这需要魄力和眼光。

接着是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这个选题是编辑部提出的。因为当时我们获悉全国科学大会即将召开，科学的春天将要到来。这时如能有一篇写科学家的报告文学在刊物上发表，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写谁好呢？恰好当时听说科学院数学所有位数学家陈景润，经过多年刻苦钻研，突破了世界难题“哥德巴赫猜想”，饮誉国际数学界。写陈景润吧。然而同时，在社会 上也流传着关于陈景润是一位“科学怪人”的种种离奇故事。有的朋友好心劝徐迟不要承担这个采访任务，因为陈景润是个是非之人，有争议的人，何必自找麻烦 呢。但徐迟却为陈景润攻克数学难关的毅力和精神而动心，他想接触接触试试看。

于是，1977年， 一个北风飕飕的寒冬腊月天，我陪徐迟到了京郊中关村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第一个采访的便是数学所的党支部书记李尚杰。老李是位部队转业的工农干部，难得他非 常理解和爱护知识分子，理解和爱护陈景润。陈景润也视他为亲人，心里话都愿意对他讲，有事同他商量。陈景润在老李眼里非但不是“科学怪人”，而是一个通情 理、懂人事、事业心很强的可爱的科学家。

我们和老李谈话间，忽然走进一个陌生的中年人，个头不高，身着一套普通蓝布棉制服，戴着一幅近视眼镜，说话南方口音，略带稚气。老李赶快介绍说：“这就是陈景润，小陈。”真巧，没想到这么快我们见了面。

我向他介绍徐迟说：“我们邀请作家徐迟来采访你，采访数学所。”

他高兴地握住徐迟的手说：“噢，徐迟先生，诗人，我中学时代读过你的诗，读过你的诗……”

彼此间无形中拉近了距离。

徐迟对他说：“我不懂数学，我是来数学所学习的。但我想看看你的论文，有关‘猜想’的，可以吗？”

陈景润说：“哎呀，徐老，你可千万别写我，我有什么好写的呀，你还是写写工农兵，写写老前辈科学家吧……”

徐迟笑了，对他说：“我不是来写你的，我是写科学界的，来写四个现代化的。你放心好了。”

我们随意交谈起来。问他最近在做什么？

他说，对于“猜想”，在突破的基础上进一步攻关呢。然后他说，最近他收到国际数学会主席的邀请信，请他去芬兰参加国际数学家学术大会，并作45分钟的学术报告，这件事正在处理。

徐迟问他处理的情况如何。

他说：“我报告了李书记，所里报到了科学院。院领导很信任我，要我自己决定，自己直接写信答复。可是这个数学会的国际机构目前台湾占据着我国的席位，因此我写信告诉他们：一、我国一贯重视发展与世界各国科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关系，因此，我感谢数学会主席先生对我的盛情邀请；二、众所周知，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省。目前，台湾占据着数学会我国的席位，因此，我不能出席。”

听着，我们都不约而同地笑了。回答是多么原则而圆满，简直像外交文件。这说明陈景润有一定政治头脑，并非人们所传说的那样：一个傻瓜，一个走“白专”道路的人。

他还向我们讲述了一些他在“文革”中被荒唐批斗的情况，以及他如何施计躲避参加批斗他的老师华罗庚教授的故事。

听到这些令人心酸的故事后，我和徐迟消除了对他的某些误解，增进了了解。当然他也有一些怪癖，恐多半属于性格所致。他还是蛮善良的。何况在那样艰苦的条件 下，坚持攻克“猜想”，需要很大的毅力。这是主流。面对陈景润，徐迟激动地抓住我的手，连连说：“周明，我爱上他了，爱上他了，可以写他了。”

对于刊物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选题，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选题。虽然这件事运作前我们已经报告主编张光年，他表示支持。但今天这些新的情况仍须向他及时汇报。

于是当晚，我安排妥当徐迟住进中关村的招待所后，即刻返回城里，直奔张光年家，当面向他讲述了我们的所见所闻所感。张光年颇有兴味地听着，还不时提问，用他 那诗人般的激情、理论家的冷静，经过一番考虑后，斩钉截铁地说：“好哇，写陈景润！丝毫不要动摇。‘文革’把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不得翻身。现在党中央提 出要搞四个现代化，这就需要靠知识分子！陈景润如此刻苦钻研科学，突破了‘哥德巴赫猜想’，这是很了不起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以进入文学画廊。你 转告徐迟同志，我相信这个人物他一定会写出一篇精彩的报告文学，明年1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就这么定了。”他说话的语气是坚定的、有力的，并且充满激情。这就导致了后来那篇轰动全国的报告文学的顺利出世。

《哥德巴赫猜想》又是张光年的果断决定。前述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也是张光年一锤定音。作为刊物主编，为这两篇在新时期带有突破性的作品问世投了决定 性的一票，拍了板，定了局，这是了不起的。现在看来也许不觉得什么，当时的形势是，“四人帮”虽然倒了，垮了，但强加给人们的许多枷锁还远未彻底打碎、打 垮。冲破了一些禁锢，但还有许多障碍。加之还有两个“凡是”在作祟。特别是中央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还没有做出。而这两篇作品却恰恰都是尖锐 地触及了“文革”，抨击了“文革”。这个分寸如何把握？若是换一个人，一位无胆无识的主编，大概打死也不肯拍这个板。这在当时不是没有风险的。

正是由于张光年的魄力与胆识、远见与目光，《班主任》《哥德巴赫猜想》得以问世，得以成为新时期文学发端的里程碑式的优秀作品。这两篇作品的出现也为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走向开辟了新的道路。当然，它的现实性与深远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是两篇作品的问题。

作为《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张光年功不可没。

二

1977年 底，为响应党中央号召，深入揭批“文艺黑线专政”论，彻底打碎“四人帮”强加于文艺界的精神枷锁，解放文学艺术的生产力，经请示中宣部批准，由《人民文 学》编辑部出面，召开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这时，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仍未恢复。张光年同李季、冯牧等同志反复磋商、反复研究如何开好这个会。为此，他们 做了精心的策划。鉴于这是粉碎“四人帮”后最大最重要的一次集会，除了邀请在京的作家、诗人、评论家外，还特意邀请了艺术界许多名家。人多，通知起来麻烦 就多。许多人的住址由于“文革”中受到冲击变迁很大，东搬西迁，难得找见。还有人从“五七”干校返回后原来的房子被占，临时住在招待所。而张光年让我们想 尽一切办法把一些老同志找出来，邀请他们到会。

这样，我便和当时编辑部的一批年轻朋友阎纲、刘锡诚、吴泰昌、颜振奋、向前、杨筠等等，各手持一批请柬和名单，走街串巷去寻找、去邀请。有时为了“追踪”一个人，要钻好多胡同，要跑许多冤枉路。接到请柬的人心情都很激动，表示一定出席。结果到会100多人。大家济济一堂，欢声笑语，握手相庆，互致问候，互道平安。10年了，不曾有过这么一天，今天难得相逢，个个心情舒畅，畅所欲言。

会议地点在北京东城海运仓总参一所，主持人是《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

这是历经“文革”10年浩劫后文艺界首次聚会。毫不夸张地说，参加者几乎个个都是劫后余生，几乎都是江青一伙欲置死地而后快的那份黑名单上的“黑线”人物，只是“四人帮”还没来得及下手便完蛋了。

都来了什么人呢。

那边坐着叶圣陶、冰心、夏衍、周扬、冯乃超、魏传统、曹靖华、臧克家、曹禺、周立波、姚雪垠、周而复、严文井、冯至、魏巍、吴组缃、李季、蔡仪、林林、冯牧、草明、阮章竞、李何林……

这边坐着茅盾、赵朴初、王瑶、唐弢、骆宾基、徐迟、秦牧、李凖、峻青、雷加、吴伯萧、曲波、胡奇、袁鹰、叶君健、朱寨、许觉民、王愿坚、曾克、柯岗、李纳、严辰、张志民、柯岩和丁宁、侯宝林、王匡、王子野……

还有其他协会的负责人：蔡若虹、李超、吕骥、张庚、邵宇、孙慎、贾芝、袁文殊、陶钝、盛婕、陆静、罗扬、吴群、陈勃等。

当时的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副部长朱穆之、廖井丹，文化部部长黄镇，副部长刘复之、周巍峙、贺敬之、林默涵，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刘白羽等都出席了会议。

郭沫若同志由于身体不好未能出席，他给会议主持者张光年写了一封信，提交了他的书面发言。

会上，大家见面都十分兴奋，都说：我们又会师了！我们又会师了！主持人张光年致开幕词后，德高望重的老作家茅盾首先发言，他说：“今天，我很兴奋，也很愉 快……刚才主持会议的张光年同志要我以作家协会主席的身份来讲几句话，作家协会主席是曾经担任过，中央也没命令撤消过。‘四人帮’却不承认我们，他们连作 家协会也不承认，连文联也不承认。他们不承认我们，我们也不承认他们的反革命决定；所以今天，我还是要以作家协会主席的身份来讲几句话……”话音未落，全 场报以热烈掌声。

老作家草明发言说：“今天的会，我心情非常激动，我们是憋了10年的劲儿，虽然自己头发白了，心脏也不那么听话了，还是要干。不仅自己要努力写，还要培养青年人。”诗人李季激动地说：“‘四人帮’剥夺了我们写作的权利，我们都停笔10年 了。现在笔又握在我们手中，我们要写出更多更好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作品。”黄镇部长讲话说：“‘四人帮’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把广大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 者说成是‘黑线人物’，这完全是捏造、诬蔑，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张光年严正指出，“文艺黑线专政”论是“四人帮”制造的大冤案，是强加于文艺界的精 神枷锁，今天我们要起来打烂这个枷锁。他自豪而充满自信地说：“‘四人帮’把我们的队伍打散了，但没有打垮，党中央又把我们集合起来了，我们要团结起来， 对‘四人帮’进行义正词严的声讨和批判。”

许多同志在会上含着义愤的眼泪，揭露和批判了“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大家争先恐后地发言，既揭露批判了“四人帮”，又互相鼓舞了士气。

特地从湖北赶来参加大会的诗人徐迟、从广东赶来的作家秦牧，以及在京老作家夏衍等都在发言中提出希望尽早恢复文联、作协，恢复《文艺报》，恢复我们这一支有着优良传统的文艺队伍……

读 者朋友，我之所以在此不厌其烦、连篇累牍地抄录出席会议的人员名单、援引会议众多的发言、叙说召开会议的情况，无非想告诉大家，这样一次在特殊时期、由一 家刊物主持召开的特殊会议，开得是何等隆重热烈、圆满而成功！要知道这个会议幕前幕后的策划者、指挥者就是张光年，当然还有他的几位得力的战友作辅助。应 该说，这次会议是文艺界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将漫漫10年中被“四人帮”打散了的文艺队伍重新聚集起来，联合起来，团结起来，鼓舞士气，向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迈开新的步伐。

难道在我们新时期的文学发展史上，能够忘记曾经为之呐喊、呼号、呕心沥血，付出了百倍辛劳的张光年这个名字？

我想不会。

三

在那段难忘的岁月里，为了推动创作、繁荣创作，发现新人、培养新人，促进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人民文学》杂志受中国作协的委托，在茅盾同志的关怀下，于1978年首次举办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受到社会各界的瞩目。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创作形势的蓬勃发展，又相继设立并开展了全国优秀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中篇小说等项的评奖活动。这期间，茅盾病逝（后又增设茅盾文学奖），继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巴金同样十分重视评奖工作，他亲自主持了1979年 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并在颁奖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后来因为巴金家居上海，参与工作诸多不便，中国作协的各项评奖任务便由张光年副主席执掌。他还有 冯牧的得力协助。评奖，这是一项极端繁琐而繁重的工作，而张光年将这项工作抓得很漂亮，做得很出色，年年评，年年总结，年年上一个新台阶，使得中国作协的 评奖在社会各界的威信逐年提高，在作家心目中的分量日益显重。开始阶段作家们也许并未意识到它的分量，而后大家愈来愈看重中国作协这项国家级的大奖，它毕 竟是对一个付出了艰辛的创造性劳动的作家劳动成果的认可、肯定和公正评价。评奖活动积极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写到这里，我悔恨由于自己的懒惰，没有在历次评奖活动中记下详细的笔记而造成今天的遗憾。中国作协的评奖，始于1978年， 由《人民文学》承办开始，我一直参与了具体工作。后来我还忝列由夏衍、张光年两位前辈担任主任委员的全国报告文学评委会的副主任委员。其实，我主要还是协 助两位主任委员及另一名资深副主任委员袁鹰做些具体工作。每一次召开评委会，张光年都有不少精辟的意见，若是当场记录下来，就是精彩的文章。我记得他曾为 入选作品拟定过一个通俗易记的4句话标准，即：反映时代，创造典型，引人深思，感人肺腑。反映时 代，就是我们的作品要反映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即使是写历史题材，也要有新的时代的观点。创造典型，就是写出活生生的有典型性的人物来。引人深思，就是作品 要有深刻的思想内容。感人肺腑，就是使人看后能够很受感动。他很强调作者要写那些生活中感动了自己，自己认为最有意义、感受最深的东西。作品总是要以情动人。

对于报告文学，张光年颇为重视。他认为这是最能迅速反映时代、反映现实的一种文学样式。他曾高度评价新时期活跃的报告文学创作异军突起。在《人民文学》召开的一次报告文学创作座谈会上，张光年即兴发言，热情表述了他对当前报告文学的崛起与繁荣的欣喜之情。他说：粉碎“四人帮”之后，报告文学一直是打先锋的。 报告文学的兴起确实值得祝贺。在拨乱反正除旧布新的斗争中，在向人民报告时代的佳音，描绘社会主义新人，反映群众的喜悦、疾苦、愿望和要求这些方面，报告 文学有时起着直接推动生活前进的作用。

在中国作协主持的多项评奖工作中，张光年起着主导作用。其中有的是一年评一次，有的是两年评一次，有的是三年评一次。究竟经过他的手评出多少优秀作品，推出 过多少文学新人，恐怕是不计其数。他可谓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他曾呼吁文艺界需要大批养花、育花、护花的热心家，我看首先他就是这样做的。那个阶段创作 上出现了新的繁荣，大量的新生力量涌现，大量的新作品涌现，文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局面。

张光年为文学事业所洒下的汗水、费尽的心血、绞尽的脑汁、结出的硕果，是人民永远不会记忆的。

（原载《纵横》19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