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之后，与光年同志（我们习惯叫光未然的称呼）同住北京东城东总布胡同的一个小院里。他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文艺报》主编。我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秘书兼刘白羽同志秘书。虽然与光年同志在同一单位，又住同院，但在工作上、生活上没有多少直接接触。直到1982年他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之后，中顾委要求由秘书代为处理具体联络事务，光年同志指定我为他的兼职秘书（我的本职是中国作协创作联络部干部）。此后，我才与他有了直接往来。因为我有自己繁忙的日常工作，而光年同志又喜欢凡事亲自动手，所以，我这个兼职秘书的工作并不多。1985年初，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闭幕，光年同志从中国作协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深居简出，埋头读书、读报、思考、写作。这时，我这个兼职秘书的工作才较前多了起来。光年同志平易近人，亲切友善，豁达乐观。多年相处，他那许许多多感人至深的言行，使我们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的交往逐渐变成了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关心与照顾。6年前我也年逾花甲，在我退休之后，光年同志有了自己的专职秘书。不过他仍然时不时地叫我去他家坐坐，有什么事还是喜欢让我帮点忙。而我也心甘情愿为他办事。近几年，我亲眼看到他自己为自己定目标、自己给自己加任务，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生活得充实也有成效。他上午工作3个多小时，下午还继续干两个多小时，如果没人打搅，一天总要工作五六个小时。他常常对我说，我这是拼命啊！为了赶时间、赶任务，他谢绝了各种盛情的邀请，几乎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只有一项活动破例，那就是纪念《黄河大合唱》60周年。他说，那是为了纪念冼星海同志。

光年同志对待疾病、对待逆境、对待人要老的自然规律，都是从容不迫、泰然自若。他对待生命真是奋力抗争、分秒必争。在《八十一岁生日，小诗自遣》中写到：

年方九九何须愁？

红叶黄花好个秋！

邀笔同行跨世纪，

遥闻百岁报丰收。

穿风踏浪采词章，

留与知音平短长。

笑问天崩地裂日，

几行侥幸外星藏？

     何尝生不逢良辰？

     一代风云百代惊！

     中年遗憾晚年补，

     捧出新编谢后人。

    （收入《光未然诗存》）

    光年同志就是以这样的心境、这样的气度、这样一种超凡的状态生活着、创作着。走近他，就会感受到一股暖流、一股力量冲击着你、鼓舞着你。

    光年同志的待遇是正部级，老伴黄叶绿也是离休干部，儿女都已自立。经济生活应该是富足的。其实，如果不是亲眼看到，就不会想到他的生活是那样简朴。1993年12月25日，光年同志曾给我写过一封信，有这样一段话：“我的原定今秋要出的三本书，越拖书价越涨，每本订200册。书价起码5000元，这就是我大半年的工资、补贴的收入了。希望另两本给点稿费，不致举债。”信中所说订200册，是他每出版一部书，自己要买200册，分送朋友。光年同志家人（包括他本人）过生日，都是在家里吃一顿羊肉梢子面。80岁以后才不断地有人在光年同志生日时送一束鲜花。大约是1987年，有一天上午我到光年同志家，黄叶绿同志有事外出了。谈完要办的事情之后我起身告辞，光年同志说：“别走了，在这吃午饭。今天是我的生日，你陪陪我。”生日？ 当然我要留下。午饭时老保姆在餐桌上摆了两菜一汤。是炒菜花、炒青菜和白菜小排骨汤。因为有我这个“客人”，临时从冰箱里取出一个小鱼罐头，还给每人斟了一小盅红葡萄酒。我想，长寿面可能等到晚上全家人一块吃吧。下午回到单位，告诉同事们：“今天是光年同志生日，我吃了生日宴会。你们猜吃的什么？”他们谁也猜不到。光年同志家的生活一直不宽裕，上有老父母，下有三个子女，再加上外地亲戚、朋友的往来，仅靠两夫妻的工资维持七口之家的生活是不太轻松的。“文革”后，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他的三个子女同时都考取了高等院校，突然间家里要供养三个大学生的生活。而且，1979年初光年同志又做了肠癌切除手术，当时家里为了照顾病人，买冰箱都要向朋友借债。光年同志出门从来不带钱，家住东总布胡同，看望东城的朋友都是“散步”走去。1982年我陪光年同志去天津开会，有一天车在半路上停下，让我们逛逛商店。他看见草莓酱想买一小瓶，一摸，没装钱，由我垫付。关于光年同志身上不装钱的事他在《文坛回春纪事》里有一段很生动的记载。那是1977年7月23日，中央发布了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永远开除出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光年同志参加庆祝公报发表的游行，他走在出版系统的游行队伍里，到东长安街已是多路纵队并肩前进，锣鼓鞭炮齐鸣，到天安门时，大雨如注，队伍在南长街折返，他和王匡两位老人掉队了，走到华侨大厦后只好各自回家。光年同志独自走在朝内大街上，已经疲惫不堪，到了南小街，家住东总布胡同的他已经可以乘坐24路公共汽车回家了，“身上没带钱，坚持步行回家，全身湿透，从头到脚，擦洗换衣。计步行三个半小时，疲劳极了，心里还是非常高兴。”当时，正是从湖北“五七”干校返城不久，光年同志在干校已经身患多种疾病，况且又是六旬开外的老人，时隔一年就因肠癌住进医院。光年同志生活上从不讲究，吃得饱、穿得舒服就行。1988年初，我陪张光年、黄叶绿夫妇去海南，出发时是农历正月十一，北京的气温还在零度以下，海南已是摄氏28度的高温天气了。我们住省委招待所，光年同志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又是许士杰、梁湘邀请来的客人，省里要安排住套间，光年同志不同意，坚持住标准间。他说，下来要多跑路，多看，多听，住得简单，吃得随便就行。在海口，他们老两口住一间客房，我一个人住一间。晚饭就在大食堂进餐。光年同志在室内穿西服裤子不方便，穿棉织内裤又太热，想要一条宽松的棉布便裤，在海口市买不到，我们就在招待所门口买了六尺白底小花布，我用文具小剪刀大致上剪裁了几下，粗针大码线地缝了个来去缝，腰上用松紧带一串，一条大裆裤就成功了。过了一会儿，光年同志穿着新裤子喜滋滋地出现在我的门口。

    在我退休之后，过一段时间必得到光年同志府上探望一下老人。每当光年同志望见我走进他家的客厅时，就摘下眼镜，停下正在写作的笔，将本（或纸）从膝盖上拿开，放到面前的茶几上，轻巧地站起来，双手伸向我，微笑着走过来，第一句话总是：“你好啊！”我也伸出双手，亲切地握着、摇着，端详着八旬开外的老人那永不疲倦的笑脸，然后坐下，不等我开口，他就滔滔不绝地说这几天正在赶写什么，进展快或不快；报纸上、电视上又看到了什么新闻；中央正在召开什么会议；哪位作家又送来他的新书……光年同志将到70岁时就一再以口头的或书面的申请，向中央提出不再担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职务，要求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最后，中央有关领导答应他，到中国作家协会开过全国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之后，新的领导班子组成之时才可言退。1985年初，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闭幕，唐达成同志任党组书记，新的领导班子诞生了，光年同志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他感到身心无比轻松。从此他就不再登作协大门，不干预新领导班子的事务，不再参加作协研究工作的会议，甚至有些社会活动也能推就推。退下来以后，光年同志平平静静地生活，按照早已设想好的计划，读书、写作，偿还作家、朋友的信债……他在自己的家里从早到晚忙着干计划内的事情，一口气写了十几年，真是忙得不可开交。虽然光年同志一生中有过许多辉煌的成就，《黄河大合唱》已成传世之作，而他却说，那主要是音乐艺术上的成就，他的歌词只不过是为冼星海的天才的飞腾提供了一个跳板。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我不能当空头文学家，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不能空有其名。我要写东西，我一生的经历真是九死一生，有许多东西值得写。常到光年同志家里去的人都知道，他一般上午不会客。清晨5时起床，在室内做气功，再慢走几千步（前两年还爬楼梯）。早餐后就坐到面向客厅大门的小沙发上，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双膝就是写字台，先展开小本记下头一天的事，写完日记就有条不紊地工作。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十几年中陆续出版了《光未然歌诗选》《惜春文谈》《光未然诗存》《江海日记》《向阳日记》《文坛回春纪事》等书，共计130余万字。光年同志虽然已是87岁的耄耋之人了，记忆力却相当好，思维还称得上敏捷。有时在我们交谈中，谈到许多年前的往事，提起某人的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光年同志竟能脱口而出，并且能记起那人曾说过的话。他的反应之快、记忆力之强，常让一些不常见到他的人吃惊。在他80岁生日时，老友画家罗工柳说，年纪大了，不再画画了，送几个字吧！光年同志向罗老索要了“勤奋延年”4个字。裱好的字就挂在客厅里。光年同志对这4个字可以说是身体力行了。

    1999年9月，光年同志本来准备躲到南方去，集中精力将语译《文心雕龙》一书写完。机票都已经订好了，在临走之前，医院通知：体检时发现右肺下角有一肿物，须立即住院切除。因为光年同志20年前曾做过肠癌切除手术，对这次发现的肿物医生特别重视，认为，不管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都要切除，免生后患。他只好遵医嘱退机票住医院。一周后做了开胸切除肺肿物手术，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当时就化验，两个小时后得知是良性肿瘤，医生和家属都松了一口气。但是，做手术是有风险的，八十几岁高龄人做开胸手术，在该院算是创纪录了。光年同志又经历了一次生理和心理的考验。手术后不久就痊愈了，养病期间，医生针对光年同志急于写东西的心情，一再做思想工作，并限定时间，在此之前决不可以用脑！光年同志哪里闲得住啊，不写东西手痒，不动脑筋的日子是极难熬的。医生又有严格要求，无奈，只好推迟译《文心雕龙》的原定计划。光年同志自从被推选为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会长之后，就总说自己不称职。他跟我说，人家学会里的人都是专家、学者，我跟他们比只能算个门外汉。对推举为会长的事，他一再推辞，实在推辞不掉，就只有努力做出成绩来，才能心安一些。他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任《文艺报》主编时，就利用夜晚和休息时间，译过十几篇《文心雕龙》，其中6篇还打印出来，给《文艺报》的编辑上古典文艺理论课。这项工作可以说是《文心雕龙》语体翻译的最早尝试。时隔近40年，终于有时间完成夙愿，又是在勉为其难地当了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会长之后，其情之急、其心之切可想而知。《文心雕龙》今译工作既然不能按计划进行，干坐着养病也不是滋味，就选了件较轻松的事，开始阅读长篇小说。先读从维熙1998年出版的《走向混沌》三部曲。从1999年10月开读，每天读一些，再记下当日的读书心得，近40万字的小说，以刚动过大手术的高龄人的病体，仅用了6天时间就读完了，并写出了读书笔记。光年同志在给从维熙的信中说：“此刻的精力和脑力不允许我做进一步的分析和阐解，相信别人会做得更好的。我以读者和朋友的身份向你表示感佩（无误）。我国革命历史上的无限光辉的人物和事迹值得发扬光大；我们这一代经历的重大挫折和苦难也应当得到艺术的表现。只有艺术地深情地打动人心，才能发人深省，使人长记不忘，一代一代地感染读者，提高人们的觉悟。”从维熙回信说：“读了您的来信后，内心感触颇多，首先让我认知的是，您还是年轻时写《黄河大合唱》的光未然。一个文苑老人要保持心态的青春是不容易的，常见有些文化老人，到了八旬开外，有的终日无所事事；有的受生理和思维的制约，已然死了锐气——更为严重的变态，则表现为拒绝吸收、容纳新的思维，动辄以自己形成的思维方式，评断一切非我的文化现象和文学书籍。而您是其中少见的一个例外”（引文见《文艺报》2000年3月7日）。读完《走向混沌》这部书，老人心情沉重，为了转移思路，再度平静地生活，他翻开了另一部长篇小说《花季·雨季》。不久前我去探望光年同志，他向我宣布医生所限定的休养日期已经过满，马上要开始工作（他认为读长篇、写书评不算工作）。又过了几天，我再去探望光年同志，他高兴地告诉我，已经按原定计划译了两篇《文心雕龙》，并发誓说，这个计划我拼了命也要完成！计划是每天上午工作，下午休息，看看报纸。可是就在我去的头一天的上午，一篇今译《文心雕龙》的工作没有进行完，下午就接着译，一直干到下午5点钟全篇译完，自己认为满意了才罢手。真是拼了命啦。现在语译《文心雕龙》30篇完成了，并在每一篇后边都写了后记，共16万字，在征求了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专家们的意见之后，于2001年3月出版。积40年的心愿终于实现了。恭喜光年同志！贺喜光年同志！从他的作为我再次体会到“有志者事竟成”这一真谛。今天，当我们手捧《光未然脱险记》的时候，心情更加激动，老人家在88岁生日之际，以重病之躯又向文坛献上了一份厚礼。

    《黄河大合唱》是我幼年时就爱唱的歌。在我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之后，才亲眼见到仰慕已久的《黄河大合唱》歌词作者光未然。三十几年间，我从远远地默默地注视，到逐渐走近他的身边，协助他做一点点事务性的工作，从而对他有了较深切的了解。他是一位热情、坦诚、随和、谦逊的人。这三十几年也是历经沧桑。他在领导岗位上有顺境也有逆境；有喜悦也有悲伤。他不因自己对社会曾经有过卓越的贡献而狂妄自大，也不因无情的批斗而妄自菲薄。他淡泊名利，常以“老编辑”自居。他以特有的人生理念追求着学业上的长进，奋争着事业上的成功。他晚年发表的几本日记，将他的生活袒露在世人面前，读者可以从日记里清楚地看到一位生活在激流中的老人，如何在大风大浪中拼搏，雄心勃勃地创造性地工作着；同时也看到老人顾全大局，甘为孺子牛的内心世界。在他回顾以往时，凡是他做错了的事情，他都勇于承担责任，决不因政治风浪的波及而原谅自己；凡是他做对了的事，他一定坚持到底，决不因个人安危而退缩。日记里，他对父母、妻子、儿女及小孙子温情脉脉处处可见。他有一个温馨的家庭，老夫妻相濡以沫，儿女都事业有成。

    光未然老当益壮，年近九旬仍以病残之躯、在一般人认为已是风烛残年的岁月里以忘我的精神争分夺秒地工作着，向自我挑战，向人的生理极限挑战，十几年如一日地同时间赛跑，以一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辛勤耕耘着。近几年陆续出版的书籍，兑现了他“不做空头文学家”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