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天《黄河大合唱》在延安诞生后，不仅在当地多次演唱，还通过不同的途径迅速广为传播，成为深受广大听众喜爱的著名音乐作品。

冼星海最初是应抗敌演剧三队之约创作《黄河大合唱》的。1939年4月13日该队在延安首次演唱了此曲（指挥邬析零，独唱田冲、蒋旨暇，朗诵光未然）。离开延安后该队不仅多次演唱此曲——当年5月就在二战区司令部（司令长官阎锡山）的所在地陕西宜川县秋林镇演唱了《黄河大合唱>，还将《黄河大合唱》传授给了别的演剧队。如1940年初，三队就将《黄河大合唱》的乐谱寄给了抗敌演剧四队，四队于是在湖北老河口演出了《黄河大合唱》；1941年初抗敌演剧三队、十队与抗敌宣传四队在河南洛阳会师时，更是以80余人的规模联合演出了《黄河大合唱>。

1939年5月11日冼星海指挥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百余人的合唱队演唱丁《黄河大合唱》（独唱陈地、莎莱）。其后该院迅速刻印了此曲的油印简谱本，由延安文艺供应社发行。中国电影制片厂《塞上风云》摄制组的应云卫、盛家伦等冼星海的友人，1940年2月由重庆途经延安去榆林拍摄外景时，一次就要走了42本《黄河大合唱》的乐谱（见冼星海当年2月18日日记）。1939年7月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由鲁艺的部分师生组成）从延安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办学时，也带走了许多此曲的歌谱；再加上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曾经在冼星海的指挥下演唱过此曲，《黄河大合唱》的歌声因此很快就回响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天空。1938年冬天由延安再次开赴晋察冀地区工作的西北战地服务团，1939年底也演唱了《黄河大合唱》（指挥周巍峙）。

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在重庆、桂林等地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也是共   产党在国民党治理区开展文化工作的领导机关。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就曾将来自延安的《黄河大合唱》的乐谱，交给了当时担任桂林《救亡日报》总编辑的夏衍。夏衍将此谱交给了中共地下党员林路（1938年冼星海在武汉时就职的政治部三厅艺术处的同事），林路不仅将之陆续刊登于他主编的《每月新歌选》（1940年3~7月出版昀第4~7期），1940年7月还亲自指挥“乐群社”等歌咏团体的200余人在桂林演唱了《黄河大合唱》（演出的报道见桂林音乐界纪念“七七”三周年音乐会筹备会1940年编辑、出版的歌曲集《七七之歌》）。

李凌曾经是延安演唱《黄河大合唱》的伴奏乐队成员（演奏二胡）。1939年9月19日他出发去“大后方”开展新音乐活动时，也携带了一些此曲的歌谱。李凌与林路1940年1月在重庆共同创办了音乐期刊《新音乐》月刊（第4期起改为李凌与赵781主编）。《新音乐》月刊1940年3月刊登了《黄水谣》，5月刊登了《保卫黄河》。《新音乐》月刊的出版发行单位“生活书店”，1940年7月在重庆出版了《黄河大合唱》的单行本歌谱，促进了《黄河大合唱》在国民党治理区的进一步传播。据原“孩子剧团”成员回忆，1940年8、9月间在重庆郊外政治部三厅的办公处，他们首次演唱了《黄河大合唱》。根据演唱者的回忆和保存下来的当年的演出节目单均见《重庆文化史料>1995年第1期），在政治部三厅人员赵启海、明敏和李凌等人的组织下，重庆“业余合唱团”1940年12月15日在重庆以“国际反侵略协会重庆分会主催、重庆市文化团体第二次联合公演”的名义，在重庆临江门戴家巷口的“留法、比、瑞同学会”演唱了《黄河大合唱》（指挥明敏，男女独唱为赵砜、易桦，词作者光未然亲自担任朗诵）。抗敌宣传一队（后改为剧宣七队）最初也只是以音乐会的形式演唱《黄河大合唱》。1942年初他们将其改为造型演出，增加了布景、灯光和表演，努力用生活动作和人物形象使音乐语言具有立体感，演出后很受观众欢迎，成为该队的保留节目（由原剧宣五队和七队的骨干人员组成的中国歌舞剧艺社，1947~1948年多次在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演出厂歌表演《黄河大合唱》）。光未然任总领队“缅甸华侨战工队”，1942年春节在缅甸曼德勒公演《黄河大合唱》（指挥赵砜，朗诵光未然，乐队指导李凌），这是该曲首次在国外演唱。据《冼星海全集》刊载的演出记录，普林斯顿大学合唱团1943年在美国首次用英语演出了《黄河大合唱》。

在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对演唱《黄河大合唱》不便公开干涉，于是派遣特务在演出时进行恐吓，破坏捣乱。据严良垄说有个喜爱音乐的青年人只是因为演唱了《黄河大合唱》，就被特务装进麻袋扔到了长江里杀害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对演唱《黄河大合唱》就公开采取的压制的态度：1946年8月18日上海新音乐社原定在辣斐大戏院进行的“诗歌音乐欣赏晨会”上演唱《黄河大合唱》，就因为国民党当局的禁止而未能演出。

1945年台湾以日本军国主义的占领下光复时，曾经演唱过《黄河大合唱》。国民党政府退守到台湾后，在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方面，奉行“文化认同，政治不认同”的原则，因而1949年以后，《黄河大合唱》一直不准许在台湾演唱。1983年两位青年作曲家——来自中国大陆的黄安伦和来自香港的陈永华，发起、组织旅居在加拿大多伦多市的华人——包括来自大陆、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地区的中国留学生共160余人，6月4日在该市的马茜音乐厅成功地演唱了《黄河大合唱》（由华人指挥家赖德梧指挥）。由于台湾当局禁唱此曲，当时动员来自台湾的留学生参加演唱此曲时，他们都曾经感到颇为踌躇。

1985年台湾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国防部原已同意“成明合唱团”演唱《黄河大合唱》，又因其它主管单位不准而作罢。取得了大陆中国唱片公司代理权的福茂唱片公司，原定1988年12月在台湾推出《黄河》钢琴协奏曲，又因其中有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东方红》，“政治色彩过浓”，而不得不放弃出版计划（见1988年11月l 1日台湾《联合报》）。为纪念“七七”抗战纪念日，1988年底台湾政府新闻局召开抗战歌曲审查会议。由于“词曲作者附共”（《黄河大合唱》的词曲作者光未然，冼星海都是共产党员，而且是在中共中央当时的所在地延安创作的这组合唱曲），歌曲中也有宣扬共产党思想的嫌疑，因而新闻局和教育部都认为只演唱其中的《黄河颂》与《黄水谣》两段为宜（见1989年4月7日台湾《联合晚报》）。台北市教育局也电话通知申报演唱《黄河大合唱》的台北爱乐合唱团和成明合唱团：由于《黄河大合唱》尚未完全解禁，最好不要演出。主管音乐会演出的台北市教育局社教科表示：演唱禁歌将依法送办。（见1989年6月23日台湾《联合晚报》）

一些台湾报纸为此纷纷发表文章进行呼吁，如《（黄河）宜唱不宜唱大家关切》，《黄河怒吼教（育局）要合唱团噤声》，《禁唱理由在哪艺界吁速说明》。由于《黄河大合唱》深受全球华人以及台湾听众的喜爱，当时走私夹带入境和坊间非法出版的《黄河大合唱》的录音带，实际上在台湾估计已有2万盒之多。

台湾的音乐家杜黑、成明、赵琴等人，多年来一直为推动《黄河大合唱》在台湾的演唱而奔走，呼吁。《黄河大合唱》仅开禁二段后，台北市爱乐合唱团负责人杜黑为此呼吁邀集专家学者召开“公听会”，让社会公开评定此事，主管单位包应该对社会有一明确的交待（见1989年6月23日台湾《中时晚报》）。音乐家许常塞认为《黄河大合唱》是抗日歌曲，禁止演唱没有什么道理。有些人鉴于当局的规定，已提出了歌词的具体修改意见。

1989年6月24日新闻局召开特别审查会，丑辉英、谢君仪、王聿均、张吴、李芳育、林治平、彭圣锦、廖年赋、宋云鹏、赵琴等人和词作家黄莹经过讨论，决定将《河边对口唱》中的“敌前敌后打游击”，改为“齐心敌后打游击”；《怒吼吧！黄河》中的“新中国已经破晓”，改为“全中国已经破晓”、“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改为“向着全中国受难的人民……”。《黄河大合唱》在台湾沉寂40年后，仅修改r歌词中“具有政治敏感色彩”的7个字后，终于全曲顺利过关，获准扬声于台湾（见1989年6月25日台湾《自立早报》）。马水龙等台湾音乐界人士，认为台湾政府对艺术的看法，审查的态度不拘陈例，已朝前跨出一大步，表示赞扬。

1989年6月25日晚，时隔《黄河大合唱》诞生40年之后，由杜黑指挥台北爱乐合唱团联合台湾省立交响乐团附设合唱团与台北县教师合唱团共260余人（独唱：蔡正骅、顾企兰），在台北爱乐青年管弦乐团70余人伴奏下，在台中市中兴堂举行的“抗战纪念音乐会”上，首次在台湾演出了《黄河大合唱》。7月1日和3日，他们又移师台北市国家音乐厅再次演唱《黄河大合唱》。任策、吴节皋指挥成明合唱团与长荣合唱团，7月5日和6日也在台北市国家音乐厅联合演唱《黄河大合唱》（独唱：成明、范宇文，由两架钢琴伴奏）。这些演出现场的气氛都非常热烈感人，不少人激动地流下了热泪，许多老年观众频频随着歌声哼唱，显然是经历了抗日战争的那一代人。

据台湾报纸后来披露，《黄河大合唱》终于在台湾全面解禁的关键人物，是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宋楚瑜（1988年由国民党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升任秘书长）。他从各新闻媒体的报道里获知有关情形后，鉴于民众的强烈呼声和社会舆论，即责成国民党文化工作委员会深入了解情况，并进行协调。文工会于6月中旬向他提交了一份《演唱（黄河大合唱）备忘录》，将该曲的创作背景、禁唱及部分开禁始末、台北爱乐合唱团申请演唱过程、歌词修改意见等情况详细列报，并提出了全面开禁的建议。宋楚瑜阅后，即核批“依修改后演唱，并协调各有关单位取得共识，以维政席机关之尊严，并显示政府尊重艺术家专业主张之目的。”文工会依据秘书长的批示，当即与教育部、新闻局、安全局、市教育局等经办单位联系、沟通，取得共识。旋于台北爱乐合唱团申报演出《黄河大合唱》的前夕，由新闻局出面紧急召开了上述的那次特别审查会议，通过“改歌词、删乐章”的决定后，于6月24日宣布取消了《黄河大合唱》在台湾演唱的禁令。

响遍全球的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黄河大合唱》，以它响彻云霄的怒吼，终于冲破了最后一个牢笼，回响在了祖国的宝岛台湾。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

第4期2000年12月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