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你到过黄河吗？

——忆张光年先生        作者：周新京

 一、

我认识张光年先生，是因为与他的儿子张安东同龄。父辈是同事，又在一条胡同里住着，自然玩到一起。他家在胡同西口，大门的样子有点怪，十几块竖长的门板，只开中间一扇。长长的甬道东侧，是等距的几个院子，住着中国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和副书记们。西侧是厢房，作家高行健曾住在那里。

文革开始后，书记刘白羽最先受到冲击。宅院腾出来，成为《人民文学》编辑部。直至停刊，院子荒废，我们都在那里玩。玩够了就去安东家洗手，领取他妈妈黄叶绿女士分发的糖果。表情严肃的张光年先生，偶尔礼貌地问一声，你爸爸还好吧？不久，作家们轮流遭批斗，全下放到干校去了。

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看上去一派自然风光，水质却很差。作家们的衣服、皮肤和头发，都渐渐染上锈色，腑脏的伤害可想而知。驻地距火车站约40里，口粮需各位自己去运。张光年先生胳膊受过伤，使不上劲，便将裤腿扎起来，装上米，跨在脖子上。一次雨后路滑，他不慎坠入粪坑，险些丧命。

干校期间，陆续有作家去世，还有病倒和瘫痪的。主管方只得允许一部分病重的和年龄大的回城，张光年先生就在其中。安东一度寄养在舅舅家，此时也接回来。我仍独自一人生活，便常去串门。张光年先生已经六十多岁，赋闲在家，除了看书，就是像农夫一样侍弄瓜菜。

作家们各有不少藏书，文革抄家，大多丟失。所幸我可以和邻居互相交换，读到一些。聊得最多的，是《文艺报》合订本。张光年先生曾是主编，那也是我翻阅较勤的，紫绢封皮都磨破了，露出里面的黄纸板。我说起对一些作家的看法，张光年先生不作声，只对他认可的作家略加补充。

比如何其芳先生，他劝我读一读《画梦录》，虽是像我那个年龄写的，却是一生中最好的作品。我说还有一个叫华夫的，评论写得很棒。张光年先生怔了怔，用手挠一下鬓角说，华夫？那就是我嘛！封笔多年，他好像连自己的笔名也快要忘记了。他通常写诗和歌词署名光未然，写评论署名华夫。

张光年先生英文很好，我多次看到他将中英两版《资本论》摊在桌上，对照阅读，用尺子比着在书上画线。那被称作无产阶级圣经的巨著，他是不是在寻找革命走样的原因呢？张光年先生还说起过“黑八论”，反正我对文坛掌故一无所知。那都是批判他的罪名，却是文学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比如“人性论”。

冬天，炉子上水壶吱吱响，屋里并不暖和。我去看他，连大衣也不敢脱。他却只穿一件毛衣，外面套一件中山装。我问他冷不冷，他说可以一边看书一边练气功，把气运到腿脚上，就不冷了。我不大相信，但是从干校回来的老人们却相信，有人至今还在用他传授的心法调养身体。

二、

作家当中，张光年先生比较特殊。虽然遭批斗，人倒了，作品却没倒，《黄河大合唱》始终都在唱。我总是好奇地问他当初演出的过程，他似乎不大愿意讲。我最想弄清楚的，是两位领袖看演出的反应。那时民众对毛泽东和周恩来无比崇拜，我也不例外。张光年先生却说，就是看嘛。

冼星海先生的日记出版后，我得知当时情景。合唱尾音未落，毛泽东就跳起来大声叫好，这才像他的性格。张光年先生骑马摔伤手臂，部分歌词是在担架上写的。演出需要朗诵，他吊着绷带有碍观瞻，有人便为他披了一件黑斗篷，很有战场气氛，当时国共高级将领都备有这副行头。

文革中，所有单位都实行军队编制，每天出操，每年冬天去野外“拉练”。我告诉张光年先生，队伍行进中，同学们都喜欢唱《保卫黄河》。他很开心，有点腼腆地说，当年打鬼子，战士们就是把这首歌当作军歌来唱的。战争环境里，一首好歌，不亚于一支军队，这大概也是他最引以自豪的。

中学毕业，我遇到特殊政策，独生子女或弟妹不到十三岁，可以不去插队。我得以留在城里，但出身不好，没有单位接收。我便在家里看书，主要是小说、诗歌等感性文字。张光年先生劝我读一读经典著作，如《资治通鉴》和《文心雕龙》。我不喜欢古汉语，也勉强读了些，怕他问我读后感。

《文心雕龙》是一部奇书，出版开放一些后，各种文艺理论相继涌入，没有哪一种能够简单超越它。它阐述的不仅是思想，也是直觉和经验。深邃，并且浑然一体，是一部高妙的“美学禅”。据说全球每3亿人中，才能产生一个拥有绝顶心智的人，我相信刘勰就是一个，只不过赶上用古汉语表达，令后人费解。

五四时期的文学艺术，虽然西化，《文心雕龙》的影响仍不可低估。尤其是学者型的诗人和作家，比较排斥现代主义的“绯糜矫饰”，推崇洗练和简白，以及内在的均衡、风趣、雅致和妖娆。49年后的文坛，这种文风坚持了一段时间，直至被另一种简白吞没。但脱去文骨的简白，还称得上文学吗？

张光年先生的文字，一向朴素。内行却不难发现，那弥漫在声韵和气质上的华美。最初《黄河大合唱》歌词，是在小范围朗读的，冼星海先生当场被“点燃”，冲上去抢过手稿说，这是属于我的！那年张光年先生25岁，冼星海先生略长几岁。两个唯美灵魂的相遇，成就了一部不朽的作品。

三、

我待业一年后，被一家医院招去当锅炉工，后改做挂号员，恰巧是中国文联的合同医院。灰墙、绿瓦、棕色门窗，与协和医院相似，只是规模小得多。文革后期，干校涣散，老弱病残悉数回城。其余的则归并到天津团泊洼农场，继续劳动改造，理由似乎仅仅是身体好。

医院进出的，尽是昔日的名家。即使相貌不熟，病历上也写得很清楚。名家们却个个态度萎靡，早已被收拾得服服帖帖。也有个别例外的，如冯牧先生，医生服务稍有不周，便拍桌子骂人，仍是一头怒马。又如张天翼先生，坐在轮椅上，衣装肃整、气质高贵，眼睛婴儿般清亮，不沾一丝烟火气。

医院三班倒，晚上常有自杀的，一群人拥着平板车乱轰轰冲进来。急诊室人手不够，把我叫去帮忙，却只是站在椅子上，高举吊瓶，因为患者血管萎缩，需要加大药液压力。我对张光年先生说起见闻，他认真地听着，从桌子后面站起来，在屋里踱几步说，最好的自杀办法，是摸电门。

没过几天，黄叶绿女士告诫我，不要再对张伯伯讲自杀的事。我很吃惊，在我心目中，张光年先生是个英雄。不仅年纪轻轻写出《黄河大合唱》，更早的时候就创办剧社，率领演出队穿越日伪封锁线，慰问打胜仗的中国军队，他在精神上是很强大的。不过，文革中自杀的文化巨匠们，哪个不是精神上的强者呢？

四人帮得势后，一度要求每个单位都成立“理论组”，紧锣密鼓地读马列著作，写批判文章。医院理论组由各科室主任或副主任组成，我也被叫去，充当执笔。每次活动，医生们先帮我列一个提纲，算是交差。然后交流各自听到的小道消息，揣度时局。我说起张光年先生接电话装病的事，他们很感兴趣。

文革前，局级以上干部才有资格装电话，一旦打倒，马上拆除。张光年先生从干校回来，无权无职，仍是黑帮，却装上电话。并非出于照顾，而是为找他方便。一次我正和他聊着，电话响了，他却不接，恨恨地盯着电话，自言自语地说，缝个棉花套把它罩上！原来是于会咏打来的，拉他入伙，已经动员好几次了。

医生们笑起来，敬佩张光年先生的骨气，却也替他担心。内科副主任邵文华说，你让他来找我。我转达了邵主任的意思，张光年先生感到意外，犹豫一阵还是去了。邵主任为他开了一个月假，不够再接着开。虽是举手之劳，一旦追查，也很危险的。改革后张光年先生出版日记，还特地找我核实邵主任的姓名。

守着这样一位诗人和批评家，我自然少不了拿习作去叨扰。参加工作后，我写的东西里，便有了乱糟糟的政治内容，多是人云亦云。张光年先生看了很不舒服，又不便过于责备，只是看着我，慢慢地说，政治态度，要严肃……说完顿住，等我领会。我本来觉得没什么，却从他的神态中，意识到话题沉重。

随着年龄增长，我愈发领会和感激。在这块土地上，以各种方式被政治毁掉的人太多了。对一个独自长大的“野孩子”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样的点拨更有益呢？否则以年轻人的懵懂和虚妄，不知要闹出什么丑剧，付出多大代价才知道收敛。一旦走远，就回不了头了。

四、

粉碎四人帮，并非像后来渲染的那样，立刻引起全社会的狂欢。人们只是私下议论，表面上仍很平静。张光年先生平时没有去处，黑帮之间忌讳串联，隔膜久了也不知底细，只有靠往来的朋友了解情况。我把医院里和社会上的传闻告诉他，他觉得可信就郑重地点头，无稽之谈便笑笑。然后问，还有吗？

两星期后，中央文件正式下达，许多传闻得到证实。人们涌到街上去游行，敲锣打鼓扭秧歌，官方还破例放了烟火。对于饱受患难的知识分子们来说，感受更深切一些。张光年先生游行后写了一首诗，最有魅力的一句我还记得：让飞散的火星落入我的花发……

为迎合社会各界的高涨情绪，北京体育馆举办一场又一场文艺演出，数万人的场馆里，头发花白的军人和知识分子占了不少。延安时期的歌曲成为主旋律，压轴节目则是张光年先生的朗诵和《黄河大合唱》，依然是排山倒海的气势。那一阵，张光年先生的心情格外地好，却也有点累。他开玩笑说，我快成演员了。

张光年先生复职较早，兼任数家文艺报刊主编，主持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工作，经常都要面对形形色色的观念碰撞和人事纠纷。一些人想保住文革中的既得利益；一些人想回到文革前，收复失地；一些人则想实现压抑已久的抱负，向现代世界和文学自身靠拢。每种人都搏命般努力，需要妥善应对。

第四届中国作家代表大会筹备之际，接到上面提名，要求以选举方式，恢复文革前几位大佬的位置。然而，从四九年到文革，文坛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经几位大佬之手，扳倒的宿将和整治的作家不少。即使落难，也未改变人们对他们的反感和戒惧。张光年先生于是“自作主张”，让代表们自由选举。

新一届作家协会主席和副主席，由老牌无政府主义者巴金领衔，其他则是丁玲、艾青、王蒙、刘宾雁、冯至、冯牧、陈荒煤等十余人，包括张光年先生，清一色的黑帮和右派。不仅将上面的旨意抛到一边，蛰伏民间多年的右派们，还不顾斯文地四下拜票，表现出“庸俗的资产阶级那一套”。

文联各大协会纷纷效仿，实行自由选举。曲艺家协会选出侯宝林先生，却被他谢绝了，“小才五”荣登主席之位。党政部门正在倡导开明风气，选举结果得到确认。中顾委却轮番开会，对张光年先生进行批判。他是中顾委委员，违背原则是要受追究的。张光年先生私下说，大不了回家研究《文心雕龙》。

多年后，事过境迁，邻居王翔云女士透露，当初抛开上面的提名，其实是胡耀邦的意思，张光年先生自己扛了。她曾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主管人事的，知道些内情也不奇怪。像这种有悖“政治理性”的事，还有一些，比如在家里会见诗人北岛。有关部门对北岛盯得很紧，他是知道的。

按常理，自己抗争得到的东西，一旦占据，对后来的抗争者，便有很强的“护食”心态，十分的警惕、排斥和不屑。惟有超越一己的得失，方能对后来者抱以感同身受的理解和支持。可见，张光年先生所说的政治态度严肃，不仅包括必要的洞察、审慎和规避，也包括必要的担当。

五、

八十年代中后期，张光年先生卸任。自从年轻时迷上《文心雕龙》，他就有一个愿望，用白话将《文心雕龙》“译”出，让更多的人受益。这愿望盘桓在心头四十多年，积累了不少笔记，晚年才得以专门研究。他的最后一个头衔，是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会长。他是研究者，也是众望所归的组织者。

我大学毕业后，从事经济政策研究工作，与文学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每次见面，张光年先生都好奇地问东问西，从政策走向到实践细节，直至头脑出勾画出完整的轮廓。他的经济学知识一点也不差，反而可以凭广博的见闻，对近现代经济史提出自己的看法。概括式、经验式、文心雕龙式的，令我很受启发。

市场机制的导入，引起全社会的不适。尤其是缺乏保障的普通人，改革的预期与现实落差很大，失望和懊恼的情绪在蔓延。人们开始上街，在广场聚集，张光年先生再一次陷入忧虑之中。他的孩子不在身边，自己出门也不方便，于是像十几年前一样，我和一些故人，成为他获取社会消息的来源。

张光年先生仍是中顾委委员，随着局势吃紧，会议频繁起来。一天我和他聊到晚上近十点，仍有电话召集开会，而且不准请假！第二天他问我，听说过清华学生造武器的事吗？我骇然，问谁说的。你们市委书记呀。我问老邓什么反应。龙颜大怒嘛！我们市委书记呢？主动请缨啊！张光年先生的表情既严峻又不满。

十多年后，在一家酒吧，巧遇当年的学生领袖。我问及此事，他满脸诧异，造武器？我怎么不知道？顶多有一些水果刀，还有社会上能看到的那种刮刀！我们猜测，消息可能是基层执勤人员捕风捉影的讹传，或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面对强大的野战军，凭空杜撰出来在心理上加以抗衡的。

然而，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消息却来得很是时候，地方官正愁打不开僵局自身难保呢。高层强硬派也庆幸地捕捉到这宛如灵感般稍纵即逝的籍口。无论怎样，在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冲突中，清华学生造武器的事，都是一个诡秘的疑点。如同伊拉克战争前的虚假情报，成为激发决策的最后一根刺。

我头脑中保存着许多张光年先生的画面，印象最深的是那天早晨。我特地晚一点去看他，估计他没有休息好。按响门铃，黄叶绿女士出来开门。回到客厅，她和张光年先生并排坐在一起，像两个等待宣布结果的学生。我怔怔地望着他们，不知说什么好。黄叶绿女士小声问，开枪了？我点点头，哽咽起来。

黄叶绿女士猛地起身，到另一个房间去了，张光年先生一点声音也没有。我抬头看他，不禁吃了一惊。他的整个脸几乎是紫色的，全部被泪水浸湿，身体向前佝偻着，两只手合在一起，怕冷似的放在两腿中间，像一个委屈的孩子。难以想象，这便是那位秉承着黄河灵魂的歌者。

那一刻，他是否感到前所未有的幻灭？我不得而知。但是我知道那份痛，和那份悲凉。在生命的丧失和心灵的创伤之外，还有成千上万的规划落空，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事灾难。锁在抽屉里的小本子都将取出，罗织罪状、清算异己了。立足未稳的改革派轰然倒下，那是付出多少代价才换来的局面啊！

就像历史中一再上演的那样，狂热者从对立的两端轮流搅局，互相创造机会，剥夺一个民族和平发展的机会。一条大河，极尽迂曲，徒然耗去奔涌的活力。然而，不论怎样迂曲，毕竟“奔流到海不复回”。一段沉寂后，改革再次启动。黄河文明的魅力，也许就是在无尽的艰难苦恨中，那种绝处逢生的复元机制吧。

六、

我虽然年轻得多，却有些麻痹了。张光年先生却保持着少年般的纯真，每次外出，他都兴致勃勃地考察，经济、政治、民间社会和文化动态，从中印证美好、进步和希望。这份对于故土的近乎痴迂的情愫，白桦先生曾在电影《苦恋》中有所表达，张光年先生体现得更充分一些。

那是从众多的典籍和历史事件中产生的信念，是在西方文明参照下，对自身价值的领略，也是对祖邦沦落的不舍和不甘。所以，不论复兴的努力以怎样的面目出现，不论怎样被顽劣和屑小之徒所乘，或在庸碌的围困下，陷入怎样的尴尬和孤独，都无法改变他们内心的赤诚。

张光年先生的晚年，是在平静和舒缓中度过的。一面调养气息、对抗疾病，一面专注《文心雕龙》的译释。饱读诗书和历经忧患，最终都有助于他参悟先贤的境界。二00二年，张光年先生去世，享年八十九岁。遵照他的意愿，在临近源头的一座铁索桥上，家人将他的骨灰撒入黄河……

在可查到的官方资料里，张光年先生的一生，贯穿着一条革命主线。十二岁上街演讲，十三岁凭借家乡老河口书店，传递情报，主持地下小组活动，几乎是一名政治神童。但大学期间，他递呈的名片上，却写着“无政府主义者张光年”。真正贯穿他一生的，更像是一条美学主线，以及美学浸润下的人性主线。

张光年先生著述丰富，最广为人知的，是《黄河大合唱》。即使在乐曲中，也融入了他的情怀。人们从中听到的，不仅是抗日战争和左翼文艺，而且是源远流长的民族精神。冼星海先生也说，他写出了五千年。大合唱超越变换的时局，犹如黄河超越两岸的朝代。围绕黄河展开的话题，都可以从中找到光影和词根。

农耕、治理、灾难、抗争、大河文明、英雄史诗、亚细亚生产方式、改革、现代转型等等。那里面有历史，也有现实和未来。就像《黄河大合唱》开篇引诵的那样：“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黄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如果你已经忘记的话，那么，你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