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黄河大合唱》的一些深刻印象

李凌

《黄河大合唱》是音乐上最能象征中华民族经历千百年深重的苦难,中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不屈不挠地进行革命战斗的伟大的英雄气魄的歌篇。这首歌曲是1939年春,在延安由冼星海和光未然合作的。那时词作者正随同演剧三队到延安,星海听取了词作者的设想、意图,经过一个多星期,日夜辛劳地将曲谱赶写了出来。

星海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合唱队只有30多人,而其中大部分是话剧演员兼的,乐队是鲁艺音乐系的十几个学员)创作的,他只能着力于通过他那雄伟、刚健、深沉、优美、富有动情力的音调表现出这伟大的民族的性格和战斗的风貌。当时鲁艺音乐系的乐器,只有一二把小提琴,几个二胡,一个三弦,几个口琴,但要体现星海所设想的效果,没有低音乐器,要显出音乐上所要求的深厚雄伟的力量是不行的。梁寒光同志就用大煤油桶做了一个低音琴。由星海亲自排练,邬析零同志指挥,词作者自己担任《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诗朗诵,很快就演出了。在延安陕公礼堂,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喜爱和鼓励。毛主席听了激动地称赞这个作品写得好。周恩来同志也为作者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周恩来同志还常常和群众一起歌唱及指挥这部作品的段落。星海同志逝世时,毛主席曾题词:“为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这首雄伟的大合唱,特别是《黄水谣》《保卫黄河》《黄河对口曲》等,很快就在全国各地,引起巨大的影响和共鸣,成为划时代的鼓舞亿万人民坚持抗战、解放全国的最有力的音乐武器。在每个关系到国家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这首大合唱,成为号召革命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决一死战”的最有力的号角。

还有一事值得追忆: 1939年春,《黄河大合唱》诞生时,我正在延安鲁艺,首演时(由光未然带领的抗日救亡演剧三队演唱),我有幸参加了这历史性的演出,担任乐队成员拉二胡,当时是十分激动的。后因国统区统战工作需要,我在1939年“九一八”后第二天离开延安,10月抵重庆,参加救亡歌咏活动,筹办《新音乐》社,《新音乐》月刊于1941年元月出版,着重介绍解放区的新歌曲作品,受到大后方许多音乐专家和广大业余歌咏参加者爱好者的欢迎。《黄河大合唱》演出本总谱五线谱本)是我从延安带出来的。为了在国统区传唱方便,先在重庆出版了简谱本,至于五线谱总谱本,因有抄谱及制版等困难, 而且印费太贵,能读五线谱的群众不多,但星海很希望印五线谱总谱本,经多次商量,将五线谱由史汀同志夫人丁凯(二胡专家丁铛的妹妹)抄写,歌词则由作家陈企霞抄写,当时陈生活困难,全部抄写劳务费都送陈做生活费。我记得我介绍史汀同志去和读书出版社的范用同志联系出版之事。1939年4月《黄河》首演后,光未然的臂伤在延安医治困难,他被转送到成都,后来他又到重庆,我们重新见面了。1940年底,当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反共卖国,发动皖南事件,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关头之际,在当时中共重庆办事处的赞助之下,举行有词作者参加朗诵的《黄河大合唱》的演出。这次演唱,场内外都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暗探的重重包围,但词作者及革命音乐工作者,以毅然不屈的歌唱人民、反对分裂、坚持抗战的决心,来抗击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

1941年春天(正月初一)下午,中共办事处张颖同志突然到南岸我家,告诉我说地下党办的《中国青年》杂志的两个主编昨天被捕,你是该杂志的音乐编辑,怕出问题,应立即转移。他带了陈云枫去办事处借了路费,5点钟我就搬到王琦母亲的乡下去了,然后乘坐王琦三哥的运输汽车逃到昆明,再流亡到缅甸仰光。《黄河大合唱》五线谱总谱本什么时候印出,样本如何,我都不知道。

1946年初,正当国民党反动派耍阴谋破坏1945年毛主席参加订出的“双十协定”的时候,重庆的革命音乐工作者在严良堃的指挥下第二次以演唱《黄河大合唱》这部作品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企图,当时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李公朴都出席了音乐会。

十年浩劫期间,这首曾经受亿万人民爱戴的大合唱,很长的一段时间,在我国音乐舞台上听不到了。1975年10月,经过邓小平同志转请毛主席批准,《黄河大合唱》得以按原词演唱。一些敬爱星海同志的音乐工作者,克服了许多困难(像中央歌剧团、中央歌舞团等的合唱队,八、九年来基本不能唱了),打算在星海同志逝世30周年的日子里公演这部作品。但立刻遭到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及其爪牙的刁难。江青在前几年就阴谋否定这首大合唱,曾说过“《黄河大合唱》是没有阶级性的……黄河的框框在当时也是不对的”等反动言论来污蔑这部伟大的作品。江青还要人改写全部歌词,遭到周总理的阻止。直到毛主席批示后,“四人帮”一伙仍然加以各种阻挠。演唱会不准写上“纪念”二字,强迫要把毛主席的题词“为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抽掉,印了题词的节目单不准发。

演出前,邀请一些中央负责同志及一些革命干部参加,“四人帮”的爪牙知道了,就追查是“谁定的”,还说:“有人插手搞破坏”,横加种种罪名。

《黄河大合唱》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经过首都音乐工作者的努力,终于在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公演了。它说明了这样一个真理:“谁违反了人民的意志和心愿,必将被人民的铁扫帚扫进垃圾堆”。音乐会上,人们以最高的热情,以最响亮的掌声来报答这部大合唱的演出。

据说,乐团的《黄河大合唱》此次排练时间不多,合唱和乐队只合排过一次。指挥严良堃多年来一直受到“四人帮”的排挤、歧视,无论在精神上、体质上都受到摧残,但为了以这首曾经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爱护的作品来作为对周总理一年祭的献礼,他们夜以继日地赶了出来。这次演出,从作品的政治思想内容的表现到音乐的安排、处理,都是成功的。

现在回忆当时的情况:《黄河船夫曲》除了笑声显得松散一些外,每个段落,都充满生活战斗的气息,果断有力,明快、嘹亮。有些乐句,经过歌唱者的重新创造,加重它的气势。“我们看见了河岸”段,描写了船夫们再三和惊涛骇浪搏斗,划过了急流险滩,胜利在望,大家的心情是愉快、欢乐的。乐队过门中,由于配器上的弱点(后来配器的)显得空薄,轻飘一些,但指挥采用了轻淡点染的手法,偷偷地引人歌声,最后转到激烈的战斗是有效果的。

《保卫黄河》唱得很出色,特别是最后一段,采用齐唱,用以刻划亿万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展开了抗日游击战争,全民拿起土枪洋枪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雄伟壮丽情景,更加增强了作者的意图。

最使人难忘的是《怒吼吧,黄河》的塑造。指挥者在这段合唱中,是费了心力的,每个段落起伏对比都做得很突出,后段奔流直泻,千军万马,气势激昂,的确震撼心弦。如果说“五千年的民族,苦难真不少”几句,在声音上还不够沉痛、深重的话,这恐怕是由于唱队在声音的音色和力度方面长久的中断磨炼所致。因为这段音乐,有如一个被恶魔禁压了几个世纪的巨人,脚上拖着沉重的铁链。而他将要起来挣断一切枷锁,走向胜利。这可以说一步一声雷,出音应是沉重、有力、深厚、无畏,不宜以单纯的悲伤、柔美处理。但指挥者能在节奏上加以补救,听起来还是感动的。

我认为指挥者处理《黄水谣》的起头,速度略嫌快了一些。可能指挥认为这段描绘中国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以前的愉快生活,速度快一些,较适合。但是我们这个民族,几百年来,在三座大山的重压下,即使有过一段喘息的日子,那也是灾难重重中的顷刻欢心。好象一个饱经风霜、历尽千辛万苦的人,即使欢乐,也会是含蓄、沉着的。《黄水谣》是诉述广大人民遭受日寇的残酷和蹂躏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惨景中,虽说敌寇入侵之前,生活有所差异,为了烘托敌人入侵之后的苦难,前段稍作对比是有必要的。但广大的劳苦大众,在反动派的统治下还是朝不保夕,忍辱负重,似不宜着意强调它的轻快,优美。其次,起拍速度快了,到了“麦苗熟了豆花香”的地方想再拉开一些,就难以实现了。我个人认为,起首速度放慢一些,以一种深情、浑厚、沉着、宽阔的歌音来刻划,也许更为适切。我记得作曲者在最初指挥的这段音调也是拉得很宽的。

大合唱中的《黄河怨》是完美真切的。歌唱者郭淑珍表现这首作品是认真、刻苦的,声音很好,用情的深度,沁人肺腑,她在歌唱语言上的处理是优异的。她像说话一样歌唱,在唱音中又像专于说话的专家一样吐述词情,她冲破一般洋唱法上那些有音无词,唱声不唱情….…·…的束缚和坏影响,创造出新的境界她刻划这个受侮辱被损害的妇人心境,段落清晰、层次分明,着音设色,比较讲究,意深情真,亲切动人。唱到“孩子呀,你死得这样惨”一段,不少听众,心底深处受到波动,的确有“唱到歌中声咽处,寒猿野鸟一齐啼”之慨。这首歌曲,在一些中年以上的同志来说是比较熟悉的,但能把它唱得如此动人是少见的。

歌唱者的表演稳重沉着,丝毫不追求表面的效果,而是让内心的深处来倾诉,给人的印象是无限深刻。

此外,《黄河颂》、《黄河对口曲》唱出这样的水平也是不容易的。

当天的晚会,有不少是革命的老前辈,他们几十年来一直追随毛主席、周总理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他们在周总理逝世一年祭的前夜,能听到这首毛主席周总理爱护的大合唱,感受这首乐篇的鼓舞,是难以忘怀的。

写于1978年

1998.11稍作修改、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