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颂歌

——忆星海同志写《黄河颂》

田冲

每当我读到、听到、或看到有关星海同志生前的事迹、作品、和照片时，心里总要浮现出一些往事:他那炽热的感情，诚挚的态度，平易而亲切的微笑，甚至过早的秃顶、沙哑的嗓音，熬红的眼睛，和那套深褐色的西服，红得已经发紫的领带，都仿佛近在眼前似的。但我从未打算写文章，宁可把这些美好的回忆深深地埋藏在心底里。我担心我那笨拙的文笔，将会歪曲了他那动人的形象，又怕不恰当的赞美的言词，将会夹杂着自我表扬，何况有人已经写了传记和专论的文章，为了避免雷同或续貂，我终于还是把他埋藏在心底里。

但是，十年浩劫，人妖颠倒，光明被诬为黑暗，烈士被诬为叛徒。30年代的革命文艺被诬为“黑线”，林彪、江青之流狂犬吠日，井蛙窥天,在他们一手制造的反历史的潮流中，我们怎能不要求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怎能不要求追忆那个时代的强音呢？

我有幸较早地结识星海同志，并且演唱过他谱写的一些歌曲，从最早的《拉犁歌》、《热血歌》、《黄河大盗》、《茫茫的西伯利亚》、一直到1939年春在延安演出的《黄河大合唱》。从我所参加过的"大夏歌咏队”、“海星歌咏队”，和“抗敌演剧第三队”，在上海、汉口、延安的时期，我都和星海同志有过接触。所以，我想，如果把那些点滴的回忆凝聚起来，或者也有可能作为追忆那段历史的一个侧面的补充吧。

我一直不能理解:一个多年流落异国的穷学生，一个连普通话都说不好的作曲家，怎么能谱出人民大众喜爱的歌曲来的呢？我虽然演唱过他谱写的很多歌，但是有关他创作的过程、创作的情况、创作的态度，却知道得很少，只是在延安和星海同志接触的短短几天里，我才略微体会到一些。

为了说明星海同志创作《黄河大合唱》的情景，我不得不追溯一些更早的往事：

1936年春，我还是一个学生，在上海大夏大学组织了一个歌咏队，请盛家伦同志担任指挥。他把我带到星海同志的新居，那时，星海同志刚把母亲从广州接到上海来，母子久别重逢，自然是很喜悦的。于是，话题就从母亲开始。

星海的书桌上放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巴黎音乐学院的老师，另一张就是他母亲的近照。他向我们介绍；“我妈妈是我的第一个音乐老师。”接着，他就哼唱起他童年时妈妈唱过的广东民歌，其中有一首，后来经过星海的谱曲加工后叫做《顶硬上》，我记得有一段歌词是：“顶硬上，鬼叫你穷，铁打心肝钢打肺，立下心肠去捱世”。当时，星海在妈妈面前的天真表演，把我们都逗乐了，慈祥的老妈妈几乎笑出了眼泪，这印象是很深的。可是，“第一音乐老师”这句话，当时，我并不在意，现在想起来，这确实是星海的由衷之言。妈妈 唱的民歌哺育了他，劳苦大众的呼声启发了他，中华民族的危难推动着他，所以，他才能把他从巴黎音乐学院学来的全部技能、对祖国的深情，倾泻到人民中去。一踏上祖国的土地，就卷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去了。

时代的洪流尽管在我们身旁汹涌流过，时代的脉搏尽管跳动不停，时代的音响尽管在四方腾起，然而艺术家的心灵能否捕捉得住它？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30年代初期，在“左联”的领导之下，面临着国内的白色恐怖的围剿，国外的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的人侵，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吹响了新时代的号角。星海继承了前驱者聂耳所开辟而未能完成的乐章，勇敢地承担起这一时代的使命，用他那气势磅礴、节奏铿锵、旋律优美、技巧熟练的乐思，完成了《夜半歌声》、《茫茫的西伯利亚》等电影和话剧的插曲，然而，他从不满足因成就而送来的桂冠，更不顾那些自命不凡的权威们射来的冷箭，他要为人民大众谱写出更多的时代的颂歌。

“走!我们要看看去。”这是在我耳边始终鸣响着的一个声音。

当“八一三"的炮火震撼了上海滩那天晚上，盛家伦同志和我正在星海的家里，这时，苏州河北岸已经被日军封锁，通向北四川路的铁桥对面，就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远处一片火光，枪炮齐鸣，星海创议步行到苏州河边去，我们沿着南岸一直走到黄浦江边，就在通向北四川路的铁桥旁，星海屹立在桥头北望，已经夜深了，他似乎没有感觉到时间的飞逝。这时，满天的星斗被远方的火光和租界的霓虹灯相映生辉，苏州河水和黄浦江潮拍击成响。

星海在想什么？是不是在孕育着战斗的交响乐？是不是在构思着时代的乐章？我不知道。但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那一句斩钉断铁的话：“走，我们要看看去！”

在这句话里，我逐渐体会到星海同志不是一时的冲动，他是多么迫切、如饥似渴地要捕捉住生活的脉搏、大众的呼声和时代的强音！他是带着这个要求奔赴大冶煤矿，奔赴武汉,奔赴延安的。时代的洪流没有白白地从他身边飞逝，他把救亡的歌声撒遍他走过的地方，他又从人民群众中吸取了丰富的源泉，他的作品一浪高似一浪。

1939年初春，“抗敌演剧第三队”从晋西到达了延安，能和星海同志重逢又是多么令人髙兴的事。三队的同志们都想留在延安，

我更希望到鲁艺去，和星海同志在一起，但是，我们得到组织上的答复却是：“要考虑全局，为了革命形势的需要，三队不能解散，必须回到二战区，从事宣传抗日和统战工作”。事后，经过了毛主席和李富春的接见和讲话，才明白这一决定的意义。

由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原因，我们的汇报演出，就改成慰问演出了。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耳目，保证还要回到国统区工作的条件，我们除了演出和观摩外，不能过多地公开和外界接触。

在这短暂的时间内，我们还是观看了星海的新作《生产大合唱》、《军民进行曲》等鲁艺和抗大文工团演出的节目，相形之下，我们的节目是太一般化了。我们需要学习，我们更需要新的作品来报偿延安同志们的盛情，我们更不能不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呀，焦急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

同时，光未然同志又因折臂住了医院，幸而他在1938年秋初渡黄河时，就孕育了《黄河大合唱》的腹稿，折臂以后，躺在担架上二渡黄河时，逐渐酝酿成熟。在延安住医院时，全部歌词的分段和每一首歌曲的形式都已经定型。记得星海同志拿到这份定稿时，他迸发出来的第一句话：“我有把握把它谱好，这是我渴望很久的呀!”

诗人和作曲家的心是相通的，在创作过程中，他们的心几乎纽结在一起，拥抱在一起，融合在一起了。这种情谊是分割不开的，这才是真正的同志爱！

古往今来，多少艺术家得到一个知音的时候，不论他们是生是死，是远是近，那心总是相通的，星海对光未然是这样，使我联想到他对田汉、聂耳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只不过这是我目睹的一次罢了。

当星海了解到我们的处境后，他在短短的6天之内，就谱完了全部《黄河大合唱》的歌词、朗诵诗和乐队的配曲，这样神速的乐思，难道是单靠灵感促成的吗？难道是单靠技巧促成的吗？我没有权力解释这个问题，我只能根据我的记忆，把我接触到的情况介绍一、二：

记得，星海同志曾到西北旅社，看望过三队的同志们，他提过一个问题：“你们是怎样渡过黄河的？”

我们向他介绍了从宜川的圪针滩到吉县的小船窝，这个渡口正处在壶口下游，那里的激流和漩涡曾在不久前，淹死过一位上海的游泳健将，可是船夫们天天在和激流漩涡打交道。我们在船上看到他们如何绕过激流险滩，如何同漩涡搏斗，如何呼号，如何划浆，有一位老船夫，他赤膊条条，袒露着赤铜的脊背，指挥着大家，掌着那生命的舵，他那神情既庄严而又自若，他的动作既紧张而又协调，他一声长号把我们带到无限的惊奇和兴奋中去，那喜悦的心情又真像在火线上打了一个大胜仗。

就在上游不远的壶口，瀑布如练，落下百丈深渊，浪花激起，飞溅两岸，光未然同志站在岸边，开始了他的长诗《黄河吟》的构思，他忘乎所以地喊出：“啊!黄河!”

星海同志只是默默地听，但他那髙度集中的神情里，却显示出在他的心里已经跳动着歌词《黄河船夫曲》中的旋律和节奏，已经准备着要用音符来说话了。

果然，第二天我们就从光未然同志住的医院里，拿回星海谱写的《黄河船夫曲》，在练唱的时候，我们都感觉到这不是在表演，这就是我们自己亲身的遭遇啊!信念和希望燃烧得我们这帮年青人热血沸腾，沮丧和歉疚的心情一扫而光了。

每天都可以得到一首新歌，那《黄水谣》的写景抒情，委婉动听；那《河边对口曲》的乡土气息，诙谐激情;那《黄河怨》中的女声独唱，如泣如诉、如怨如怒;那《保卫黄河》的轮唱有如千军万马，驰骋奔腾;那《怒吼吧，黄河》像是向法西斯进军的冲锋号。长篇的朗诵词也有了配乐，三队的音乐指挥忙得喊叫“加油啊!”鲁艺的李焕之同志为了协助三队的演出，忙着指挥乐队排练。为了迎接那幸福的时刻——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演出，大家都欣喜若狂，唯独《黄河颂》按顺序是应该早就完成的，而它却偏偏姗姗来迟。这是要我独唱的歌，演出的日期已经逼近，这时，我真是心急如焚，下决心要找星海同志去！白天不行，只好夜访。析零同志和我一起踏过延河的冰,穿过寂静的城，在鲁艺的山坡下，望着那一层层微黄的灯火，那一孔孔的窑洞在积雪中、月光下，有如琼楼玉宇，在这里集中了多少全国的精英？这也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啊!那中间的一孔窑，就住着星海和韵玲同志。当我站在窑门边的时候，我的心突然平静下来，甚至不想去打扰他的休息，我从窗纸的孔洞中却看见炕上放着一张桌，桌上堆积着残稿，油灯下面，星海背着窗，正在伏桌疾书呢，身上披着一件灰布棉大衣，挡住了我的视线，看不清在写什么。我和析零都互相示意，不要惊动他，但又终于推开了窑门，韵玲同志先发现我们，星海立刻从炕上站起来欢迎我们。

他的眼睛熬红了，头发散乱了，嗓音更沙哑了，辛劳丝毫没有减弱他的激情，他要韵玲同志煮咖啡，烧山药，拿白糖。原来，所谓“咖啡”，就是炒黄豆碾成的粉，可是味道却香甜得很。炭火的红光下面烧着山药蛋，越发地增加了窑洞里的暖气和香气。

不等我们开口，星海已经知道我们的来意，他说：

“《黄河颂》已经写过两稿，光未然同志看了，我们都感到不太理想，这两稿都扯掉了，耽误了你们的排练，这是我赶出来的第三稿，准备明天交给你们的，你们来得正好，先看看，有什么意见，小田，这是你的独唱，你有发言权……”

我万万没有想到，星海把那些难度很大的四部合唱、二重唱、轮唱、对口唱、都一气呵成地写完了，为什么单单这一首就遇到了难题，甚至于扯掉了两稿呢？

我一面看着谱，一面想着以上的问题，所以，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还是由他先唱一遍，然后，又叫我唱一遍给他们听。我当时的直感是，头一段太平板，有些文言的词，既不上口，也不容易让听众听懂，但是，一想到时间紧迫，形势逼人，只要其他的歌曲都有特色，那么，这一首差一点，也过得去了。我经过思考以后，仍然没有提意见。

星海同志似乎看出了我内心的矛盾。他接着问：

“你以为这首歌不重要吗？我认为它是这个大合唱中的……”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字眼，表达他的原意，但是，从他的手势上看得出是有着画龙点睛的意思，甚至是在责备我的轻率。

我不得不开口了：“那末，能不能把头一段谱得流畅一些呢？”我试探地问。

“可以，但是,《黄水谣》头一段也是描写黄河的奔流，那是流畅的，那不就一样了吗？它不是‘谣’，它是‘颂’呀!”

“这些词都是文言，总应该让观众听得懂，唱的人容易上口才好，能不能更接近民歌风?”我吐露了心里的话。

“小田,你知道我从小就是喜欢民歌的，陕北的秧歌更吸引我，所以，在《生产大合唱》里都是用民歌。头一稿，我也曾经试验过，不行，就扯掉了，因为作者的意思是要歌颂，而且歌颂的是黄河”。他停顿一下，又接着说下去：“一提到颂，也容易使人想到赞美诗，我是在国外学西洋音乐的，我不能把黄河颂谱成教堂里的赞美诗，所以，我曾经想从昆曲中能找到一些适合民族风格的旋律，但又行不通，古老的曲调不能把黄河的气魄和作者的意图表达出来。”

“作者的意图又是什么呢？”我打断了他的话。“我想，这首歌是作者对黄河感受到的第一个印象，你们对我说过，光未然同志在壶口大声地喊着“啊!黄河!”。那就是作者在歌颂它，作者心目中的黄河是活生生、有生命力的，它既是母亲，又是一个巨人，……”星海同志刚才的手势，现在我才明白，他对作者的用心真是体贴入微，他对作品的风格真是经过严格的取舍，他的创作过程，看起来总是一气呵成，可是，实际上又是多么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地攀登那从不满足的髙峰啊！

“小田，你知道我的普通话是不及格的，谱的曲子有的不容易上口，现在稍微有点进步，也是接触群众的结果，你要是觉得哪些地方不上口，还可以大胆地改嘛。”

在他的启发和鼓励之下，我再一次唱的时候，就觉得听到了黄河的脚步，经过迂回曲折而勇往直前地奔向大海。的确，作者 目中的黄河的确是有生命力的。

星海同志觉得我们之间接近了，他又微笑地指正我，他指出：

“你的第一句不要唱得太髙昂，要把黄河之水从髙处引出来，然后，经过几个迂回宛转，再一步步髙昂到“把中原大地劈成南北两面”，这样唱也许就不平板了，要不然，一开口像一个英雄摆着架子唱“我站在髙山之巅”，那黄河之水就像在你的脚下，那就不是歌颂黄河，而是“高山颂’，或者是“自我颂”了。”

星海同志这句话使我铭记在心。星海同志的作品的中心是人民，《黄河大合唱》中，每一支歌曲中写出了不同类型的人民，抒情写景都是为了谱出活生生的人，总和起来，就是民族的希望和祖国的未来。为了把《黄河颂》谱写成一个民族的心声，他耗费了多少精力去寻求最能表现内容的各种形式，为了塑造出祖国的未来，他又是怎样在战火硝烟中寻求时代的最强音。

只有不唱“自我颂”的人，才能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只有一切为了人民的艺术家才能攀上艺术的髙峰。

这是我仅有的一点体会，就把它提供出來，表达我对星海同志深切的怀念。

原载1981年3期《人民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