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河大合唱》词作的艺术成就

闰纲

一九三九年四月，中华民族震响了一声惊雷——“保卫黄河！”进行了一次歌的动员——“怒吼吧，黄河！”出现了一个民族音乐史上的新奇迹——《黄河大合唱》。

五月十一日晚，《黄河大合唱》（以下简称《黄河》）在革命圣地延安北门外中央组织部大礼堂演出，这场演出，真可谓中国空前的音乐盛会，曲作者冼星海同志亲自担任指挥，演出异常动人，台上台下，情绪沸腾，大家兴奋得几乎要跳起来。最使人难忘的，是毛主席出席了晚会。演出结束，毛主席从座位上站起来，髙兴地鼓掌，连声说：“好！”这是多大的荣誉啊！

从此以后，惊心动魄的《黄河》，就带着毛主席的赞许，代表着民族的呼声，翻动着它的波涛，从祖国的北方吼了起来，顿时，吼声回响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青纱帐里，漫山遍野……

《黄河》成了抗战中产生的一部最成功的新型革命音乐作品。

想起伟大的抗日战争，就想起《黄河》；歌唱《黄河》，就是歌唱我们民族，我们传统的精神，我们新的时代，未来的新中国。

《黄河》，人民唱了它三十五年，今天还在唱着它。它仍然是那样撼动人心，那样激励人们投身激流之中、搏浪前进。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三十五年前的战斗需要它，难道今天的战斗也需要它？对的，需要它。卓越的曲作者和优秀的词作者在创作《黄河》的当时，想到的只是用歌声唤起民族的自信，鼓舞民族去救亡，去抗日。他们的写作是那样的迫促，《黄河》的歌词，仅只五天.就从诗人的病床边定了稿；《黄河》的旋律,曲作者一周之内谱成。这一切都是从作者的笔下喷涌而出的!其速度之快，热情之洋溢，威力之猛烈，在文坛上早已传为佳话。曲、词的作者.他们何曾料到这首战歌动员了那么多的民众，流传得这么样的久远。为什么它声震四海、誉满全国，并为世界革命人民所喜爱？为什么“四人帮”百般摧残它，它却照样使人神往而精神为之大振？这都是什么原因、什么力量？它对我们今天的歌曲创作会有什么借鉴和推动的作用呢？

诚然，作曲家冼星海的“音节的雄壮而多变化，使原有富于情感的辞句，就象风暴中的浪涛一样，震撼人的心魄”（引自郭沫若同志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为《黄河大合唱》所写的《序》）。也就是说，由于洗星海同志的谱曲，《黄河》才在我国音乐史上映出光辉的一页，进一步奠定了我国合唱歌曲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坚实基础。他才华横溢.热情，奔放，都在《黄河》里得到了几乎尽善尽美的表现，从而为《黄河》勇往直前的飞行插上了翅膀。光未然同志自谦地说：“《黄河大合唱》主要是音乐艺术上的成就，我的歌词，不过是为冼星海同志天才的飞腾提供了一个跳板。”（诗集《五月花》“后记”）但是，我们知道，歌词是歌曲的文学基础，决定着歌曲的性质、意义和作用。说是“跳板”，实际上却成了“天才飞腾”的新的基础、新的起点。我们说到《黄河》的创作成就时，总是把曲作家和词作家的贡献相提并论的。

这篇文章，只是对《黄河》歌词写作的成就谈一点心得，试图从中多少探求出一些宝贵的创作经验来。

民族的象征，抗战的怒吼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铁蹄踏进我们的国土，吞噬了东北三省。千百万同胞四处流亡，挣扎在饥饿线上。腐朽的国民党反动政权采取不抵抗主义，节节败退，把大好河山拱手让给外寇。中国历史进入一个屈辱的时期，亡国的危险摆在每一个中国人民的面前。

怎么办，黄河？你是我们民族的象征和骄傲，你是我们民族伟大历史的见证。可是，黄河只在呜咽，人民只在垂泪。

绝不能坐以待毙。毛主席说：“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中国人民忍无可忍。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民族的代表资格，象一个巨人出现在亚洲平原之上，站在高山之巅，远望历史的进程，筹划救国救民的大计。在这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战斗的号召：“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确定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实现全部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

毛主席的号召，掀起了民族革命战争的高潮，中华民族有了新的希望。

“保卫黄河”！正是在民族危机存亡的严重时刻，《黄河》喊出了这个响亮的口号，喊出了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喊出了时代的精神、亿万人共同的心声。因而，它一触即发，立刻点燃了群众满腔的怒火，歌声化为群众自己的呼喊，成为抗日斗争的号角，传遍黄河上下、长城内外。

冼星海同志在《我怎样写〈黄河大合唱〉》—文中谈到《黄河》歌词时说：“他直接配合现阶段的需要，提出‘保卫黄河’的伟大口号。”这个口号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保卫黄河”就是“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作者把我们党进行全面抗战的路线，化为一句形象而响亮的口号，推动人们进行武装斗争，“端起土枪洋枪，挥动大刀长矛”，走向黄河两岸，走向毛主席和党指引的抗日前线。

“保卫黄河”成为《黄河》的主题思想，变成了亿万人民的坚强决心。

我们的歌曲作者，能否在革命斗争中认清社会的本质和时代的主流.提出群众最关心、最激动人心的问题，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地进行胜利的斗争，这是决定一首歌曲成败得失的第一个大课题。《黄河》诞生的重大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完美地回答了这个课题。

典型形象的选择和塑造，对于主题思想的开掘和展示，对于增强主题思想“征服”人心的艺术力量，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是远非纯口号式的堆砌所能相与比拟的。要是说主题的提炼更能够显示出一个作者的思想水平的话，那么，典型形象的塑造则更能够显示出作者的艺术造诣。

在《黄河》词作者的笔下，出现了黄河的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

古往今来，无数的诗入把黄河吟颂，按照自己的世界观塑造黄河的形象。在他们的笔下，黄河不乏使人肝胆破裂的气魄，但是没有一首诗象《黄河》这样，为黄河注入了新的血液，赋予它新的生命，使它伟大坚强得不可征服。这是因为在黄河的摇篮里，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出现了，伟大的革命领袖出现了。黄河以新的装束、新的姿态、新的形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黄河成为我们伟大民族的象征。

《黄河》词作者的描写，自始至终紧扣着黄河的形象。他哭诉黄河，赞美黄河，保卫黄河。一当他决定了黄河的形象，就一步也不离开它，层层深入，在它的身上大作文章。歌词创作的形象化，大大地増强了《黄河》的艺术感染力量，充分发挥了歌曲的武器的战斗作用。

黄河的形象是怎样产生呢？

一九三八年秋天，《黄河》的词作者——青年诗人光未然同志，满怀抗日的热情来到黄河的壶口。啊！这是一派何等壮丽的景象！黄河的水简直是从天上倒了下来的，如命龙腾虎跃一 般地撼动着大地。远望，一片浓烟直上天际，叫嚣之声十里可闻。近看，河水倾泻似冰川崩裂，响声隆隆如火山爆发。那烟波河上，白浪翻卷，雄姿历历，气象万千，恍惚是千军万马呼啸着压将过来。不用说走近它，就是毒龙也不敢在它的水底藏身。“黄河，多么的伟大坚强！”在黄河瀑布的身旁，衣服被浪花打湿的诗人，完全同黄河融为一体。他被黄河的气魄惊呆了，从心底里发出慨叹。伟大的黄河——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黄河席卷残敌，这是一个多么形象的构思啊！诗人在斗争生活中惊喜地发现了黄河的形象，看见了黄河的力量，在黄河的形象上找到了思想感情的寄托。在黄河的启示下，诗人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写一首讴歌黄河的诗。”

此后，诗人又经历了吕梁山的战斗，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更加激发了诗人的诗绪。他犹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歌颂黄河的创作冲动愈来愈加强烈。但忙于前线的宣传鼓动工作，没有机会从事这个写作，不久，在吕梁山区一次慰问人民子弟兵归来的山路上，他不幸坠马摔伤。担架把他一村一岭地送往延安后方。中途，诗人在永和关又有幸观光黄河，河上船夫与恶浪搏斗的情景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通过黄河的力量进而看到了人民的力量，这就使他所酝酿的黄河诗的意境，来了一次再升华。当诗人躺在延安二十里铺和平医院的病床上时，他尽管头晕目眩、手臂粗肿，但却无法平静，再也抑制不住讴歌黄河的创作欲望了。

五天之后，二十五岁的诗人抱病床榻，完成了这部震撼人心的《黄河》》。

在延安的窑洞里，诗人用他的全部热情朗诵了《黄河》。冼星海同志一听，立刻共鸣，产生了谱曲的欲望。他从诗人手里一把抢过诗稿，激动不已地说：“我有把握！我有把握！”七天之后，《黄河》插上了音乐的翅膀。不久，这雄壮的歌声，伴随着大河的涛声，震响在宝塔山下、延河水旁，旋即又飞向各个解放区、游击区，以至整个中国。

冼星海同志在《我怎样写〈黄河大合唱〉》中写道："在歌词本身已尽够描写出数千年来的黄河的历史了。”这说明，冼星海充分注意到歌词作者对于黄河形象描绘的重视。所以，他集中他最富于感情和色彩的音乐语言，对黄河的形象竭力加以渲染。写黄河的形象，就是写民族的灵魂。词、曲作者都很重视形象的表现力。艺术要求寓思想于形象之中。形象愈鲜明愈好，思想则愈“隐蔽”愈好。艺术形象深入人心之日，也就是主题思想潜移默化之时。这个艺术的辩证法，对于歌词的创作也不例外。

黄河的伟大形象，是在生活中发现，在战斗中塑造，在“足月”后诞生的；它诞生之后，就从本质上再现了黄河的伟大，反过来为黄河的怒吼推涛逐浪。革命作品的艺术形象，一当达到典型化的高度，就是一个活灵活现的榜样，而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真正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都不是靠概念、推理说话的，而是靠生动的形象说话的。恩格祐精辟地指出：“我决不反对倾向诗本身。”“可是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致敏?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四五四页）恩格斯甚至还说：“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致玛?哈克 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四六二页》同一八八五年和一八八八年的当时革命形势相比较，我国的抗日时期和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情况当然不同了，时代要求作家在他的作品里大声疾呼来推动革命。而歌词的创作.也不同于戏剧小说，它篇幅短、凝缩的程度大；它又不能象诗词那样允许较多的含蓄，却往往需要象战斗一样迅猛、干脆，能够让战士唱着它向敌人冲锋。但是，文艺毕竟有着共同的规律和特点.撮其要者，就是形象化。形象化的程度越高，作品的艺术力量越强，离开形象化，就等于放弃艺术的武器。我们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恩格斯的话，一定会深刻地认识到这些话十分宝贵，都是至理名言。

我们常流行一种说法：一首好诗不一定是好歌词；而一首好歌词则必定是首好诗。既然如此，歌词创作更要在形象的塑造描写上多下功夫。

一部作品，它的形象确定之后，描写形象、塑造典型就是决定的因素。《黄河》词作者没有停留在黄河形象的选择上，他极力地刻划黄河，多方面地描写黄河的性格，把黄河的形象典型化。作者在黄河河面上，在黄河的两岸，唱出了一首首动人心弦、促人猛醒的歌曲。

听听《黄河船夫曲》吧，它会使我们浑身充满斗争的勇气。“划哟！冲上前！”黄河在进行生死的搏斗。它用战斗掀开《黄河》序幕。

有同志问：《黄河船夫曲》是写黄河，还是写船夫？歌颂黄河，还是以“黄河怒涛”为敌？

我们不应该拘泥在歌词的表面。黄河和船夫在这里不能分开。船夫战斗在黄河上，黄河同时成了抚育船夫的摇篮。黄河造福民族，给人们以舟楫、灌溉之利。同时，它又为祸民族，被称为“祸水”，正象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始终存在着进步与反动、光明与黑暗一样。民族在发展，黄河也在被改造，黄河与民族同命运、同改造、同发展。整个的一首《黄河船夫曲》，把怒涛滚滚的黄河，同激流勇进的船夫溶为一体，显示出无可阻挡的巨大的冲击力量。

在第一首《黄河船夫曲》里，作者对黄河固有的传统战斗精神强烈地一现之后，在《黄河颂》里，他面对滔滔的河水，登上高山之巅，站在历史的髙峰，纵览黄河，慨然兴叹，唱起庄严凝重的颂歌。

颂歌深沉而热情。它无限地赞美黄河性格的突出特征：“伟大而又坚强。”颂歌里的黄河，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艺术概括，是祖国英雄儿女的真实写照。听到《黄河颂》，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本回忆录：阎长林同志记述毛主席在陕北战争中的《伟大的转折》。其中的一节《决不过黄河》中记述说，为了把进犯陕北的刘戡匪军引向指定地点，毛主席同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央首长，背着五六万敌军栉风沐雨、长途跋涉，登上黄河岸边一座高山。毛主席面对黄河，为战士的诗《黄河在向我们招手》即兴加了个意味深长的尾：

我们打败了胡宗南，

再拜托你，

把我们送到东岸。

“诗做完了，是谁放开喉咙，唱起《黄河颂》来，大家也引吭髙歌：⁴我站在髙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豪迈的歌声在山间回荡，越发显得气势雄伟。大家兴趁（疑为“趁兴”——引者）往山顶爬，不一刻工夫，就翻上了顶峰。”（引自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在陕北》）

毛主席、周副主席，带领八路军战士转战南北，登上高山.远望黄河……这是一幅多么雄伟的图画！毛主席对黄河的续诗，唤起了《黄河颂》的豪迈歌声，响彻在烽火连天的黄河边上，这是多么雄伟的声音！黄河显得更伟大、更坚强了。《黄河颂》的歌声能够跟随着毛主席的足迹前进，这是《黄河》的光荣！

《黄河之水天上来》是黄河性格的进一步的刻划，是《黄河颂》内容的继续和展开。

这首诗写黄河，忽而金光迸裂，忽而银光似雪；忽而漫天大火，忽而寒气逼人；忽而造福人民，忽而为害两岸，千姿百态，千变万化，飞奔叫嚣，力大无穷。黄河的水好象自天而降，在人间摆成一个天上的奇观。它不但是民族的屏障，而且是民族的动脉。那排山倒海般汹涌澎湃着的，正是民族的热血，谁也不敢侵犯它。

《黄河之水天上来》本是一首朗诵歌曲。作者写道：“这里,我们要在你的面前.献一首长诗，哭诉我们民族的灾难”，听了这首气魄宏大的朗诵诗，人们会觉得它的内容比“哭诉我们民族的灾难”还要丰富得多。它不但“哭诉了我们民族的灾难”，而且记述了我们民族的反抗；不但引起了人们的悲痛，而且显示了民族的希望；不但唤起了人们对历史苦楚的回忆，而且鼓起人们斗争的决心。作者在《黄河颂》里通过远镜头为伟大坚强的黄河唱起了颂歌之后，紧接着在这一首朗诵诗里又通过远、中镜头与特写镜头的交错出现，吟咏黄河之水的上下与古今、灾难与反抗，从而大大地丰富了黄河的形象。它又是一首特意插进的朗诵诗，悲愤而又慷慨。冼星海同志为它配上三弦的伴奏。从三弦里传出的黄河涛声，《满江红》、《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隐约可闻，显得格外别致、动听，使人耳目一新。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三日《黄河》首次在延安演出时，这一首诗就是作者光未然（他架着受伤的左臂）出台朗诵的，效果很好。但是，多年以来演出《黄河》，都取掉了这一段朗诵，颇使人有美中不足之憾。据说，这是因为朗诵诗感情丰富，而且长，“弄不好要砸锅”。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弄得好一些？要知道这一段朗诵不但群众喜欢，冼星海同志也是很喜爱的。他精心为它设计的伴奏，是他在民族化方面的一次重要尝试，我们无权轻易丢掉。丢掉它恐怕是一种因噎废食的作法，很可惜。

《黄水谣〉〉是运用今昔对比的手法写的一首动人的歌，重点描述日本帝国主义入侵黄河以来黄河两岸的深重苦难。

这段苦难的描述虽不算长，却很真切，句句打在人们的心坎上。听着这样的歌，受尽摧残蹂躏的中国人，哪一个不热泪纵横！深切同情民族苦难的冼星海同志，用民谣式的悲愤曲调谱曲，传达了黄河的痛苦呻吟，因而使《黄水谣》成为人们不忘民族苦难时唱的一首广为流行的动人歌曲，发挥了极大的动员力量。

但是，万恶的“四人帮”却对《黄河》下毒手。一九七0年，姚文元授意“四人帮”的应声虫丁学雷在《红旗》第五期上发表了一篇臭名昭著的文章，题目叫《人民战争的壮丽颂歌》，肉麻地吹捧那个“新”《黄河》（即钢琴协奏曲《黄河》）。其中有一段奇文，诬蔑《黄河》（尤其是《黄水谣》）的歌词里，“被塞进了叛徒、汉奸、特务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黑货”，是“美化国统区”，“抒发个人灾难”，云云。好吓人的帽子！可是奇怪，这种欲加之罪当时就被人们传为笑柄。

《黄水谣》里有言：“河东千里成平壤；麦苗肥啊，豆花香，男女老少喜洋洋。自从鬼子来，百姓遭了殃……”这完全是用对比的手法控诉鬼子入侵后人民生活的痛苦变化.是为了着重渲染民族矛盾、民族灾难。“四人帮”指责说“河东千里”是国统区，不能讲，讲了就是“美化国统区”。其实，歌词里的“黄河两岸”、“黄河边上”、“中原大地”、“山西”、“太行”、“华北”、“东北”……一概都是祖国山河的代名词，“河东千里”当然不能例外。

既然“河西”“河东”“河北”都指我们的大好河山，那么，这些民族生息的土地对于我们民族来说自然是十分可爱的。民族矛盾上升了，中国革命不得分两步走，首先解决民族解放问题。鬼子占领了我们“河东千里”，践踏了这块土地，难道我们不认为这是块美好的土地？难道不认为它在鬼子践踏之后是空前的灾难？按“四人帮”的逻辑，“河东”本是蒋介石的天下,人民被奴役，鬼子来了，也是被奴役，反正是奴役，无所谓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这哪里有一丝一毫的民族感情！这样的逻辑必然导致出这样一个结论：他们才是机会主义者，民族投降主义者，叛徒、卖国贼。

还有一件令人奇怪的事。当笔者写到此处查对原文的时候，“四人帮”的这些诬蔑不实之词找不见了。一九七0年第五期《红旗》上丁学雷那篇文章明明有的，可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出“彼得堡”》里收进的同一篇文章中却没有。他们偷偷删掉了！在集子的《前言》里，“任犊等”声称，只在“个别地方文字略有改动”。其实，他们改动的既不是“文字”，也不是“个别”，更不是“略有”，而是明明白白的窝脏。“任犊等”英雄们，你们那样气势汹汹，那么革命，为什么又要偷偷地对“美化国统区”的人开恩呢？可见你们不光明正大。只要对照一下时间，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目的。那是因为一九七五年周总理识破了他们为《黄河》改词的阴谋.他们心里有鬼，见不得人，因而被迫收缩了一下，删掉了他们的这些罪证，以便将来反扑。但他们这么干的结果，反倒让人们抓住狐狸的尾巴。白纸黑字，铁案如山，抹不掉也赖不了。

“四人帮”处心积虑要改《黄河》的词，江青为此下达了紧急命令。他们要统统地改，统统地改。但是，事与愿违。且不说具体改词的同志如何为难，单是推倒重来这种“彻底革命”的作法，就够激起公愤的了。

三十多年来人民一直唱着前进的歌，要从人民的心里和嘴上把它判处死刑是办不到了；改头换面、取而代之、冒充斯文也是枉费心机！

在《黄水谣》里，作者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和中华民族的苦难；在《河边对口曲》里，作者又从另一个生活侧面黄河边上两个逃亡者的互抒胸臆，把这种灾难情景进一步具体化。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下，奔腾的黄河给了他们以启示，他们的仇恨随着滚滚黄河呼啸而下，投入伟大的民族抗日武装斗争。

“为国家，当兵去，太行山上打游击。”从黄河到太行，是一条民族解放的胜利之路。上太行山，显然就是投八路军。能说这也是“王明路线”？这是毛主席的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武装斗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为了争取大多数人团结抗战，作者以太行山游击战的赫赫战功为榜样，向全国受难的同胞指出一条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光明道路，十分巧妙地为黄河的灵魄、民族的灵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唱了热情的颂歌。正由于此，国统区人民高唱《黄河》，往往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破坏。谁想得到，在解放二十多年的新中国歌唱《黄河》，竟然要受到打击和暗算！“四人帮”的罪恶行径，简直和国民党反动派同出一辙。

随着抗日战争的进行，日寇对中国的压迫更加残酷，家乡的灾难更加深重，《黄河怨》通过一个妇女极其悲惨的遭遇和最后痛不欲生的哭叫，呈现出一幅血迹斑斑的场面，使人不忍耳闻目睹。积怨越深，觉醒越快，血的教训促使人民义无返顾地走向斗争。《黄河怨》给人们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忆苦教育。

但是，丁学雷那么一帮人，操着‘‘四人帮”的腔调，吹嘘 他们的《黄河愤》比《黄河怨》如何高明，什么“一字之差”就 “一改旧貌”、“使全局改观”。他们装扮得多革命哟！岂知，正是民族的血泪唤醒了民族的觉悟；有看不到光明含恨而死的人，才有在烈火中求得永生、以牺牲的精神换取光明的人。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中国人死于敌焰下的岂止这个妇女一人。她与其屈辱地死在鬼子的刀下，不如投身黄河的怀抱，能说是一点没有民族的“愤”吗？压迫愈大，反抗愈烈；蓄之既久，其发必速，这是真理。中国人民目睹了铁蹄下的悲惨生活，才大批大批地投八路、打游击，可见这个“怨”对我们民族是如何之大。为什么一点不准写呢？“四人帮”在原文化部的一个亲信却说：“听《黄河怨》流泪是怀旧！”这些人面兽心的东西，哪里知道我们民族这些深重的灾难呢！什么《黄河愤》.多么冠冕堂皇！但是那位屈死的妇人不答应，因为“四人帮”连她的那点民族气节也没有。

那妇人悲惨的叫声音犹在耳。要报仇，要伸冤，要讨还血债，要抗战到底。黄河，咆哮起来吧！

“保卫黄河”是大合唱里振奋人心的动员，是响亮的战斗口号。《保卫黄河》是全曲的主题歌。黄河雷鸣般的咆哮，“保卫黄河”的阵阵声浪，汇集在一起，声震寰宇，使日本鬼子和汉奸走狗们闻风丧胆。这是人间的奇阵，是今古的壮观，是民族誓死自卫的力量的大检阅。力量来自毛主席的英明指挥、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河西山岗万丈高，河东河北高梁熟了……”巧妙地隐喻了党领导下全面抗战的爆发。“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直叙了全国总动员武装抵抗的壮阔波涛。“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是对八路军、新四军英勇作战的热情赞美。此刻，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已经不是河边老乡的痛苦回忆、绝境逢生的结伴同行；也不是被损害被污辱者的惨叫、死后不能闭上的眼睛；而是千军万马的冲锋、决一死战的反攻。民族已经奋然觉醒，人民已经拿起武器，他们在共产党毛主席率领下，开始了伟大的进军。

《保卫黄河》是《黄河》里流传最广的一首歌曲。由于它代表了民族的共同愿望和呼声，气势磅礴，痛快淋漓地表现了强烈的战斗情绪，所以抗日的军民人人喜爱它。特别是在一九四0年-一九四一年两年之间，《保卫黄河》简直成了工农兵群众大会上的必唱之歌。它的轮唱部分，群众尤其喜爱，唱起来那么坚决、灵活、得意。冼星海同志为这首词所谱的曲子，有浓厚的民族风格，乐曲跳荡有力，此伏彼起.象是游击健儿在摸索、在迂回、在奇袭，在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它的歌声一浪高过一浪，又象是抗日英雄在冲杀、在驰骋、在横扫残敌。它也是一首进行曲，坚决、明快、有力而富有生气。轮唱时加上“龙格龙格”的人声伴唱，听起来机动灵活，变化无穷，乐观、健康、雄伟、有趣，群众特别喜欢唱。从抗日战争时期以至今天，《保卫黄河》之歌，一直是群众公认的武装自卫的进行曲、英雄民族的战歌。

可是丁学雷却满口喷粪，说《黄河》原有八段.他们的钢琴协奏曲《黄河》搞成四段，“这是一个具有无产阶级革命胆识的重要创造”。他们把《黄河》的其它四段全部砍掉了。他们又说：“它（指《保卫黄河》——作者）在《黄河大合唱》中的地位却并不突出这就等于连整个《黄河》都否定了，而且不仅仅是对《黄河》的歌词，连冼星海同志的曲子也在劫难逃！说这就是“重要创造”，那么，创造即是破坏，天才莫过于偷窃了。看他们多么猖狂、无耻！这些家伙是典型的政治骗子、文化强盗。

“保卫黄河”的大声疾呼，惊天动地；抗日的悲愤，化为无敌的力量。听众的情绪由惊醒——感奋——震怒，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把仇恨一齐压向万恶的敌人。《保卫黄河》的成功，为把整个作品推向最高潮《怒吼吧，黄河》，作了充分的准备。

《怒吼吧，黄河》是《保卫黄河》的主题思想的深化，是大合唱战斗情绪的最高潮，是全部大合唱的总结。

要“保卫黄河”，就要唤起黄河自身的力量。“怒吼吧，黄河！怒吼吧，黄河！怒吼吧，黄河！”一连三次反复，掀起了黄河怒涛万丈，铺天盖地而来。黄河怒吼了，就是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民众团结起来誓死保卫垂危的民族了。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不可阻挡。黄河怒吼了，接着，它周围的松花江怒吼了，黑龙江、珠江、扬子江怒吼了，整个中华民族一齐怒吼了。

诗人这时候，抑制不住满腔的义愤，把怒不可遏的民族仇恨，注入怒吼的黄河巨浪，一齐倾泻而下。他以毛主席的“打日本，救中国”的思想为指针，预见到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发展趋势，心中点燃了一盏明亮的灯。他不但怒吼、呼喊、抗战，而且欢呼在黄河之滨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啊，“新中国已经破晓”，“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它是东方喷薄欲出的太阳，将以它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诗人向我们展示出一幅幻想与现实交相辉映的壮美图景，一个革命理想主义的灿烂境界。我们党领导下的民族革命战争，将要导致一个“新中国”的出世。这个“新中国”只能是新的人民民主的共和国，我们民族历史上的崭新社会。在这里，诗人因势利导，水到渠成，又一次巧妙而热情地歌颂了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尽管歌词中根本没有出现党和领袖的字样。

在“四人帮”看来，这也是一条罪状。这可以由他们搞的“集体重新填词”中看得十分明白。但是，极“左”派老爷们，我们当时是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要动员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阶层、团体，我们第一步先解决民族矛盾，把日本赶出去，第二步才解决阶级矛盾，建立一个"新中国”，从“保卫黄河”、“新中国已经破晓”中，群众自然而然要思考一个问题：实现这一切，到底应该依靠谁的问题。这样，《黄河》就带着一个不言而喻的暗示合法地走进各个战场、各个地方（包括国统区）、各种场合，发挥它的更大的宣传作用。江青、张春桥之类不顾当时的具体环境和我党的政策策略，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假装激进，蛊惑人心。当时真要按他们重新填的词去唱，怎么能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发生那样广泛的宣传鼓动作用呢？很可惜，“四人帮”授意为《黄河》改的词没敢拿出来，不然，真可以大开眼界了。

在《怒吼吧，黄河》里，作者热情歌颂了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这力量似黄河勃然大怒，发出十万万匹马力撼动大地，力大无穷，所向披靡。“啊，黄河，怒吼吧，怒吼吧，怒吼吧！向着全中国受难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又一连多次的反复，一连多次雷鸣般的巨响，把抗日战争的正义性扩大再扩大，推向全中国、进而全世界，使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水乳交融在一起.极大地渲染了战斗的气氛，加强了艺术效果，深化了主题思想。

一部雄伟壮烈的大合唱，在这种震撼大地的滔天巨浪声中结束。但是，黄河的怒涛仍在人们心中激荡，黄河巨人的形象愈来愈伟大坚强。

啊，伟大的黄河，你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你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而今，你以新的装束新的姿态，向全中国、全世界证明了一个真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四七页）作为新黄河的儿女.我们参加这英雄民族的大合唱.感到无尚的骄傲和自豪！

思想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我国抗日战争的胜利，靠无产阶级的政治，无产阶级的军队，也靠无产阶级的文化艺术，其中包括革命的歌曲。列宁专门写了《纪念欧仁?鲍狄埃》纪念这位卓越的歌手，称赞“他是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赞誉他的《国际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李有源的《东方红》，庄严肃穆，激起中国人民对毛主席的崇敬和热爱。毛主席把“人民音乐家”的光荣称号授予冼星海同志，并对《黄河》的演出连连道“好”、报以热情的掌声，都足以说明，革命的歌曲在革命进程中发挥着它的“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作用。对于革命，革命歌曲是不可缺的。从歌曲的阶级职能和其基本任务着眼.无产阶级的歌也就是无产阶级的心声，归根到底是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服务的。

政治是宣传，歌曲也是宣传，但使用的手段各不相同。离开无产阶级斗争的歌，也就失掉了无产阶级的武器的作用；缺乏艺术性的歌.则是无力的宣传。

真正无产阶级的歌，其思想，必须是与艺术性相统一的思想；其艺术，必须是与思想性相统一的艺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首歌曲与政治毫无关系，但却可以找到毫无艺术性的歌曲。在我们的歌曲创作中，有些作品尽管在政治思想上无可指责、甚至很正确，但是艺术性很差，甚至几乎不带什么艺术性.能说这样的歌曲“政治性强”吗？严格地说：不能。因为在文艺作品里根本不存在脱离艺术而孤立存在的“强”的“政治"。这样看问题，我觉得符合文艺发展史的事实。

“那么，歌词里能不能写政治口号？”鲁迅先生说：“其实.口号是口号，诗是诗，如果用进去还是好诗，用亦可，倘是坏诗，即和用不用都无关。”（《鲁迅书信集》下卷，第八八三页）在歌词的创作里，以口号入曲是完全允许的，有时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堆砌政治口号却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违反艺术规律、忽视艺术作用的搞法我们应当警惕。在这个问题上，万万不能上“四人帮”的当。

让我们学习《黄河》歌词创作的有关思想、政治和艺术方面的经验，或许对我们今天的创作有借鉴的作用。

一．主题思想的深化

《黄河》的主题思想是：中华民族团结起来，拿起武器，保卫祖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一个新中国。一句话，就是：团结、抗战、胜利。这个中心思想完全符合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战略方针。

但歌词的作者没有停留在这个概念上，尽管它是十分正确的。为了使这个思想激动人心，唤起民众起而行动，作者不断地深化他的主题。

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恶魔的铁蹄越过了长城，人民被推入血泊，天天受着痛苦的熬煎。作者积极参加了当时的救亡活动，眼看到国土沦丧，家乡遭劫，妻离子散，蒋逆卖国，民族垂危。也看到了五月的鲜花，志士的鲜血，亡国的悲苦，仇恨的燃烧。他感到民族反抗的怒火在地下奔突，也觉察国民党投降的危险在与日俱增。他同情，他愤怒，他奔走于救亡的前线。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党的政策和教育使他懂得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渴望着“被压迫者一齐挥动拳头”，他“期待着这一声怒吼”。他在八路军浴血奋战的前方，切身感受到武装斗争这个法宝的灵验；壮烈的战斗场面，使他亲眼看到力量和胜利都在人民的一边。

要抗战，对，要抗战！在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要抗战”正是时代的精神，亿万人迫切的心愿。

恰好在这个时候，党举行了六届六中全会，毛主席在大会上的重要讲活.对抗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所作的科学分析论断，一下子点亮了作者酝酿已久的这一主题思想。

要抗日，对！要抗日！谁来领导？中国共产党。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一切宣传都应纳入党的这一伟大的斗争。由于这部歌曲当初是为我党领导下的穿着国民党军服出现的抗敌演剧队写作的，《黄河》没有直接出现共产党的字样。但全曲的颂歌都是献给伟大民族、伟大的党的。在当时，实际地宣传党的思想和政策，比只是出现党的字样，其动员力量要广泛得多。

反对什么？“在今后的抗日形势中，从政治上反对右的悲观主义，将是头等重要的。”悲观主义是国民党反动派投降主义在革命队伍中的反映，必须坚决克服。《黄河》的歌词写得好:“谁没有妻子儿女，谁愿意遭受敌人的蹂躏”，“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意象猪羊一般任人宰割”，“五千年的民族，苦难真不少，铁蹄下的民众，苦痛受不了，但是，新中国已经破晓，四万万五千万民众已经团结起来，誓死同把国土保。”歌词让人们回忆民族的苦难，激发人们的民族自信心，动员全体人民站起来进行胜利的斗争，这样一来，就使得克服悲观主义的宣传变得实际有力，避免了简单的说教。

采用什么方式？鉴于历史多次血的教训，人民不能赤手空拳。“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斗争不能解决”。“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全民抗战，把劳动人民推上了战争的舞台'因此，“中国存亡系于战争的胜负”。对于抗日武装斗争的歌颂，在《黄河》里屡见不鲜，而且描写得十分活跃，非常精彩。“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在黄河两岸，游击兵团，野战兵团，星罗棋布……展开了英勇的血战！”简直是杀声震天，此伏彼起，风起云涌，痛快淋漓。特别是游击战争被描写得神出鬼没，活灵活现，使得敌人不能安稳坐定，打得它晕头转向。抗日的烽火如燎原之势，正义的战争要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的失地。凡此种种武装斗争的气氛和画面，给《黄河》增添了多么强烈的政治色彩！

口号是什么?“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鲜明的口号，化作“保卫黄河”的巨大声浪响彻四方，使主题思想更加具体形象。我们反对口号化的创作倾向，但不反对口号入曲。准确的政治口号是政治斗争任务髙度概括的警策。当艺术的描写发展到一触即发、不吐不快的时刻，一句切中要害的政治口号，能够使人豁然开朗、突然震惊，收到画龙点睛的特殊效果。

斗争的前途呢？“我们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我们必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建设新中国，也一定能够达到这些目的。”（以上所引均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这就是《黄河》中“新中国已经破晓”其所以振奋人心的原因所在。

作者写《黄河》，再也不象是《五月的鲜花》那样，热切地“期待着这一声怒吼”。不是期待，而是已经怒吼了。黄河怒吼了，整个民族怒吼了，向着胜利，向着“新中国作者思想上的飞跃，推动了他的新作品主题思想趋于深化。

要深化主题，就要尖锐地提出问题，象《黄河》那样如实地反映民族空前的灾难，人民的窒息和反抗，使人们闻之柔肠寸断，不能坐待，只有惊醒起来决一死战。然后，向人们指明斗争的正确道路，使人科学地预见到光明前途就在前头，从而充满必胜的信念。因而，要深化主题，不仅要艺术地提出矛盾，而且要艺术地分析矛盾，最后艺术的解决矛盾。也就是说，不仅要反映现状，而且要提出任务、办法和前途；不仅要善于向人们提出，而且要善于使人们信服；不仅要发人深省.而且要促人行动。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作家的世界观、政治水平对于他的创作的决定作用。所以，主题思想的深化，关键在于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程度。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显微镜.并用它来选择千千万万人关心的重大主题，深化这个主题，那么其它创作问题一概无从谈起。对于《黄河》来说，毛主席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是个灯塔。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黄河》。马克思主义对于歌曲创作的指导作用，通过《黄河》的创作实践可以看得再清楚不过了。

又要提出问题，又要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不是要求得太苛刻了？对一首短歌我们不能这样全面地要求它，因为短歌容量小，限制大。但是对于象《黄河》这样大型的合唱来说，这些要求是应该力求作到的。

二  形象的鲜明性、生动性

《黄河》在艺术上最显著的成就，是用象征的手法塑造了一个民族“巨人”的典型形象——黄河。

词作者要歌颂黄河的愿望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要歌颂我们民族的创作欲望要更长更久。

作者解决了“写什么”的问题之后，接着而来的是“怎么写”，通过什么艺术形式去表现的问题，尤其重要的是如何形象化典型化的问题。

作品要歌颂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但“民族”、“精神”是一种社会的力量，抽象的概念，不是具体的人物或事物。艺术作品不能等同于政治论著，它的主要特征是通过形象反映概念，通过个别反映一般。艺术虽不是一般的宣传，却是形象化的宣传。因此，如何表现我们的民族、赋予我们民族以感人的生动形象，就成为作者有待突破的艺术难关。

如本文前面的部分所述，一个偶然的机会，作者看见了雄姿勃勃的黄河，那龙腾虎跃的活力和所向无敌的威力，显露出黄河伟大坚强的真面目。作者在战斗生活中发现了他所要寻找的典型形象的雏形。

捕捉到黄河的形象，作者就把他对民族的深切感情全部倾注在黄河身上。听完《黄河》，黄河的形象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黄河把作者倾注于它的政治热情，又充分地诉诸听众的感官，唤起了民族的自信心。形象的感染力，在这里发挥了极大、极有力的作用！

作者对黄河的形象作了全面生动的描绘。他写黄河的历史，写黄河对民族的哺育，写黄河之长，黄河之险，黄河的两岸，黄河的为害，黄河的造福，黄河的屈辱，黄河的呻吟，黄河的威力，黄河的觉醒，黄河的怒吼。作者从纵的方面、横的方面，从黄河的前后左右、上下古今、悲欢离合、兴衰荣辱，一直写到黄河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出战斗的警号。作者的画笔，始终围绕在黄河形象的周围，几乎寸步不离，它层次明晰，步步深入，壮观多彩。大合唱的八个部分，每一部分都是黄河的典型的生活场面，都是黄河形象的重要侧面。这八大场景汇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英雄黄河的壮丽图画。黄河，它“象一个巨人出现在亚洲平原之上”，栩栩如生，伟大坚强。

作者运用拟人的和象征的手法.笔酣墨饱地对黄河作了极尽形象生动的描写。他把风云变幻中自然形态的黄河，完全性格化为一个有动作、声音、情绪、神态以及心理活动的巨人。他把黄河写得令人神往，把黄河的苦难、力量、新生写得富于情感，把黄河的性格同民族的气魄熔为一体，艺术感染力十分强烈。正如冼星海同志所说：“他有伟大的气魄，有技巧有热情和真实，尤其有光明的前途。而且他直接配合现阶段的需要，提出‘保卫黄河'的伟大口号。他还充满美，充满写实、愤恨、悲壮的情绪，使一般没有渡过黄河的人和到过黄河的人，都有一种同感。在歌词本身已尽够描写出数千年来的黄河的历史了。”（《我怎样写〈黄河大合唱〉》）这就是作者形象化描写所达到的艺术高度。

作者还通过黄河的不同境遇直抒胸臆，使黄河的形象更带感情的色彩。他时而坚强有力，时而悲壮缠绵，时而深沉庄重，时而热情豪放，时而痛苦呻吟，时而矫健自豪、风发奋迸，把状物和抒情有机地揉合在一起，感情真挚，议论纵横，韵味悠长，充满着激情和诗意，真使人感心悦耳、荡气回肠。

作者自始至终让黄河的形象来说话。作者以黄河为主线，前后串联，纵横交错，一线穿珠，一以贯之，他就是要给作品插上形象化的翅膀，载动读者听众的心飞往主题思想的髙境界。

古人写诗，讲究寓情于景，即景寄情，情景交融.情深意长，这也可以作为刻划形象的一种说明。它告诉作者，作品的思想感情始终不能离开具体形象。作者必须努力追求达到感情与形象相统一的高度，这是作品能否深深打动人的中心课题。在这方面，《黄河》作出了好样子。这个大合唱里，黄河这个具体形象中熔进了作者多么真挚深厚的阶级情、民族恨！他爱得炽热、恨得强烈，都是通过形象的刻划表现出来的。试想一下，假若黄河的形象与作者的描写相游离，那么作品将不知逊色多少。假若根本离开了形象的刻划，大合唱也就不成其为大合唱了。

归根到底，形象化的问题，就是通过有血有肉的个别反映抽象的一般，通过生动的个性反映普遍的共性的问题。个别与一般、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是通向艺术典型化高度的途径。从艺术的辩证法观点看问题，读者接受艺术作品，总是由认识个别的事物逐步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然后才被启发，对作品的许多个别现象进行理论上的概括。这个概括工作，作者可以引导读者、听众去作，但不能代替读者去作，代替得越多越糟糕。作品必须借助个别事物引导读者走向正确的结论，这个引导的工作做得越多越充分越好。除去个性，无所谓共性；除去个性的描写，谈不上什么艺术。因此，要提髙艺术质量，克服概念化、一般化、雷同化，尤其要注意个性化、形象化的描写，不然，你的艺术创作将无所谓“创造”可言。列宁说过一句十分精辟的话，他说："在小说里全部的关键在于个个别的环节，在于分析这些典型的性格和心理》”（《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第一六八页）列宁指的是小说，但是这个道理对一切艺术创造都具有普遍意义，我们以此来看作品的形象化描写，认识会大大提高一步。既然“个别”“典型”是全部的关键所在，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形象化典型化的描写是作品艺术生命力的决定因素。文艺创作者们，应该在这个方面引起足够的重视，花费更大的气力。

作者的创作难为无米之炊，形象化的素材来源于生活，作者在深入生活的时候，要有指导思想，要真理在胸，善于认识普遍矛盾。但同时要从调査研究入手，注意观察、分析、研究各种各样的事物、性格、心理，注意了解不同人物、事件在特定环境中的不同特征和表现，注意矛盾的特殊性及其表现形式。而矛盾的普遍性也只有在掌握了大量的矛盾的特殊性的基础上才可能被正确认识。惟其如此，一个全过程的认识阶段始告完成，普遍矛盾同特殊矛盾方能统一。在这个基础上从事形象化典型化的描写，才能够准确、鲜明、生动。人们的认识活动（不论是政治的或艺术的），只要是接近正确的，其认识客观事物的基础、次序、过程、结论一概都是相同的，但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却千差万别，从而使各种科学研究分门别类。艺术之成为艺术，就在于它自始至终不能离开形象。不了解这一特点，创作就是没有入门。

当然，形象化素材的选择.皆取决于作者的眼力——世界观和政治态度。无产阶级的作家，总是选择那些最足以表现时代、人物和事件的本质的方面进入艺术构思的。艺术创造固然要靠形象，但是，难道有脱离政治或思想的艺术么？

歌词是歌曲的基础。歌词提供的文学形象能给歌曲音乐形象的描写直接的启示，好的歌词，总能激发起作曲家的创作欲望，正象冼星海同志听了《黄河》的朗诵一把抢过歌词那样。成功的文学形象同成功的音乐形象二者有机的结合，构成一首歌曲完整的艺术形象，也正象《黄河》那样，人们之于它，似面对浩荡的河水，如闻其声，如见其形，全神贯注。

有志于练习歌词写作的作者，请不要忘记“形象”。

民族化的形式

冼星海同志说：“《黄河》歌曲的创作，虽然产生在物质条件很缺乏的延安，但已经创立了现阶段救亡歌曲的新型歌曲了。

“过去的救亡歌曲，虽然发生很大的效果和得到广大群众的爱护，但不久又为群众唾弃。

“因此‘量'和‘质’的不平稳，就使很多歌曲在短期间消灭或全失效用。”（《我怎样写〈黄河大合唱〉》）

《黄河》其所以历久不衰、至今传唱，没有“在短期间消灭或全失效用”，是由于它“创立了现阶段救亡歌曲的新型歌曲”。这是对的，这个评语已经为音乐史家所承认。《黄河》在救亡歌曲创作上的大突破、大飞跃，主要功绩在于冼星海同志的曲谱的民族化的成功尝试，其次，就是词作者光未然同志在民族化的形式上所作的努力。

人们常说.一首好诗未必是一首好歌词；而好的歌词必定是一首好诗。我们也可以说，一首好歌词应当成为一首好诗，一首好诗未必不能成为一首好歌词。事实上，人们并不都以歌词为范本练习诗歌创作.也并不以能写歌词才算达到诗创作的高级境界。歌词同诗歌固然同出于古代的歌唱，在早，它们一个是带唱的诗，一个是不唱的歌，确实是一个东西。但不论是唱的和咏诵的，它们的特点都是“易记，易懂，易唱，动听”。 （《鲁迅书信集》下卷第八八三页）这是中国歌和诗共同的优秀传统，我们现在写歌的，写诗的都应该继承这个传统。

但也要考虑到一种实际情况。我国最早的歌，不但没有唱和读的矛盾，就是语言也并不难懂，口语化，文从字顺、啷啷锵锵。可是这些歌后来被文人夺走了，弄得越来越艰涩古奥，离大众越来越远。“五四”运动起来，诗歌闹革命，“新诗”出现。但新诗的形式问题至今没有完全解决，也就是鲁迅先生说的：“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许多人也唱《毛毛雨》，但这是因为黎锦晖唱了的缘故，大家在唱黎锦晖之所唱，并非唱新诗本身。”他慨叹地说：“新诗直到现在，还是在交倒楣运。”（《鲁迅书信集》下卷第六五五页）鲁迅以后的今天，新诗的景况如何呢？当然比鲁迅那个时候强得多了，但问题还没解决。毛主席曾经批评过新诗，并希望改造新诗。一九五八年毛主席鼓励人们大力收集新民歌、采新风，目的也是为了给新诗指明一条出路。现在我们的新诗，供朗诵的、谱曲的日渐增多；新诗逐步做到能使人念、使人听，这就是很大一个进步。可是，歌词与诗歌虽然是一对孪生兄弟，但他们分家了；虽然血缘属同、相近颇多，但总不能完全划等号了。这样的分家到底好不好？不一定就不好。既然它们各自有读者，能宣传，就应该承认其合法存在的权利。问题在于不断地完善它的形式。新诗的毛病不少，主要是有些脱离老祖宗的传统。毛主席历来关心新诗的成长，作过关于发展新诗的许多极其宝贵的指示。毛主席指出应当在民歌和古典诗词的基础上发展新诗，并且具体指出新诗应当精炼，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这就说明，诗

和歌的分家是个现实，新诗的发展有着不完全同于歌的独自的规律；新诗要克服散文化和无韵的缺陷，但并不要求新诗同歌词划等号。何况，现在的歌词，本身也存在着弱点，而且并不比新诗的弱点少。

不论是诗歌还是歌词，在形式上，都有存在着向民歌和古典诗词学习的问题，而不是现在的诗歌创作要向歌词创作看齐。《黄河》的歌词并不是因为它是一首好歌词，才成为一首好诗；而是因为它很好地学习了民歌、继承了古典诗词的传统，在形式的民族化方面下过苦功，才既是一首好歌词，又是一首好诗。

据光未然同志自己讲，他在延安酝酿《黄河》歌词的时候，非常幸运地读到了毛主席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讲话中的这一段重要指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八五页）

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论点，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十分重大的贡献和发展，是引导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指导思想。而且，也是指导我国文艺创作的根本方针，意义非常深刻。作为文艺作者，读到这里的时候，觉得毛主席是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也是谈马克思主义的艺术；是谈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也是谈每个民族的艺术形式的民族化；而且为民族化的形式立了一个标准；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当时躺在病床上燃烧着满腔烈火的年青诗人，读到这里，何等的兴奋啊！他要写什么，已经胸有成竹；他要怎么写，也有所遵循了。

《黄河》歌词的创作就是在毛主席这一正确方针教育启示下进行并迅速完成的。《黄河》的写作是在文艺战线上较早地贯彻执行毛主席这一重要理论的一次认真的实践。

《黄河》以黄河为媒介，把人民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来歌颂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革命事业。歌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使它在中国具体化成为共产党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通过民族的象征一黄河的伟大形象，把马克思主义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道理诉诸人民。什么“洋八股”、“空洞抽象的调头”、“教条主义”，概在扫荡之列。读者完全被作者的宣传动员所说服，作品称得起是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歌词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歌词创作的民族形式问题，新诗创作的民族形式问题，都应该在民歌和古典诗词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尽管在写作《黄河》时毛主席还没有公开提出这个口号，但是毛主席对我国古典诗词有很深的造诣，他贡献给革命的光辉的旧体诗词作品，以及他历来对于群众墙报上的和流传在口头上的民歌的重视，都使《黄河》的词作者从中约略地体会到诗歌民族形式的一些特点，并在诗歌民族化方面有意识地摸索前进。他的道路走对了。

从《黄河》歌词的形式看来，作者在古典诗词方面曾经下过功夫。而在《黄河船夫曲》、《黄水谣》和《河边对口曲》等歌词里，又可以明显地看出我国民歌优秀传统的影响。我国民歌和古典诗词在艺术形式上显著的特点，就是很讲究锻句炼字，造句下字，在“推”“敲”上颇费斟酌，以期对诗的意境作出高度的艺术概括。诗之为诗，要靠凝炼，遣词造句务求以少胜多、以一当十；散文化的倾向，冗长罗嗦的句子，是诗词形式最忌讳的大弊病。有的人形式主义地学民歌，以为只要口语化就好，结果洋洋洒洒，越拉越长.诗味全被水分稀释掉了。有的人形 主义地学古典诗词，又以过分简古为上乘，读者很费解，看都看不懂.怎么能叫老百姓喜闻乐见呢？《黄河》的歌词，星海同志曾给予热情的赞许。他公正地指出：“《黄河》的歌词虽略嫌文雅一点，但不会伤害它的作风。”所谓“文雅”，是指歌词中尚有能够使人读懂但不易听懂的部分，例如“浊流宛转”、“无颜偷生”等。这是歌词中的微疵，同时也是作者向古典诗词努力学习精炼的痕迹。在追求精炼这方面，由于作者古典诗词的底子比较厚，写来好象毫不费力，宛若顺流而下、一气呵成；但不能说没有经过一番刻苦的锤炼。这种经过锤炼的精采字句，在《黄河》里所在多有、美不胜收。他由古典诗句“黄河之水天上来”活脱出的一大段朗诵诗，把黄河的气派、民族的精神压缩在很有限的诗行里，真是技艺精湛.气象万千！

《黄河船夫曲》完全是学民歌体、按船夫号子的形式写出来的。它以极短、极简练的笔墨状写出一场大激战的全过程，而且烘托了浓烈的战斗气氛。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运用民歌体唱船夫的歌，很得体、很合谐，又写得那么通俗、明白如话，那么情景交融而有力。《河边对口曲》也是如此。这种一问一答的、亲切活泼的对唱，显然得力于民间山歌的形式，更是明白如话、言简意赅。其它如《保卫黄河》等，民歌的、古典的特点兼而有之。《怒吼吧，黄河》是自由体的新诗，但却没有一般新诗散文化的倾向。

要是说诗歌的创作要求精炼的话，那么歌词的创作尤其要求精炼。道理很简单，因为歌词是让人唱的、背诵的，必须写得短而又短、精粹再精粹，罗嗦了当然影响记忆和流传。又要形象丰满生动，又要行文概括精炼，这是一对矛盾；歌词创作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地解决这_:一矛盾使之统一的过程。这是它的困难，也是它的乐趣。

诗句结构整齐，也是《黄河》在民族形式上努力的一个特点。它没有象古典诗词那样严格地束缚在格律的控制之下，也没有机械地模仿一般民歌齐棱齐坎式的整齐划一，而是采用古典诗体和民歌体相杂揉的一种形式，基本上是长短句。但是很讲求行与行、音组与音组的对称，能够造成听觉上的美感，层次明晰、节奏起伏跌宕、和谐、完整。它又并非行行对称，以避免古板单调。它是在对称又不对称、整齐而又参差之中形成波澜，以表现生活场景和情绪的变幻发展。整个地看《黄河》，它的歌词是相当整齐的。

押韵的问题。押韵是我国古典诗词和民歌的一贯传统，这是个好传统，我国人民几千年来一直喜欢押韵的诗。设想有一首不押韵的好歌词，给它押上韵以后，你会觉得它变得更为动听。《黄河》中的大多数诗句都押同一个韵，基本上是隔行押韵。也有的是中途换韵；那是因为歌词稍长，内容丰富，一韵到底有困难。特别是《黄河之水天上来》，一连换了几次韵，但韵换得自然，听众没有异样的感觉。也有两行一韵的，如《河边对口曲》。这是民歌体的一种押法，很适于表现问答的方式。《黄河》的词作者总是从内容出发，根据不同的含义、环境、气氛、情绪，分别地把歌词处理为合唱、独唱、朗诵、齐唱、对唱、轮唱和大合唱，形式多样，互不重复。又根据不同的歌唱形式，相应地、十分灵活自由地处理韵脚位置。由于作者古典诗词修养高.而且经常从事歌词写作，所以在选韵上能够吸取古典诗词的特长，却不严守古典诗词押韵的禁律。作者选韵时注意平仄的安排，注意琅琅上口、铿锵有力，因此，《黄河》唱起来非常得劲。好的押韵能给人听觉上美的享受。它如同鼓点一般，声声敲在要害处；它又是音响的共鸣，由音响的共鸣维系了词义上的共鸣。

押韵，是我们民族的欣赏习惯；押韵，能够增强歌词的艺术力量：押韵，帮助人们的记忆和背诵。

要押韵，但不要过分追求险韵而远离口语。更不要因辞害义、因韵害辞。为韵而韵，不如无韵。

形式的问题，是发展新歌词和新诗极待解决的问题。形式当然由内容决定，形式是内容的表现，没有无形式的内容。天下的事物是多种多样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一种事物也并不是只有一种表现形式。形式同内容存在着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这是认识论上的一个大问题。因此，形式决定于内容，却又能反作用于内容，切不能忽视形式的问题。民族形式是在民族斗争中长期形成发展的，是个历史现象，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传统，只能继承发扬这个传统。所以，毛主席指出要在民歌和古典诗词的基础上发展新诗，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符合民族艺术的发展规律，照此办理，新诗的灿烂庶几有望。我们相信，“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继承传统，改造旧形式.创造诗歌的民歌形式，是表现革命新内容的需要，是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是历史时代的迫切要求。这个工作我们作了一些，不少有志于建立新的民族格律诗的诗人，作了一些大胆的尝试。一九五八年，随着新民歌群星灿烂一般的出现，我国诗坛上曾经开展过一场关于学习新民歌、改造诗形式的热烈讨论，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但是，新诗形式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是不奇怪的，因为这个改造、建立的工作甘苦备尝，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赵朴初同志诗云：“十二年前春尚寒，陈总一日招我谈。谈及主席曾有言，文艺改造诗最难，大约需时五十年。”（见《诗刊》一九七七年第一期）足见这一工作之难。但是毛主席已经指明方向，毛主席的三十九首光辉诗篇树立了榜样，朱德同志、董必武同志、叶剑英同志、陈毅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诗作做出了成绩，贺敬之、郭小川、何其芳、李季、臧克家、光未然同志等我国的不少著名诗人进行了长期探索，所以我们对于新诗的发展充满了信心，也如赵朴初同志诗云：“方今恶草喜除芟，妖雾扫空天地宽。革命事业看风转，回荡万里助文澜。行见百花开满园，推陈出新新又翻。诗境无穷山外山，愿随志士共登攀。”他说得很对。“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结束语

《黄河》创作的成功，使它象黄河本身一样源远流长、奔腾不息。我以上的分析，只是从它的远处、近处、上游、下游作一次但观大略的观光。尽管是走马看花，但确是美不胜收。我们象观沧海一般观大河：水何澹澹，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在其中，星汉灿烂，若在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我相信读者们会有同样的壮观豪情。

《黄河》的出现，是我国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结出的文艺硕果，是我国无产阶级音乐史上的灿烂之花。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一九三九年在《黄河》演出成功之后，给冼星海同志亲笔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这就是党和人民对《黄河》中肯的历史评价！

黄河的伟大坚强孕育了《黄河》；《黄河》的诞生使黄河更加伟大坚强。这就是战斗的歌曲同生活、同群众、同革命的辩证关系。

我们要学习《黄河》用它自己的歌对战斗生活中巨大的事件作出反应。

我们要学习《黄河》善于吼出亿万人共同的心声。

我们要学习《黄河》强烈地唱出时代的精神。

我们要学习《黄河》寓思想于性格之中、让灵魂长出血肉、成功地塑造典型形象的经验。

我们要学习《黄河》丰富多彩地反映战斗生活的艺术构思。

我们要学习《黄河》为了老百姓喜闻乐见而在形式民族化方面勇于创新精神。

归根到底，我们要象《黄河》曲、词作者那样，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人民，学习社会，不断磨炼自己手中的艺术武器。

不能认为这些都是“老”经验，在今天批判“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时候，尤其对于初学歌词写作者，这些“老”经验多么地具有“新”价值啊！

在“四人帮”横行的那些令人窒息的日子，毛主席针对“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亲自批准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给广大文艺工作者以莫大鼓舞。由于敬爱的周总理的坚决反对，“四人帮”千方百计要搞掉《黄河》的歌词的阴谋失败了。《黄河》不可侮！因为曾经唱着它前进的老一辈革命者和正在唱着它前进的新一代革命者喜爱它、珍惜它、保护它。“四人帮”例行逆施，人民不答应。人民高唱“风在吼，马在叫”向“四人帮”举行反攻；人民再次发出“保卫黄河”的呼声向反动派们示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我国著名音乐家马可，生前在他的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五 日的日记中记录下令人难忘的一段史实：

“今晚举行‘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音乐会'。名称不伦不类……

“另方面.今晚王震、谭震林、乌兰夫、周建人等同志都‘不请自来’了，多大的鼓舞呀！

节目的一头一尾我哭了，控制不住的泪泉啊！开始是《救国军歌》、《在太行山上》等。结尾是《黄河大合唱》。

“……无论如何《黄河大合唱》能照原词唱出是一大胜利。但这作品当初他们也动手了。大概也搞出了些类似猩猩彷人喝奶玩球之类的把戏，但最后被总理严厉地顶回来了，这次不得不照原词演出。”（《人民音乐》一九七七年第四期）

敬爱的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啊！您热情地扶持新音乐为人民为革命而歌唱，亲笔写了“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的名言；您当年亲手指挥大批热血青年高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那奔腾的声浪音犹在耳。周总理啊，您是全国人民敬爱的好总理，是我们伟大民族造就的空前的民族英魂，也是伟大民族悲壮呼喊的伟大知音。您最了解人民，也最了解人民的敌人。是您，在“四人帮”横行无忌的严重时刻，不顾重病在床，察逆风于青果之末，挽狂澜于既倒之时，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的决策，代表伟大坚强的中华民族，从“四人帮”的魔爪下夺回《黄河》，坚持按原词演出，恢复了《黄河》的真面目。是您，不顾病痛，在病榻边，从电视屏幕上观看了《黄河》的演出，并委托邓颖超同志打电话祝贺演出成功。广大人民是多么地感激、崇敬自己的好总理啊！写到这里，我们怎能不深切怀念周总理！

“无论如何《黄河大合唱》能照原词唱出是一大胜利。”

我们都在珍惜这个胜利。

一九七七年九月，《黄河大合唱》

诞生三十八周年，于北京。

载1984年3月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坛徜徉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