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9月23日09:33 三联生活周刊

光未然、冼星海：《黄河大合唱》(节选)

第二乐章：黄河颂

(朗诵)朋友！黄河以它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它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崇高！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

(独唱)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金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浊流宛转，结成九曲连环；从昆仑山下，奔向黄海之边；把中原大地劈成南北两面。

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五千年的古国文化，从你这儿发源；多少英雄的故事，在你的身边扮演！啊，黄河！你是伟大坚强，像一个巨人出现在亚洲平原之上，用你那英雄的体魄筑成我们民族的屏障。

啊，黄河！你一泻万丈，浩浩荡荡，向南北两岸伸出千万条铁的臂膀。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

将要在你的哺育下发扬滋长！我们祖国的英雄儿女，将要学习你的榜样，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

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

第七乐章：保卫黄河

(朗诵)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意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多声部合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西山冈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熟了。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怒吼吧！黄河

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现在住在杭州。上世纪70年代，冼妮娜应年迈母亲的要求，从西北制造飞机的工厂调回杭州，在省图书馆一直工作到退休。杭州也是她外公钱亦石的故乡。钱家是杭州的大家，钱亦石当年依家族的安排到上海发展，成了早期的中共党员，是夏衍的入党介绍人。冼妮娜的母亲钱韵玲在新华艺专做学生时就认识了冼星海，因为共同的革命理想走到了一起。

冼妮娜目前正忙着“平改坡”——把家里的平顶房改成坡顶，采访约到了她执意坚持的她家附近的小旅馆。冼星海离开祖国的时候，冼妮娜只有几个月大，关于父亲的印象，都是从母亲和别人的口中听来的。

记者◎苌苌

冼星海是1935年从巴黎留学回国的，经广州、香港辗转到上海，再到武汉。“当时冼星海在上海住在租界，安仁坊7号是那种里弄的房子，楼上他母亲住，楼下就是我们开会的地方。”著名作曲家孟波是冼星海在上海时期的朋友，孟波告诉本刊记者，冼星海在上海和田汉合作过《夜半歌声》和根据托尔斯泰的《复活》改编的歌剧，身为地下党员的田汉对冼星海产生了影响。“他自己讲，原来在法国的时候，作品带着印象派作风。回国后，他找到一条音乐的出路，觉得‘我应该用音乐为祖国呐喊’。”孟波说。

孟波比冼星海小11岁，如今已是90多岁的老人。在他回忆中，冼星海平易近人，对母亲非常孝顺。他又是个音乐天才，写歌非常快。在上海，他给百代唱片公司工作，给电影配乐，其中尤以抗日救亡歌曲深得人心，去延安前，已经在文艺圈小有名气。他写的《赞歌》创了当时百代公司的唱片销售纪录，老板让他多写流行歌曲，但他表明不会写“靡靡之音”，唯一能激起创作激情的就是救亡歌曲。他和《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光未然也是在上海时期认识的，都是陶行知组织的工宣队成员，他在租界的家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聚会的据点。

“很多人以为冼星海没有到过黄河，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孟波告诉本刊记者，“1936年，冼星海曾跟着电影摄制组《壮志凌云》到过黄河边上，他们在开封拍外景，冼星海回来后就说，他看到黄河船夫和风浪搏斗觉得很感动，把他们的劳动号子都记了下来。”在那部电影中，由他作曲、赛克填词的歌曲《救国军歌》流行一时，至今仍在传唱：“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维护中华民族……”

冼星海没有去母校上海音乐学院求职，有一种说法是他去音乐学院求职碰壁，但据孟波说，冼星海和上海音乐学院的关系一开始就顺畅：“早年他在上海国立音专读书，暑假时学校把琴房锁起来，穷学生没地方学琴，就闹学潮，冼星海是其中之一。学校由此下学期就没有通知他上课，等于把他开除了，这之后冼星海才辗转去法国求学。”在巴黎，马思聪把他介绍给音乐学院的名教授杜卡斯，他随杜卡斯学作曲，同时杜卡斯在生活上很照顾这个穷学生，几年后，杜卡斯去世，他才不得不提前结束学业回到祖国。

孟波说：“‘8·13’事变后，冼星海从上海去了武汉，在刚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三厅工作。在武汉，他创作了大量作品，包括《在太行山上》、《做棉衣》、《到敌人后方去》等，同时组织歌咏队、亲任指挥。”

“‘8·13’事变后，我父亲从上海到武汉。”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告诉本刊记者，“周恩来当时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他关心文艺界人士的动向，他就对当时任‘救亡演剧二队’副队长的金山说，多留意一下从巴黎回来的冼星海。他说冼星海穷苦出身，是可以发展的人。后来，他让金山把我父亲叫到武汉他的住处。我父亲表示想去延安，总理说延安很苦，我父亲说不怕，巴黎那么苦我都过来了。后来我父亲就收到了延安鲁艺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的邀请信，邀请他去延安教书。这可能是周总理安排的。

“我父亲当时反感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曾经对我母亲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没落，一条光明。他觉得延安代表光明的方向，是因为他从小的生活经历、在巴黎的经历、在新加坡和香港感受到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态度，让他感到祖国必须自救，抗日救国是唯一的出路。当时国民党也在争取他，1938年11月，父亲和母亲以旅行结婚的名义，赶上了封锁前的最后一列火车，从武汉到了延安。”

到延安的第二天，冼星海就开始讲课，讲自由作曲，白天教课，傍晚经常手提马灯，翻山越岭步行十几里山路，到延安各处教歌。“到了第二年春天，他和师生一起上山开荒，拍的电视剧里说，我父亲嫌开荒耽误创作，是不对的。”冼妮娜说，“我父亲在延安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富足的一段时光。那时的人们说是缺衣少穿，但实际上又过着富有情趣的集体生活。上山开荒都要把地种得像花布一样，各种颜色不同的植物都岔开种。而父亲从他刚回国的时候，就坚持认为音乐要从人民中来，他在延安进行了大量的采风，所以能根据‘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这样的歌词，写出充满乡土风情但也脍炙人口的乐曲。”

“1939年初，光未然在山西打游击的时候坠马受伤，到延安治疗，我父亲听说后，走了十几里山路去边区医院看望这位老朋友。光未然在病床上，用5天时间就写完了一首长诗，在之后的窑洞朗诵会上，光未然朗诵完，我父亲霍地站起来，把歌词一把抓到手里说：我有把握写好它！到了3月底春耕忙完，我父亲从26日开始谱曲，进入一种兴奋得无法自抑的状态。我母亲每天给他熬红枣汤，光未然知道他喜欢吃甜的，给他买了两斤白糖放在桌上，他随时抓起一把吃，用了6天6夜写完了《黄河大合唱》，一天不止写一首。《黄河颂》和《黄河怨》大家不是很满意，他拿回来撕掉，写第二稿，还觉得不满意，又撕掉，直到第三稿。他说他一开始考虑《黄河颂》的时候，总离不开宗教的颂歌，后来跳出那个框，才写成了。每天光未然派两个队员来试唱，我妈妈也是试唱员之一。”

5月11日，鲁艺建校一周年，《黄河大合唱》正式公演，毛主席和在延安的中央首长都来了。“我父亲在台上指挥，歌曲一开始，‘咳呦！咳呦！’船工号子那么一喊，一个正准备拍照的外国记者，吓得一下就坐地上了，想不到声势那么大。千军万马，此起彼伏，大家很喜欢这种演唱的形式。到《保卫黄河》的时候，我父亲来了个转身，指挥台下的观众和台上的演员一起唱。等全部演出完以后，全场雷动。毛主席高兴极了，站起来，拍着手连着说了三个‘好啊！好啊！好啊！’我父亲含着眼泪，特别激动，他的作品从来也没有这么被肯定。”

冼妮娜说：“我父亲在巴黎时学到的扎实的功底，和他的爱国主义情绪，在延安的那种气氛中迸发，最终促成了这部作品的诞生。我母亲跟我说过这么一件事情。她说：‘你父亲也真神奇了，他的一些观点、一些做法，和几年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很多思想都是吻合的。比要如深入工农，文艺面向群众，为人民服务。很多做法他早已开始实践了。’”

冼星海去延安后不久，孟波也加入了刘少奇领导的新四军。他告诉本刊记者：“一天，我在延安陕北公学的同学带来《黄河大合唱》的谱子，之前我们就听说了它，很想表演，苦于没有乐谱。拿到乐谱后，我们很快就开始排练，乐器不足，就拿洋铁桶当低音，中药房卖的铜钟当打击乐。我指挥，每次演出，一身衣服都要湿透。我们唱《黄河大合唱》到最后就问，再来一个要不要？底下完全是沸腾的场面，我从来没有见过音乐可以是这样。”

冼妮娜是冼星海的独生女儿，她几个月的时候，冼星海就去了苏联，此后，再也没能回国。冼星海当时去苏联，是为电影《延安和八路军》做配乐，完成后他就准备回国，但无论从新疆，还是蒙古入境都受阻，不得已流落到哈萨克斯坦。这已是他能到达的离中国最近的地方。在苏联，冼星海用的是“黄训”的化名。“我奶奶姓黄，我外婆的名字里有训。”冼妮娜说，“因为是被秘密派到苏联，无法与当时的国民政府外交机构取得联系。在乌兰巴托，他在工人俱乐部谋得一份职，教那里的中国工人唱《黄河大合唱》。在哈萨克斯坦，冼星海度过了生命最后的两年。他流浪到音乐厅，想谋一份工作，不得而入，那是一个冬天，若不是被好心人带回到家里，他半夜就会被冻死了。”冼妮娜说，这是当年她去哈萨克斯坦访问，与他父亲有过接触的人告诉她的。在思念亲人又无法回国的情况下，冼星海身体情况开始恶化，被送回到莫斯科治病，1945年，40岁时病逝于克里姆林宫医院。

冼妮娜说，1999年，她去哈萨克斯坦访问，曾见到父亲当年的房东。“房东把我父亲留下的作品保存在一个箱子里，一直保存到50年代。当时中国有个代表团过去，他托人去找代表团，但是代表团没人理会这件事。在房东要求下，他们去看了看，看到一只装满手稿的手提箱，他们说：‘这么重的东西，带不了。’就拍了几张照片，东西都没拿，也可能他们不知道黄训是谁。后来等到房东搬家的时候，箱子被小偷偷走了。房东一跟我说到这儿就哭。”如今，哈萨克斯坦有一条以冼星海命名的大街和纪念他的纪念碑。

冼星海去世的消息很快传回延安，当时鲁艺的院长周扬听到后大哭，又发愁怎么告诉钱韵玲。1945年，冼妮娜已经有依稀的记忆，“他们来到我家，让我到院子里玩儿，我就听到屋里面叫我妈妈的名字，我从院子里跑进屋，一看我妈妈昏过去了”。11月14日，冼星海的追悼会在延安开完后，延安也到了最后的撤退时刻，冼妮娜坐在骡子上的摇篮里，和母亲到了张家口。“我们带出来父亲的手稿、日记、小提琴和照片，但是带着他眉批的书都没法带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