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黄河”悼念张光年同志  

---- 胡德培

光年同志突然地走了，永远离开了我们，使人倍感悲痛！

他刚过米寿不久，大家为他祝寿的欢愉场景犹在眼前。

他亲自签名送给我的新书《胼体语译文心雕龙》、《光未然脱险记》，还散发着油墨的馨香。

他为老友写的悼念文章《怀念秋耘》一文，《新文学史料》正在付印出版过程中。他的五卷集《张光年文集》正待面世。

他说:“我还有两本有意思的书要写。” 《楚辞今译》正待修订润色，还准备整理1985年以后的日记/将很多真实的情况公之于众……

可是，他却如此匆忙地与我们永别，怎不令人感觉突然而悲伤不已！

一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我清楚地记得，在四川成都大学生纪念“一二?九”运动二十周年的晚会上，我曾参加了有七百多人的大合唱节目。同时，我第一次与《成都日报》记者合作，完成了采写这次纪念大会的通讯报道，第二天刊登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位置。我的大学生活，在《五月的鲜花》和《黄河大合唱》震撼人心的歌声中，染上了那个时代独具的色泽。我走上文学道路，是在"抗战不歇”的吼声中迈开步伐的。

1959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文艺报》编辑部，当时的主编张光年即是《五月的鲜花》、《黄河大合唱》的作者光未然。我记得，那一天，光年同志来到办公室，与每一位同志逐一亲切握手、致意。他沉稳而娴静地走到我面前，微笑地握着我的手说：“啊——，你就是新来的胡德培同志，欢迎你！”光年同志和蔼可亲，温文尔雅，给了我一个温和可敬的印象。

张光年同时还在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担任要职，上级又经常交给他各种任务。因此，从《文艺报》及其他报刊上总是不断地读到他的一些重要文章（他用原名或华夫等笔名，或以社论、专论等形式发表）。编辑部的同志们、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年轻编辑，总是把光年同志的文章当作领会上级精神、把握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范文来反复阅读和学习。

例如，《谁说“托尔斯泰没得用”?》一文中，张光年主张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从中外文化遗产中批判地摄取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1961年4月，由张光年等负责人的提议和倡导，在《文艺报》召开座谈会，并连续几期开辟“批判地继承古典文艺理论遗产"的专栏，我参与组织了吴组缃、周汝昌、马茂元、廖仲安等一批专家的撰文研讨。

与此同时，从1961年5月开始，张光年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用语体駢文翻译刘勰《文心雕龙》的《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六篇，先后对《文艺报》编辑部及作协其他刊物同仁们和人民大学文学系青年同志进行讲授。至今我还记得，他那娓娓有致、富于情感、深人浅出、有声有色的讲解，时而舒缓深沉，时而激情昂扬，抑扬顿挫，逐句剖析的情景。他是诗人而富有浓烈的理论色彩，将中古时期刘勰的精思妙想与当代文学的形形色色融为一炉，展现出张光年对中国古典文论的精深修养和结合现实的运用自如。我每次听讲时都做了详细笔记，而且事前预习、事后复习，还试着将原文翻译成白话文，进而将刘勰的主要观点和光年同志的阐释综合思考，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常常使我大开思路，茅塞顿开，获益匪浅。

1962年，张光年发表论文《“共工不死”及其他》，通过对毛主席词六首用典的理解和阐释，与郭沫若一篇文章展开不同意见的辩论，对活跃当时的学术研究空气，指明科学和艺术的界限不容混淆的重要性，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特定年代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1963年，《文艺报》第三期头条位置发表张光年经过认真思考、反复斟酌的《题材问题》专论，当时影响很大。文章敢于冲破当时禁锢文坛的极左的条条框框，彻底破除题材问题上的清规戒律，提倡题材、体裁、风格的多样化，用一切办法广开文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扩大文艺创作的题材范围，提高文艺创作的思想艺术质量。这是努力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文章。但到“文革”前夕，却被林彪、江青诬蔑为文艺“黑八论”之一的“题材决定论”。他的另一篇为《文艺报》所写的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当时中宣部指示，在《人民日报》上同时发表），则被诬蔑为“全民文艺论”。从此，在张光年头上被罩上了林彪、“四人帮”魔怪的阴影。

然而，那时的张光年，作为“党的喉舌”、“文艺界晴雨表”的《文艺报》主编和文艺界的领导者，完完全全是遵从党的意志，按照上级指示，在努力工作和写作的。我当时是位年轻编辑.无缘直接参与那些工作或某个写作班子，但我为他们整理过资料，送取过校样，如到颐和园里云松巢等幽静的处所，常常看见光年同志暑往寒来，日日夜夜，那么兢兢业业、辛勤刻苦地为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而呕心沥血，那样尽心尽力、认真负责的奋斗精神，实在让我感动和振奋。光年同志亲自执笔或主持写作的一篇篇社论、专论及重要文章，先后刊发出来，都产生了强烈而深远的影响。那时，他正年富力强，常常全力以赴地投身于党的文学事业，同时热血沸腾地写诗作词。他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歌词很快谱成了歌曲，唱遍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歌声时时飘荡在华夏大地，震撼和鼓舞了多少华夏子孙。

二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政治风暴次次袭来。三年经济困难刚过，人们的肚子刚刚填得温饱了一点点，文艺界不断遭遇上峰的利剑，两次最高批示，整风连着整风：清算“大连黑会”、反对“写中间人物”；提倡戏剧改革，反对鬼戏；反对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批判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批判电影《林家铺子》、《不夜城》，主张写“十三年”……不断袭击着文坛。

光年同志也不会想到，“文革”风暴刚刚卷来，他的上级领导，彭真、陆定--成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头目，经常指导《文艺报》工作的直接上司，周扬、林默涵成了《人民日报》点名批判的“阎王殿”里的“阎王"，他和他的同事也被人“抛出”，成为“周扬黑帮大将”，成了封、资、修的代表人物，被打进了“黑窝”，后来还成了“中央专案组”直接监管和审查的对象。

原来，张光年以为，自己1927年（十三岁）在白色恐怖下参加革命（加人共青团），1929年（十五岁）由地下共青团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一直是忠诚于革命，遵从党的指示，勤勤恳恳地为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而努力奋斗，真可谓赤胆忠心，无私无畏。因此，"文革”急风暴雨席卷而来，他不禁大惊大愕，感觉异常突然。对于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不理解、不心服，“但自觉与一系列‘最高指示’的要求差距太远，确认自己思想上十分危险，应当在大家帮助下改造过来。”（《向阳日记》第315页）同时，渴望中央有及早落实政策的一天。然而，盼来的“中央专案组”却是在林彪、江青等人直接的操纵和控制之下的。“更难受的还是精神上的折磨。如果下干校前的批判斗争是十天八天一次，专案组的提审训斥三天五天一次，到干校后，则是朝会批，夕会批，田头批，随时随地批。”（同上）对于这位少年时即投身革命，数十年奋斗不息的共产党人来说，张光年感到最最不堪回首、"最最不能忍受的，是中央专案组对我于1929年（十五岁时候，白色恐怖下）由地下共青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期间一段‘历史问题’的长期纠缠。”事过三十年，张光年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时，他还怀着激愤之情记述下当时的情景。他说:“既然江青对威特克夫人的著名谈话中公然点名‘张光年是托派’，她所御用的专案组就得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地追查、逼供和取证。既然专案组苦口婆心的教育，软硬兼施的开导，长年累月的等待，都不能得到他们必须得到的东西，那就证明你是态度恶劣、顽固不化，是花岗岩脑袋，理应受到不客气的对待。这次选编《向阳日记》时候，一碰到受专案组折磨、同专案组顶牛的记述，仍然怒火中烧。同时，也从自己的遭遇，联想到许许多多老同志们曾经受到类似的甚至更残酷的折磨，为之悲忿不已！”（第3页）

这位老革命、老共产党人活生生的记述，多么耐人思索、发人深省！

读到光年同志这些记述，我想到当年自认为是响应“伟大领袖”号召、“造反有理”的一员，曾经多次参与以至组织或主持批斗像光年同志这样的老同志、老领导的“革命行动”，是多么幼稚和荒唐，多么令人愧疚难当！是向往一种宗教式的膜拜？是封建专制主义下被禁锢的一类绝对盲从？是个人的理想陷人了虚妄的历史使命？是人生的正常追求被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所迷惑？历史如波涛翻滚，令人迷惘和不解，也促人深深的反思。

历史真是难解的谜：“文革”前，光年同志是刊物的主编，我们同属一个编辑部；“文革”初期，他是被揪斗对象，我是“革命造反者”；到五七干校，我们被分在一个排、一个班，同住一间屋，两三个月后，我于一天深夜“被叫走隔离反省”，陷人“深挖‘五一六’”的泥潭……张光年在当年记述“‘文 革’还在革。‘向阳’还是梦。”的《向阳日记》中，真实地记录了自己及难友们受难期间“那些不堪回首的人和事”，有悲愤，有欣慰，有哀痛，有惋惜，有直率的谴责与抗争，有理智的思索与睿智，有疾病的折磨和身受的苦难，有劳动的欢欣和乡亲的温暖。——这是勇敢者的历史证词，智慧者的有力证据。

在那些受难的日子里，光年同志仍始终关注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在接受专案组审查和劳动之余，他认真研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共产党宣言》等，皆为了“使精神振奋起来”。读《马克思传》“流寓伦敦”一章，让他彻夜不眠。他写道：“革命导师处境极端困难的时候不失掉信心，使人深受感动。我不能不十分惭愧地多想想自己，从光辉的榜样汲取力量。”（《向阳日记》第102页）这不是像黄河上的船夫一样，“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

可是，在“文革”的浊流中，《红旗》杂志却发表了江青之流授意下所写的文章，批判（实为诬陷）《黄河大合唱》，进而废弃歌词（光未然所作），取冼星海原乐曲之精华而加以演绎和“修正”（实为窃取,为江青之流涂脂抹粉）。然而，当人们听到乐曲时，常常情不自禁地哼起了歌词。可见，《黄河大合唱》的精神，早已铭刻在华夏儿女们的心中:,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1972年8月9日，在咸宁干校，暑热难当，无法人睡，经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委屈与磨难，光年同志忽然想起1959年所写《英雄树》一诗，一边默诵，-边修改，借以寄托当时的心境。其诗第二首写道：

耿耿忠忱似火烧，拼将热血洒林梢。

当年枝干经霜久，此日云霞放眼高,

不有风雷吞胸臆，何来情采吐娇娆？

绿海翻腾红棉舞，心随长臂向天翘。

借物比拟，借诗寄情。此乃光年同志令人震撼的形象、品格和精神力量的写照也！

三

欢腾的锣鼓，开花的爆竹，党和人民扫荡阴霾，四害被除。光未然在《十月大游行抒怀》一诗中写道：“……随它鞭炮的火星落入我的花发，快跟上我的队伍，小跑一程！”赶快跟上队伍，补上荒废的岁月、失去的光阴，这是“四人帮”被粉碎后，光年同志在历史新时期为文学的重新复苏和发展表达的决心与忠诚。

那时，张光年受命负责恢复全国文联、中国作协和《文艺报》的工作；为文艺界的拨乱反正，组织召开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他冲破重重阻力，斩波辟浪，发表《驳“文艺黑线专政”论》和《驳“文艺黑线”论》等文章，消除“四人帮”的影响和极左的流毒；他主编《人民文学》期间，及时发表刘心武的《班主任》，为扫除“文革”的阴影，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歌颂陈景润的特殊贡献，在全国引发惊雷般强烈反响的《歌德巴赫猜想》，是他果断决策，编辑部派专人从采访到定稿一直参与、协助，请徐迟采写的专稿……光年同志睿智的目光和果敢的气魄，通过文学这种特殊而锐敏的艺术工具，及时表达出党和人民除旧布新、力图变革的意愿和心声，为改革开放、走向新时代唱出了响亮的颂歌和奋进的乐曲。我们仿佛仍能清醒地感觉到黄河汹涌澎湃、奔腾前进的吼声和热血沸腾、自强不息的民族新的觉醒！

这时，我从北京语言学院重新回到文学工作岗位。虽然，我工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但是，许多时候、许多事情，我仍然在中国作协和《文艺报》的影响下，甚至直接在张光年等同志领导下从事文学。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第三届第二次扩大会议召开前后，我在张光年、冯牧等同志直接指派下参加大会的有关工作；《文艺报》复刊后，我被编辑部聘为长篇小说评论组成员，经常参加《文艺报》的有关活动和会议；光年同志发起创办的《小说选刊》出刊，我被聘为特约编辑。这段时间，张光年还担任过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书记处书记等职务，为新时期文学的拨乱反正、开拓创新日夜操劳。正如他在八十一岁生日《自遣》绝句中说：“中年遗憾晚年补，捧出新编谢后人。”充分表达出他为文学回春、力创新编而奋力工作的心境和精神。

他竭力扶植和选荐新人佳作，主持召开全国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倡导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以及全国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的评奖和长篇小说的茅盾文学奖，大力奖励新作家、新作品，促成新时期文学创作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张光年除具体组织、领导并直接参与各次评奖活动，而且几乎每次发奖会上都有语重心长的讲话，给优秀创作大肆表彰和鼓励。1981年5月25日，他在一次发奖会上说:这次评奖，标志着这几年我们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成绩，这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任何堂皇的名义去损害它。接着，他以诗人的激情谈到不久前去洛阳看牡丹花时的情景，说：洛阳牡丹，世界驰名。可惜我们去晚了。前几天，一夜风雨，夹着黄沙，使名花遭到摧残！他无比痛惜而饱含深情地面对在场的众多中青年作家说：今天，需要更多的育花、浇花、护花人啊！我从全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中，感悟到光年同志与广大文学工作者多么情感相融、心心相印。

那几年，中国文学战线所取得的成绩，得到党中央和胡耀邦等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甚至赞扬张光年等同志对此是有重要贡献的。因此，1984年底到1985年初，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光年所做的题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的工作报告，得到了作家们的热烈拥护和支持。这次大会所取得的重大成功，对新时期文学发展具有着标志性的历史意义。

可是，文学界竟有少数人不能面对时代和文学发展的现实，以种种声嘶力竭的鼓噪，甚至以小夸大或无中生有的脏水，不惜泼向这位从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的忠诚文艺战士。然而，光年同志是一位生活在中华民族翻天覆地大变革、大开拓时代，富有远大政治理想的革命作家，是在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战斗的呼号声中站立起来的文坛巨擘，不是喜好钻营、喜好攀附、喜好吹拍的低能者，不是见风使舵、见利忘义、趋炎附势的市侩小人，他以凛然正义和博大胸怀，坦然面对现实，同时严正批驳那些夸大和歪曲之词，揭穿并反击一切诬陷不实的卑鄙伎俩。

也许是机缘巧遇，正当有人肆意鼓噪，朝张光年等革命作家大泼脏水的时候，我去看望光年同志。他当时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在中顾委生活（扩大）会上，有人对他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和批评，他都认真听取，仔细记录，然后写了三万多字的《我的申辩和再检讨》，分七个问题，每个问题又分若干点，逐点加以事实说明、辨析或批驳。我看到中顾委刚刚送来的那份类似中央文件那样用四号长仿字体排版的发言稿（后来删减为两万多字）。他正确对待大家有益的批评，主动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同时直率地向中央说明事实，袒露自己的襟怀，对那些不符合事实的一面之词，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澄清，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来对照和诠释。我看到这份发言稿，听到光年同志时而痛切、时而振奋、时而感叹、时而深思的谈话，不禁为这位共产党人和老作家的光明磊落、赤胆忠心而深深感动！

在任何时候，张光年都在维护大局、维护革命，勇于变革、勇于开拓，“保卫黄河”的主旋律永远是这位革命诗人的心声。正如他在《自遣》诗中所说的“穿风蹈浪采词章，留与知音平短长。”这是何等气概，又是何等豪迈的品格与精神！

四

“年方九九何须愁？红叶黄花好个秋！邀笔同行跨世纪，遥闻百岁报丰收。”张光年八十一岁生日《自遣》诗，概括了他晚年的心境。他从领导工作岗位退下来后，我去看他。他异常欣慰地说：“现在我才真正成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了。有时间写点东西了。”

他每天上午闭门谢客，坐在背向门窗的一把沙发上读书看报，或凝神思索。他常用一张硬纸板放在双膝上或伏在面前矮矮的茶几上伏身写作。这是他多年在简朴环境下养成的习惯。他的左侧墙上挂着老友罗工柳为他祝寿书写的“勤奋延年”四个大字，他常以此鞭策自己。他努力做到每天都写一点东西，记一篇日记，每年出一本书。这些年，他先后编辑出版了《田汉光未然歌词选》、《光未然歌诗选》、《惜春文谈》、《光未然戏剧文选》、《光未然诗存》、《黄河大合唱》（歌词）等著作，整理、选编并新著《江海日记》、《向阳日记》、《文坛回春纪事》、《光未然旧体诗百首》、《駢体语译文心雕龙》、《光未然脱险记》，共十余种著述。最后，还亲自选编了《张光年文集》（五卷集），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日出版。

他长期喜爱和精心研究《文心雕龙》取得了突出成果，在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大会上，张光年被推选为会长。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工搞当代文学，仍几次向领导提出组织出版张光年关于《文心雕龙》的著译。后来，他将1961年以来陆续翻译的三十篇，在诸多朋友和专家的帮助和支持下,于2001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駢体 语译文心雕龙》，其学术价值和美学价值，均为众多专家学者所赞赏和肯定。

他将自己生平九次死里逃生的经历陆续写了出来，于2001年10月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光未然脱险记》,，这是他最后一本著作。每一篇皆记述过去亲身经历的奇情异事，在复杂斗争的险恶中（包括与疾病搏斗的一篇）如何脱险而出。同时，如果细细体味文章的内容，他大都又因现实生活有感而发。如其中第六篇《从伊江到怒江——缅甸华侨“战工队”撤退归国历险记》一文，我从谢永旺一次电话里得知信息，光年是为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赶写出来的。我当即跑到光年家里取回此文，放在我任职的《当代》杂志1996年第一期上及时刊出。

2001年8月，原《文艺报》老同志黄秋耘在广州病逝，我们知道后都倍感悲痛。为了悼念这位正直热忱、满怀爱心的老革命、老作家，我约请光年写一篇纪念文章，他立刻答应了。

我于11月9日应约前去取稿时，光年同志与我及他的助手石琳琳交谈了近两个小时。光年签名送我新出版的《光未然脱险记》，用惯常平静温和娓娓有致的叙述，讲他近日工作及他今后的打算：拟将1985年以后的日记摘选出版，要附上在中顾委生活会上那篇两万多字的发言，还要继续翻译《离骚》。从光年谈话中，我感觉他于平静中透示出一股昂扬的斗志和力量，在温和里显露出一种坚韧的意志和精神。他在给我的《怀念秋耘》一文中，写了这样一段话：“大约是1985年春天，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开过不久，忽然有人（手中暂时掌握权力的人）派人到处散播流言，硬说这次大会及我在会上的长篇报吿（巴金信上、冰心文中说是“极好的报告”，全体理事会和大会上一致通过的）犯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来头不小，作家震惊，报刊上一片沉默。忽有黄秋耘沉默不住了，他在广州报纸上郑重发表文章，针对那些流言蜚语提出抗辩，说他是作协⁴四大’参加者，他和作家们对大会和报告是满意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过是谈不上的。”这是光年病中又外感风寒，咳嗽不止，一天只写一百字，怀着对老友的深厚情谊，以坚軔的毅力、果敢的精神写下来的。没想到，这篇文章竟成了他的绝笔。

光年同志这样的文章，一生的光辉业绩，都是永远不朽的。

黄河之水天上来，滔滔不绝，奔腾不息。光年同志誓死保卫黄河，一生捍卫国家、民族利益，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战斗不止，其人格和精神定将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