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光未然[1]

——三十年代作家直接印象记之三

陈 纪 滢

    光未然本名叫张文光，湖北省光化县人，约一九一四年[2]生。

民国二十四年三月一日，《大光报》在汉口出版了，我是文艺副刊《别墅》的主编。我和赵惜梦先生曾是同事，共同服务于天津《大公报》。《大光报》在汉口发刊，一般读者皆以为是天津《大公报》的分版。《大光报》印刷工厂的员工们，全部是从天津《大公报》的工厂拉过来的，另一方面，《大公报》的驻外县市记者，全部是《大光报》的记者。胡政之（霖）先生特别在创刊日，写了一篇文章支持《大光报》。因此《大光报》在汉口发刊之时，天津《大公报》与《大光报》互为影响，曾一度风靡扬子江两岸，特别在华中一带，《大光报》的销路为之大增。最初曾发行达五万多份，上海同业间估计《大光报》为全国第七位的大报纸。

我主编的文艺副刊的稿源非常广阔，因为我在天津《大公报》的副刊《小公园》当主编时的作家们，纷纷继续投稿，而在汉口的作家们也争相寄文，变成了全国第一流作家们互相竞争的园地。通常第一流作家是不屑给地方报纸写文章的。武汉位居全国要冲，但谈到文化水准，较之北平、天津、上海仍较逊色。

经验丰富的编者，通常不会忽略本地的作家。因此在当地的作家群中，有一天我发现一位名叫“光未然”的寄来一首诗。谈到那首诗的意境、语汇、音韵或是感情等等，无论从哪一方面上皆属于上乘之作。从字面上看，文字也相当清晰、美观。对编者来说非常欢迎书写清楚，不须删改或添写的文稿，对清晰的原稿优先阅读。因此，我将光未然的诗稿以较大的正楷字刊载在第一版，另外在旁边加上编者的按语。刊载后受到读者热烈的好评。不久光未然又继续投稿。如此不知刊载了几次他的诗文，他的大名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光未然是怎么样一个人？”很多人这样问。其中有直接来电话问编者的，也有很多写信来问的，因此，我写了一封信给他，说我很想和他晤面。

不久，他来了；看起来不胖不瘦，长脸、尖鼻。眼睛清澈、玲珑、态度稳重，说话很有礼貌。整个看来，是非常结实纯朴的青年。但好像相当活跃，说带有河南口音的湖北话，但也能说标准的国语，年龄大约二十一、二岁。

“你是光先生吗？”

“不，我的本名姓张，光未然是我的笔名。”

“你的本名叫什么？”

“叫张文光。”

“哪里人？”

“光化县人。”

“现在从事于什么职业？”

“正在中华大学读书。但也在一个中学里教几点钟的课。”

“你的本名与笔名有什么关系吗？”

“没有什么特别关系。”

他更进一步如此说：

“我是光化县，名叫文光，只是我的这个光，尚未燃烧发光。”

“有什么典故吗？”

“有。”

“什么典故？”

他说了许多话，但是我已记不清了，只有这句“我的这个光是尚未燃烧发光。”至今还记得。

光未然住在武昌，经常渡过长江到汉口来，那时他和当地的一些作家们已经在《武汉日报》、《正义报》，写一些文艺性的文章。他曾多次参加话剧演出，在当地青年大众中相当出名。

我与他会面发现他非常质朴，应对也很自然，因而对他的文章有了一种先入为主的好感。我对他赞赏一番后，希望他今后继续投稿，又有空时来和我谈天。我长他五六岁，生就一副长者面貌，，因此第一次见面时，他不叫我陈先生，而叫我“纪滢大哥”。从那一次直到后来一直称呼我“大哥”。在世上“喜为人师”是一种病态，像我这样喜欢为人尊长者，也许是另一种病态吧？那时文艺界许多人士称我为“大哥”。我当时三十岁还不到，已经饱经风霜，尝尽人间苦难，俨然已有中年人的成熟。实际上像他那样有志的青年称我为兄长，他不愧是一位有气度的人。但是我却永远叫他“文光”，只有介绍给不认识的人时，我才叫他“光未然”。

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三月，我和光未然认识以后，光未然不仅是我主要投稿者之一，且是我个人愈来愈亲密往来的朋友。有的人只是在文字或文章上与年长者交往，但个人私底下并无亲密的关系；有的人只是有一些交往，但关系并不亲密，所谓并不是有很深的交情。另有一些人不但往来频繁且交情深厚；光未然和我的关系不只是编者与作者的关系，从认识以来不仅是工作上的友谊，个人私下的交情更深。

我那时尚兼职湖北邮政管理局汉景街邮政支局局长。邮局在旧德租界汉景街与五福路口，建筑物很古老，但内部宽广，一楼是邮政窗口办公室，二楼是我的宿舍，二间大寝室与会客室间有比寝室更大的厨房。三十年代许多著名作家，都曾在我的宿舍住过。

光未然后来又介绍一位姓崔的作家给我。这人名叫崔峩，笔名叫念慈，湖北省襄阳县人，和光未然是近同乡，在老河口小学时是同班同学。二人同在老河口接受教育，崔念慈写关于文艺理论的文章，曾熟读苏俄作家托尔斯泰的《艺术论》及其他欧美作家的文艺批评和主张。光未然和崔念慈二人来拜访我，他们俩和我谈天不知不觉已过了二、三小时。以后，他俩便常联袂来访。有时聊天很晚，就在我客厅沙发上过夜。

那个年代的人们非常热情，青年们尤其富于幻想，特别在七七事变以前，全中国的青年男女受到日本军阀在东北四省侵略的冲击，大家不分男女心中充满了悲愤的热血，心中抱负无法伸展，只好说一些互相安慰的话，描绘着对于未来各种各样的憧憬，以为发泄。青年们终日聚集在一起互相讨论，为了排除自己的不满而指摘人，好像是最愉快的一件事。我因为在新闻界服务的关系，我的消息来源比别人特别多，因此每到周末他们都到我家来，从我这里听到关于时局的消息，这些消息都是对国家有利具有鼓舞性的宣传与策划，没有言不及义的话。相反地，那时只要是话必定是讨论天下大事，从国家大事、世界大事讨论到人类的未来。

光未然和崔念慈这二人不单是纯粹的文学作家，他们二人对政治有很广泛的兴趣，每次谈话都是很长，不知东方之既白。幸好我的太太很好客，时常招待他们吃饭、喝茶，不觉厌烦。经过一些时日，连我的小孩们也很习惯与他们亲近，玩在一起。亲热的称呼他们“张叔叔”、“崔叔叔”，手拉手在一起玩游戏。内人最初称呼他俩为“老弟”，最后就好像是同一家族的人称他俩为“老张”、“老崔”；他俩也时常带我的孩子们一起去看电影或戏剧，或到市场和公园去散步。

因此他二人渐渐成为我家的长期客人，几乎成了我家的一份子。崔念慈患有胃病，胃痛时很痛苦，我太太就像安慰孩子般煎药给他吃，煮稀饭给他吃，像照顾家人一般照顾他。

这样经过了一年，他们二人成了我最要好的文友，同时也是我们家庭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人物。从崔念慈那儿知道张文光家境很贫穷，少年时在制靴工厂当见习工人[3]。他小学毕业后，由于家庭贫困不能进入中学，到武汉一家工厂做工，一面工作，一面自己读书，如此越过中学阶段，以同等学历直接参加中华大学的入学考试，考试合格进入大学。他在大学专攻国文，在武昌某私立中学当国文教员，以收入来缴纳大学的学费。

由于崔念慈的介绍，我对张文光更是敬爱，我决不以他的家庭贫困、出身低微为缺陷。一个人在世上发奋努力向上是最重要的资本。古往今来，成功而有名的人，有很多是从贫苦的家庭与低级的出身发奋向上而成功的。相反地，富贵之家养育出来的子弟，能真正出人头地的反而不多。

我很敬佩像文光那样有志气且有向上心的青年。因此，经常称赞他激励他。这时汉口中央广播电台有一个广播员——兼播音指导员——梁韬，他也是因为写稿认识我。梁涛是湖北省人，在北平生长，由于毕业于汇文小学中学的关系，讲的一口标准的北平话。他喜好作诗，我把他介绍给张文光与崔念慈，由于我的推荐，他们三人成为武汉文坛亲密的至友。梁韬相貌非凡，留着小胡须、大眼睛、躯干挺拔，活像一个青年绅士。然而他只有二十三、四岁，谈论风趣，擅长交际，说话有条理，措辞深浅得当，说话明快有力，对听众来说十分具有吸引力。崔念慈富于智谋，胸中有谋略。文光则是办公共关系的天才，懂礼仪，外表谦和，很吸引人。初次见他，都觉得他是很容易接近的青年。这三个人年纪都还很年轻，有热情有抱负。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因此我经常从侧面加以协助与指导。这三个年轻人经常将我家当作他们说话集会的场所，渐渐以讨论主题来排遣空闲的时间，主题通常都是“怎样对国家有利”。

张文光对话剧特别有兴趣，在他认识我以前，他已是武汉三镇话剧界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曾公演过《可怜的斐伽》、《父归》、《软体动物》[4]等等的独幕剧。因此，他写文章之外，主要兼演话剧。梁韬主张以播音来宣传抗日；但是他也赞成多多公演能鼓舞民族意识的话剧，此外他希望更广泛地认识一些朋友。

国民政府对在江西省的共军五度围剿成功；共军放弃江西开始向西逃窜，经湖南、贵州、云南渡过金沙江，北入川西。另一方面北方的大局，不断地遭到日本军阀的侵袭，从东北地区沿喜峰口及榆关分两路向冀东进军。国民政府在黄郛、何应钦将军领导下的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被撤销，任命宋哲元将军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处理华北的一切事务。

在如此情势之下，华中剿共司令部于二十四年春，由南昌迁武汉。武汉立刻成为全国军政的指挥命令中心，政治的嗅觉变得特别的敏感，文化宣传方面受到特别严密的注意。

光未然和梁韬在青年大众中特别活跃，他们以当时极为切合时局的“爱国”、“抗日”等口号向大众宣传。他二人都是我报社的投稿者，又常到我家来，我了解他们都是非常纯真的青年，当时一般青年都有爱国、抗日的共同想法，但是他们有没有被人利用呢？他们的背后有没有策动的组织呢？关于这一点，我虽然与他们有密切的交往，仍然缺乏坚强自信。有一天他们到我家来，我这样对他们说：“文光、梁韬，你们两位都是非常有才干的人，我非常敬佩二位，虽说爱国无罪，但武汉的情况非常复杂，为了使二位的行动不被误解，我想介绍两位在武汉市党部工作的人给你们，这二位友人与你们熟悉之后，对于今后各种活动不是比较有利吗？”文光与梁韬说：“那太好了。”

我就把文光与梁韬介绍给市党部的宣传主管王禅及何梦雪两位先生。王禅，浙江人，从南京中央党部被派遣至汉口。何梦雪，湖北人，还是一位散文作家。

武汉党部方面的魏绍征、杨锦昱、胡绍轩……等人，很早就认识文光与梁韬了，也是他们两位同乡的前辈，因此对他们格外照顾。中国人非常重视同乡之谊，任何人都认为尊敬同乡前辈是一种美德，若是年轻人不尊敬同乡前辈，会被人批评耻笑。

他们二人，年纪轻，口才又好，能说善辩，经我介绍王、何二人后，非常高兴，而王禅，何梦雪，魏绍征、杨锦昱……等数人党部的前辈们也非常高兴，文光与梁韬二人并非国民党员，不管怎么说，他们两位都以在省市党部的前辈的指导下从事爱国运动为荣。

光未然，那年从秋到冬，经常参加话剧公演。公演的剧目有洪深的作品《洪水》，是三幕一景的戏剧，剧中需要一位男孩，他们无论如何非叫我的小孩子参加演出，我答应了，他们扮演孩子的父亲。全剧的主旨是说官民合作，逃过一场灾难，我认为本剧的主题意义非常切合时局，特别赞扬，激励他们一番；公演的场所是在洞庭街的天主教堂附近的“维多利亚纪念堂”，入场券全部赠送。那个年代除了少数职业剧团，像唐槐秋指导的中国旅行剧团（简称“中旅”），应云卫领导的“中国戏剧艺术剧社”等剧团售票外，其余业余剧团很少售票，仅由赞助者支助公演。由机关和团体赞助一部分演出费，虽然看的人很多，且争相推荐，但到最后非主事者自己付钱清理债务不可，因为只靠赞助费来支出是不够的。

这次公演相当成功，张文光一个人做了许多工作，在此剧中他饰演农夫的父亲，我的孩子也配合他共同演出，台词和动作都好，演的逼真，相当感人；连续两场公演，观众都爆满，当时是话剧运动最兴盛的时代，一般人以看话剧和看电影为最高的享乐。

公演虽成功，但也出现了相当的赤字，是多少赤字我已忘记了，但我曾帮他借过钱。因为不能不付舞台装置费、场地租金和演员费，此外来自各方面的照顾与帮助，不得不表示一点谢意。因此从事“话剧运动”完全是一种灾难。然而职业剧团却赚很多钱，像“中旅”等在汉口公演，经常都是客满，入场券也很贵，因为他们网罗了全国第一流演员，像白杨和舒绣文等名演员，都是中旅的台柱。

为了帮助文光和梁韬从事戏剧运动，我不知为他们付出了多少钱。

    那年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在南京成立，余上沅出任校长，余上沅和熊佛西同是三十年代的名戏剧运动家。熊佛西在北京倡导小剧院运动，余上沅也在北方从事过戏剧运动。余氏出任戏剧专科学校校长的消息一经传出即震惊全国，爱好戏剧的青年们，纷纷希望进入他的学校接受正规的戏剧教育。学校方面却为了防止学生过多，不采招生办法，而采用由全国各省市教育机关保荐有志于戏剧的高级中学毕业生应试。

    由湖北省及汉口市推选出来的是洗群、夏易初、刘巍、余师四龙四人。张文光有一股想学戏剧的热情，也想经由推选进入戏剧学校，因此到我这来与我相商；当时他的年龄已经超过录取标准，而且再半年他就大学毕业了，如中断目前学业，再入戏剧专科学校进修，无论如何皆非上策。因此我劝他打消这种念头。但是他对戏剧的热情丝毫不减。

    二十四年（1935年）冬末，梁韬计划进行一个爱国示威大游行，关于这件事，事前我毫无所知，终于在实施的前一天，他跑到我家来对我说：“明天晚上我想举行一个由三千位学生组成的示威大游行，示威游行的路线，是从大智门车站出发，经过特三区，从江汉路入民生路，在孙总理铜像前举行演说，然后经过前花楼，环绕江边，到达德国五码头之后解散。”

    于是我问他：“你向治安当局报告了没有？”他回答说：“报告了，已取得书面许可。”“那这次示威游行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回答说：“是为了反对日本在华北的侵略。”于是我更进一步问：“你们要喊什么样的口号呢？”他回答说：“已经许可喊口号了。”“那么你是怎样组织的示威队伍呢？”他回答说：“依赖各学校校长的通知，由各学校的老师在游行队伍中打头阵（打先锋）。”我再问：“你的动机是什么？”他说：“武汉今天是抗日的司令台，但是民众意气很消沉，我们应唤起民众抗日，将武汉人民的精神武装起来。”他更进一步对我说：“兄长，请帮助我们，请你来一个十分钟的演说。”我一听要我承担在示威游行对的前面演说，随即说：“梁韬兄，那是不行的，我已不是青年，也不是教育界的人，我无法承担如此重任，最佳人选是学校的校长，或是市教育局长、厅长等一类人物，不是比较合适吗？”

    他遭到我的拒绝，非常失望，就说：“那我去问文光看看。”随即匆忙的走开了。

果然第二天各大报都报告了学生示威游行的消息，但是并未叙述主事人或指导者。

那天中午梁韬并未与我联络，恐怕是跑来跑去忙着组织队伍了；到了晚上七点左右我非常担心，悄悄地跑到大智门去看看，果然，那一带成群的人正在组织队伍，在黑暗中可以看见队伍中并持着无数的大小国旗。

我非常吃惊，吃惊的是像梁韬那样的一个青年，居然能从数十个学校中动员学生三千人，发动一个大规模的爱国示威游行，实在不容易。

我跟着队伍从大智门经特三区，进入民生路，示威队进行之中，有许多民众加入队伍，陆陆续续加入。最后队伍长达一华里，沿街喊口号、唱抗日歌曲；街道两侧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的确相当感人。到达民生路广场时，那边有座孙中山先生的铜像，周围有几层阶梯，梁韬上了阶梯，说明示威游行的目的：

    “这次游行的目的是为了武汉三镇的民众，了解时局的险恶，而有抗日的准备，大家不要再醉生梦死，大难临头还不知道吗？”

    他的话非常简短但有力，参加者皆为之动容，学生们热烈的鼓掌。因此他向大众宣布：“本应当请陈××先生来为各位演讲，但是他刚好有事不能来，因而请光未然先生来演讲。”

光未然上台去简单地说：“各位，今天是武汉三镇青年的第一次爱国游行，从大智门到这里，沿途学生们表示出来的爱国情操，大大地激励了武汉市民；日本军阀正在侵略东北四省，更想在华北树立伪政权，一步步蚕食中国，要是我们再不起而抵抗，不久日军将会进军华中，因此我们绝对拥护中央的抗日政策，以充分的准备来迎击日本军阀的侵略，从今以后，武汉青年须团结做民众的先锋，指导人民迈进抗日，同时我们将进行第二次、第三次的大游行，唤起全国爱国青年抗日的意志与决心。”

    他的演说非常明决，声音也极为强大有力，含有煽动群众的魔力。

梁韬又领导大众喊口号，然后队伍向江汉路前进，沿河边，到达旧德国五码头解散。

我跟随在游行队后面，一方面惭愧不堪，一方面非常兴奋愉快，惭愧的是拒绝梁韬邀请的演说，高兴的是像这样一件大事由他们二位兄弟完成，并且没有引起任何麻烦事，秩序井然，无意外事件。

我拒绝承担演说，决不是小心畏缩，因为我知道当时中央的政策。中央政府对于日本军阀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不断在华北制造纠纷，对中国使用压力，使我们无法忍耐。但是由于“安内攘外”的大计尚未完成，加之剿共军事，仍在西康一带进行，政府这个时期，不希望给日本军阀刺激，将问题扩大；也不希望在各地盛行的抗日游行运动，妨害到政府的大计。

但是共产党反而在上海大声批评政府不抗日。同时在各地运用种种方法倡导对日开战。因此我警告梁韬不要被共产党所利用。他说：“绝对没那回事，我们行动的目的就是要击败共产党，使他们无法借口，我们的口号是主张绝对拥护中央政府，我们绝不叫嚷政府对日宣战，只是叫民众在心理上有个准备罢了。”

我考虑他说的话后，就不再阻止他们。

当然关于学生游行的事，王禅、何梦雪，其他许多党部和治安机关的人员都是旁观者。翌日我打电话与王禅交换意见，最初他含糊其词不置可否，最后说要开会检讨此事。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春天，王禅到我这儿来说光未然被共产党利用了，治安机关正在注意他的行动，他如果偷偷地离开武汉最好，否则可能会被捕。

果然，有一天光未然跑到我这儿来，说要去上海，我也不多问，说：“多注意！”就匆忙告别了。其后听说治安机关检讨的结果是，这次游行行动虽未超越法规，但是背后的操纵者仍然是共产党。其中主要分子是何伟（河南人）和黄心学（湖南人），这二人当时同是私立懿训女子中学的教员。又，当时学生群中有个范苑珍[5]是学生中的首领，她讲话具有非常大的煽动力，是个极活跃分子；游行时她打先锋，她的声音高昂、清脆，最受人们注意。

光未然离开武汉后，梁韬反而平安无事，我觉得很奇怪，百思不得其解，其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来拜访我，我不见他们，反而觉得轻松。

民国二十五年（1936）五月[6]，全国各大报纸皆刊载了光未然作词的《五月的鲜花》，聂耳作曲[7]也广受全国音乐界的重视与赞赏，这是最感人的流行歌曲。当时我也看过他的歌词，的确是非常动人的作品，充分表现了他的才华。

一九三零年代上海是左倾作家的温床，这些作家在租界庇护下，大放厥词，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各种邪说，风潮从租界内部传到外部来。

光未然离开汉口后，我片纸只字也没收到过。但从报纸上不断传来他的活动，当时他经常在洪深主编的《光明月报》[8]上写文章。他经常参加上海话剧的演出，也是主要演员之一。音乐界的活动也可以看到他的名字，鲁迅死时，他也是治丧委员之一[9]。总之，光未然在上海比在武汉更有名，有一段时间，他显得很活跃。他的能力和公共关系，不用说无论到哪里都能吸收朋友。因为他具有对方无法拒绝的人缘，不久他在上海文艺界变得家喻户晓，

那年（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蒋委员长被劫持在西安的事件发生。那时期，全国人心动摇不安达到极点；十二月二十五日，蒋委员长离开西安。二十五、二十六两天，全国惊喜万分，庆祝蒋委员长平安无事返京。其中武汉居民所表现出来的感情，特别动人。

民国二十六年（1937）初，政府开始处理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及西北事态的善后措施，与东北军的移驻等问题。

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全民抗战开始。七月十七日，蒋委员长在庐山发表严正声明：“和平不到完全绝望，绝不放弃和平；牺牲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更宣称“战端一旦开始，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一齐投入战场，必求得全民最后的胜利。”

接着，日本于八月十三日，在上海挑起战争，政府其后发布中共军改编命令如下：“任命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八路军辖三个师（第一百十五、第一百二十、第一百二十九），统辖总兵力二万人，任命林彪、贺龙、刘伯承为各师师长，陕甘宁边区由林祖涵、张国寿分任正副主席。”

其后，关于军事委员会战斗序列，八路军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司令，编入第二战区，归阎锡山长官指挥，承担晋北的作战。此外，更收容叶挺、项英率领的江南共军，改编为新四军，下辖三个支队，相当一个师的部队，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归入顾祝同长官指挥下的第三战区战斗序列。

九月二十二日，中共发表有名的《共赴国难宣言》，对国民政府及全国人民提出四项诺言：（1）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2）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3）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4）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二十三日，蒋委员长对中共的《共赴国难宣言》，发表谈话，其要旨如下：“……此数年间，中央政府无日不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相号召，而国人昔日之怀疑三民主义者，亦均放弃异见，共趋一致。……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此次，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救亡御辱之必要条件，且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一致。……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任何党派，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辱旗帜之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在本党领导之下，一致努力……。”

自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公开参加抗日序列，国民政府又任命周恩来为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等很多左派文人，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田汉、洪深、阳翰笙、茅盾、胡风、巴金等数十人皆为委员。

上海、南京陷落之前，在上海的很多左派人物都纷纷到武汉来，其中当然不会没有光未然。

那时我从《大光报》又回到天津《大公报》工作，《大公报》在天津失陷，上海危急之时，张季鸾、曹谷冰、王芸生等数人一起到汉口来，刚好《大光报》正是拮据不堪无法维持之时，《大光报》乘机将天津《大公报》的设备和器材搬过来，继续出版。但是人员方面极感不足，邀请天津时代的同事们，鼎力相助。

光未然在那一年十月回到武汉。一年前，他接到通知必须离开汉口那种情况，和他在上海扬名后衣锦还乡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他在心理上的得意，是不言可喻。但是他并未表示出得意洋洋的态度，仍然显得很有修养。

我开了一个茶会来欢迎他，这时却不知梁韬和崔念慈的行踪，虽然从各方面去打听仍然下落不明。那个时代，社会非常混乱，有一、二个人从人群中忽然消失，一点儿也不必惊奇。当时梁韬在与一位中学女教员叫刘xx的谈恋爱，恋爱失败，企图自杀。然后辞去电台的工作，就和他失去联络了；崔念慈因身体不好，所以回家乡老河口疗养。抗战时期他的胞兄是李宗仁的部下，在第五战区当师长。我是从崔念慈给我的信中知道的，那时我正住在重庆。

光未然在二十六年（一九三七）秋回到武汉，正好那时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文艺界的人士都向武汉集中避难，他本来就是在这地方生长的人，所以从上海回到这里来，在这里又担当了照顾文艺界人士的主角。这时全国上下不分党派，不分区域，全民一致从事抗战的神圣工作，光未然的存在价值比以前重要了几倍。

他在文艺界的活跃不会再引起误解，他帮助许多剧界人士公演，许多音乐团体的演出，更写文章鼓吹全民抗战，他最初的文章题名叫《难民曲》，是在我主编的《大公报》副刊《战线》上刊载的。《难民曲》是一首长诗[10]，写的有血有泪，读之令人感动不已，引起了非常热烈的反应。

胡风主编的《七月》，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11]都曾刊载他的诗，影响力当然是很大的，不过他有好作品的话都是由《大公报》首先发表，这个时期光未然的作品在读者心目中地位更高，是可以想象的。

不久，他带了二个少女来我家，他说是他的妹妹，大的那位叫青光，小的叫蓝光，二人都是才从家乡出来的，年龄都不太大，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七岁，穿着阴丹士林的长袍，头发左右分编成两条辫子，我问他们现在是否仍在求学，他们说是在高级中学，只是现在到了汉口，住的地方还没有着落，于是光未然说希望我能让她们先在我家住几天，我一口就答应了，那段时期，我家常常住有一些作家，二、三个人出出进进的情形是常有的事儿。正好当时有二个空房间，女的睡到屋里去，男的就在地板上打个地铺，大家凑合凑合。由于是抗战时期，谁也不会发出半句怨言，这二位少女是从乡下出来的，比较土气，但不会显得无知，像他们哥哥一般聪明，好像什么事都知道，很少要人操心和照顾，还帮着我家的佣人煮饭，打扫房间，什么事都做，家中因为多了她们也显得热闹高兴，后来她们搬到武昌和文光住在一起。

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台儿庄大捷之前，文光和青光、蓝光三兄妹一起到山西省临汾参加“民族革命大学”去了[12]。这是阎锡山将军为抗日而专门创设的一所新兴大学，专门训练革命干部，做为山西地方的行政人员，教务长是上海知名人士李公朴。李公朴抗战前就曾参加救国会，因为某事而被政府逮捕关入苏州监狱，但他是国内有名的“七君子”之一。抗战后无条件被释放，一跃而成为“爱国英雄”，到山西很受到尊重。

张文光和李公朴两人抗战后在上海时就认识[13]，阎锡山为了开设“民族革命大学”，派遣梁敦厚到汉口，从“人民战线”（当时他们所打的旗子）分子中物色人，除了请李公朴以外，还有马哲民、施复亮、翦伯赞、许德珩等平素知名的大学教授。光未然和萧军是文艺作家也被招聘而去。

后来武汉守军撤退，日本军占领了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瓦解。一部分的人在困难中仍留下帮阎氏工作，其他参加了军队的文化宣传工作。李公朴一伙几个人则到昆明活动，光未然也在其中。

二十八年（1939年），光未然突然出现于重庆，这时见到他，右手绑着绷带，好像是在前线负伤而被送回的败兵一般，但他脸上很少显出意气沮丧的样子，还是一边笑着，一边喋喋不休的讲着话，我问他：“你手腕是怎么伤的？”他回说：“车子翻了而折了骨。”[14]

他和田汉、洪深、阳翰笙等人的关系很亲近，都住在“文工会”的宿舍。后来又有臧云远、方殷等人也住进去。当时我们提倡“朗诵诗”，文光的《黄河之水天上来》一诗首先发表于《大公报》[15]，后来准备开朗诵会。那时期的文化活动都集中在中一路的“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在那以前的几次朗诵会因为特别的成功，光未然自己要朗诵自己的作品，消息在报上刊出，许多观众十分开心。在我的记忆中，他事前的演出练习十分慎重，无论是背景的灯光或音乐配合都详加注意，而且他不是拿着手稿朗诵，而是背诵，所以独演的效果特重表情，在公演当天，听众挤满了“中苏文化协会”的礼堂，站在庭院中听的人也很多。那种热烈的气氛，使得前两回的白杨、舒绣文、张瑞芳等明星演员们也感动万分。

当时这个朗诵会的主办人潘孑农曾说：“这是个空前成功的朗诵会”，这句话至今我还记得，这首诗是模仿李白所作的《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首诗而做的，但是光未然把它和抗日结合在一起，衬托上时代的背景，成为特别有意义的作品。由于他精通话剧的关系，对于声音、表情的训练十足，配以音乐及灯光，加上背诵的方式，显得格外令人感动。

后来他又积极地进行“儿童剧团”，对许多的戏剧演出加以指导。文光绝不是一个无所事事，行事漫杂无章的人，“实事求是”是文光的信条。

三十一（1942）、三十二（1943）年以后，他到成都去[16]，他怎么去的我不知道，抗战胜利时他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

抗战胜利以后，开始复员，复员是大家最高兴的事。但又忧愁着许多事，最重要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希望去的地方。在抗战时期，我们大家都集中在大后方的几个大都市共同在苦难中生活，我们不希望仍是如此的情形。

……

三十六年（1947）秋，光未然、青光、蓝光兄妹一起带了大量的汾酒和汾醋为礼，到北平孟公府我家来访。

三十四（1945）至三十五（1946）年，我回到北平邮政储蓄局工作，担任副经理的职务。我立刻在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两处设立邮政局的机构，这两所大学的校长和我都有些关系，北京大学的校长是胡适博士、师范大学的校长是袁敦礼先生。胡先生是学术界的领袖，因为我们都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而认识，袁先生是我的乡里前辈，他为河北省徐水县人，我是河北省安国县人，两地之间相差不到两百华里。我和他的哥哥——中国图书馆学专家，曾任国立北京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先生很早便认识。这两所大学都有小型银行驻校，但是没有设立邮局，所以我们就设立兼有银行、邮局两者性质的机构。

我时常在这二所大学巡视业务，对于学生们的动态知道得很清楚。

好些年没有见到文光兄妹了，突然在北京会面，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看到这两位小姑年虽然都已长大了很多，但是外貌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已脱掉了阴丹士林的长袍，而换上草绿色的军服，我问她们：“你们从哪里来呀？”“从第二战区来的，这是我们特地带来的当地土产。”边说，一边指着东西，“这是汾酒，这是汾醋。”山西的汾酒、河北的白干、四川的大曲、贵州的茅台、东北的“二锅头”都是同样令人喜欢的名酒。“汾醋”和河北省的“独流醋”、江苏的“镇江醋”都是中国上等佐料。“老西儿好吃醋：（山西人好吃醋之意）就是指的这个，山西省的人不论吃设么都要放醋，就和南方人爱用糖的情形一样，太行山一带的住民使用醋的机会比其他任何地方的居民都要多。

我和她们聊了一会天，青光和蓝光那时在第二战区从事话剧工作，一年之中必定要到前线去演话剧，慰问驻军及居民，她们的话剧队名称为“第二演出队”，本来抗战初期是教育部所组成的，演艺人员包含了上海、南京一带的，被配属于“第二战区”，抗战胜利以后，又归属于教育部。但是八年的抗战，曾经有许多的话剧队早就变质了，加上人事的更迭，已经不是昔日的组织情形了，所以她们从第二战区被介绍移转到第十一战区，住在东城的一间空屋中，他们是流浪惯了的，几十个人用草席铺在地上，挤睡在冰冷的房间中也全然不在意。有天文光来找我，要带我一起去北京大学的红楼听青光的朗诵会，正好是星期天我在家休息，就和他一起去了。从孟公府到沙滩坐黄包车只要十分钟，到达时，红楼二楼的一间教室已经挤满了人，没有一个空席了，在座的除了朗诵诗人高兰（郭浩然）以外，还有俄文翻译家王语今、铁弦等熟面孔，我就和他们坐在最前排。

那时北京大学复校已有一年，胡适博士还在美国尚未回来，校长一职由傅斯年代理，教务长是汤用彤、训导长是陈雪屏、秘书长为郑天挺，大部分的学生是在日本占领时合格入学的，极少的一部分学生是从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复学来的。一直留在北平的学生对于大后方来的一切事物都感到十分珍贵，在报纸上知道朗诵会的消息，但是什么是“朗诵会”？他们并不清楚，最多一百人座位的教室挤进了三百多人，而且窗户两侧也围满了人，门外还有人要进来，差不多有三、四百人左右在等着听朗诵会。

朗诵诗这名字早就有了，但是实际提倡是在抗战以后的事。在我主编的《大公报》副刊《战线》上首先揭露了此一名称，其中以高兰所作的诗最受欢迎。朗诵诗和普通诗不同，这种诗体的用语格外鲜明，音韵要响亮，蕴含了丰富的感情，描写的是一个故事的内容，不论谁听了立刻就可以了解诗的内容，完全不需要一面思索一面又要翻译，可以唤起人们的共鸣感，在抗战时期，这是最适合的了。因此之故，抗战时所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都从这表现了出来。

光未然在台上介绍他妹妹青光，青光把所要朗诵的诗是艾青作的《火把》，也介绍一下。《火把》是艾青二十七年（1938）[17]时所写的长诗，描写的是关于北方农民从事抗日的情形，诗中有故事、有意象、而且还有对话，可以说是一篇中篇的小说，表现了诗的另一种体裁，胡风曾给予它最高的评价，首先登于他主编的《七月》半月刊，后来发行单行本，一时大为畅销。

因为朗诵诗是在白天，有晴朗的阳光，没有灯光的必要，也没有音乐的伴奏，阳光从教室的窗户照进来，投射在朗诵者的脸上，青光的容貌称不得上是美人，但是她的身材高挑，梳着两条长长辫子，分垂左右，发长及肩，远比她八、九年前的样子要成熟得多。诗中所有的情节变化，从她的声音之中恰当的表现出来，配以脸上微妙的表情变化，这是一个成功的演艺人员具有的训练。

令观众惊奇的是，看不到她手上拿着朗诵本，全部都用背诵的方式。《火把》这一首诗有五千句，青光一字不错的全部背诵出来。朗诵的速度有时候快，有时候慢；有时候感情激动的高声叫喊，有时候低低细诉如在呻吟。朗朗的诵着，如同雁鸣、鹤唳，诗情中的欢乐、痛苦和悲哀，都从声音中表露出来；所有的观众都被她的声音所吸引，随着她的手势、身形变化，时而神经紧张，时而弛缓下来，差不多有四十分钟之久，那么大的教室，坐得满满的人却没有一丝声音，大家都静静的凝神注视她在台上的表演及屏息着听，到了最后高潮的地方，四百多个人宛如被吞没在她的表演中，陶醉在那哀痛凄绝的表情里。

满场爆出热烈的掌声。这是复员后，北京大学红楼中所留下历史的一幕。我当然首先上前去祝贺她，“青光，你实在表演得太生动了，十年之间，你变得这样出色，不再是以前天真烂漫的小姑娘了；现在这样的优秀美丽，实在值得恭贺，我也分享了你的荣耀呢！”

文光很神气的从后台走出来，带着一股无法形容的高兴样，高兰也称赞不已，我们一起到“东来顺”餐厅吃饭祝贺青光朗诵的成功。

第二天，这个消息传到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这两所大学是否也请青光去开朗诵会我就记不清楚了，不过这个朗诵会在北京大学的校园中，如同投下了一块巨石，所引起的广泛涟漪是可以想见的。

第二话剧队在北京市内灯市口的抗建堂公演了好几次，我只记得黄宗英小姐帮忙演《雷雨》中的繁漪，其他的记不清了，这次演出创造了“中旅”赵慧琛的第二个模型。赵慧琛在抗战时期演繁漪是全国闻名的，她的神韵包含着无限哀怨。

从那以后，半年之久都没再见到文光，第二话剧队迁到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三十七年（1948年）夏，长春陷落，中共军队包围四平市，沈阳震撼在危急中。不久，我从东北迁调到河南郑州，中共沿着陇海铁路线进攻许多的城市，我又奉令前往南京待命。不过那年七月五日我又从北平去沈阳一趟，到达不久为了立法院在南京复会的事又回到北平，等待飞往南京的飞机。

正当我在北平等飞机的时候，有一晚光未然急急忙忙的到我家来。“你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为什么总是和我匆匆一面，很多话不告诉我？你好像神龙见首不见尾一般！这样慌慌张张的来又为的什么？你的话剧队现在在哪儿？你实在应该好好地告诉我！我们有这么久的关系了，你是入了哪一党？属于哪一派？总该告诉我吧，否则我们今后的交情到此为止了。”

我忍不住向他埋怨警告，他不慌不忙地说：“大哥对我的关心我知道，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忘了在武汉时您对我的恩情，今天来看您表示我绝对没有忘记您，我们好久已经没有坐下来静静的长谈过，今天有什么话您慢慢说，也许以后这种机会不多了。”

“究竟有什么事？”我这样询问着。他慢慢地说着：“时局是越发紧张了，这次您走了以后有什么打算？今后我们南北分隔，见面的机会只怕很少了。”“是啊，文光！你特地来这一趟，又这么关心我今后的动向，我实在非常感谢。”我一面回答，一面想到抗战后从武汉逃难到四川的情形，心中十分难过。

……他说话吞吞吐吐，言不由衷，我非常不高兴，于是他又说了：“大哥，请不要过分注重这些小事情。……我今天来，纯粹是因为您多年来对我的恩情，使我受到良心的驱使而来。并且趁这个机会说说我对国事方面的一些见解。”他吸完一支烟，又点上一支，吸了两口，又从嘴中拿出把烟灰弹进烟灰缸中，考虑了一会的样子才慢慢开口说：“我去东北半年，对于情势深入考擦，中央军已经没有能力挽回大局了，不久之后就要败退溃灭，共产军队进攻关内的时机已经迫在眼前，您还是趁早准备南迁吧！”

关于这点我知道得比他还清楚，因为我和东北军政当局的关系比他久而深。三十七年（1948年）我去沈阳时就已感到那是一群骄兵悍将，目无法纪，行动之间全无纪律可言，市民对他们非常厌恶，其长官卫立煌老朽昏庸，已无法振奋士气，而且他又抱着一种包庇的态度。我是新闻记者出身的，对这种危机能很快感受出来，大祸就迫在眼前而且事态严重到已无法挽救的程度了。

“我同意你的见解。”我是不愿歪曲事实，陷入自我陶醉之中。“那么今后怎样呢？”我又问他。“难道您不认为今后将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吗？”“大概有个限度吧？”我说：“共产党在华北的势力是很大的，但未必能占领全国吧！”“大哥，您太乐观了！您难道不知在战场上是兵败如山倒的道理？国民政府的政策把大局搞成这样子，腐败、贪污和无能，怎么能和共产党对抗呢？”

“过去的事我们不要再提了，过去的就让他过去，我只问你，你到底赞成三民主义还是赞成共产主义？”我突然进一步的向他质问。他的心窗也打开了要说的清清楚楚，“我不是不赞成三民主义，只是国民党究竟谁去实行三民主义了？我想过了，我认为共产党现在在苏联已经具有他们的规范，他们的办法行得通，而且经过多难的斗争，现在他们是以崭新的型态出现。”

我把二十九年（1940）去苏联访问时所看到的事举出来向他说明。

“大哥，我和您各执己见，我们的思想太不相同了。”他看到我这副“执迷不悟”的样子，只好和我握手告别了。

……

（1975年8月27日于台北木栅区兴隆山庄。1975年11月号日文本《问题研究》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