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缘

张安东

这还要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说起。当时年过七五的父亲精力旺盛，心中有两个重要的写作计划。一是他多年深藏心底的一首叙事长诗，二是他爱不释手的《文心雕龙》白话翻译。为了这两个话题，我们父子两人有过数次长谈。父亲因为我在大学主修的是文学，喜欢诗歌和古文，上学时也曾背过几篇《文心雕龙》，所以愿意听听我的意见。

父亲原来打算先动手写他的叙事长诗。那是何等的气势和激情啊!他准备以六十载烽烟，七十年反思，八十岁奋起，九死而一生的经历，贯穿中国近代历史，从民国初年的战乱，家乡的败落，抗日的烽火，民主新中国的旭日升起，建国初期的百废待兴，反右大跃进的疯狂与困惑，以及“十年浩劫”的震荡和磨难，直到改革开放的探险和奋争，以切身经历和体验，迷失和感悟，失望与希望，讲一串故事，写很多人物。

我听他充满期望和憧憬地说起来，早已经被感染了，感动了，肯定也被这个宏大的计划震惊了！我能体会到，一个激情洋溢的老诗人，一个久经战火、出生人死的年迈斗士，心底涌动的那股滚烫的诗情。

我们另一个话题就是《文心雕龙》的白话翻译。父亲少年时习古文，大学时研修古代文学，那时起就爱读《文心雕龙》。其中若干篇美文、乐于背诵。甚至在距今80多年前，学界对这本书尚未如当今一般重视的战乱年代，这部中古文学史上的珍宝，就一直是他的挚爱。到1961年春天，为了给人大文学系的学生讲课，他集诗人的才华和四十多年的古文修炼，用骈体白话文翻译了《神思》《情采》等六篇，打印成讲稿分发。此六篇译稿在文人作家圈里流传开来，我认识的很多长辈作家们都以此传为美谈。以至后来在中国《文心雕龙》学界受到一致的认可与肯定。

我一直在促成他抓紧时间先动手翻译《文心雕龙》。首先是我自己喜欢，佩服他那六篇美文翻译。它们精美而耐人回味，读起来朗朗上口，是对古文今译的创新，而且用当今白话骈语译古代美文，可以说配得天衣无缝。其次因为有了手上译好的六篇，已经有了十分坚实的基础，工作量虽然巨大，但是启动较快，掌控较强，成功较近。我当时固执地认为，这会是父亲晚年在文学上做出的最高成就。

当然，即使是在当时，精力充沛，雄心勃勃的父亲也知道他的时间和精力有限。虽然我们父子二人当时完全没有想到，从命数上讲，这二者实际上不可兼得。但是讨论这两个选题也不是儿戏。在他那间洒满夕阳的宽敞客厅里，我们认真坦诚，朋友般地长谈了几次。他时任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的首任会长，曾先后组织过几次《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寻赞助，找场地，谋会务，忙得不可开交。他也更加切身地感到做《文心雕龙》翻译的重要和紧迫。多方面的原因使然，我觉得他能听得进我的意见。

而且，尽管经历过历史的烽烟，人间的战乱，命运的沉浮，我觉得父亲最终还是舍不得他心爱的尺方书砚。

在一次胸外科大手术之后，又一次死里逃生的父亲终于下决心动手开工了。在1961年春已经完成的六篇译文的基础之上，在王元化先生等文心雕龙学会志同道合的老朋友们的鼓励，支持和帮助之下，父亲从1991年底开始拾笔续耕。到2001年成书收获，我们谁都没有想到，这本书断断续续用掉了父亲晚年十年的光阴。现在闭上眼睛就能见到父亲端坐在客厅沙发椅中的身影，从一头银发到瘦削的肩膀，沐浴在午后金色的阳光里。我每次远行归来，见他的容貌慢慢衰老，而精神反而愈加年轻。

我那些年在父亲的北京家中，曾经屡见《文心雕龙》学者专家张少康，蔡锺翔，缪俊杰，刘文忠，以及文学理论家谢永旺诸位前辈。他们或分别来访，或联袂登门，多为《文心雕龙》的研讨。专家们阔谈文思，细究章句。我常于一旁添茶，偷听到十之一二，似懂非懂，窃以为喜。

译著进人最后的校阅阶段。我这个万里之外的游子，终于飞回家乡陪伴父亲，而且是帮他服侍笔砚。何等的福气！我今生跟父亲度过的所有年年月月，天天时时，分分秒秒，屈指可数！而我最以为安慰的，莫过于有幸在北京，不自量力地帮他校对手稿和校样。甚至斟酌字句，细究平仄。让我特别不能忘怀的，就是父亲的平易和蔼，客观认真，虽竖子而与之谋。

我提出的十几处有关平仄对仗的细节意见，都被他经过仔细思考，品味斟酌后采纳了。到全书的最后两句,“文果载心，余心有寄"。父亲的译文是“文心记载了我的心意，我的心寄托深远"。我曾古板，肤浅地以为“文心记载我心，我心寄托深远”似乎更工整一些。父子两人，诵读往复，争辩来回，他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因为是全书的管辖关键。他跟我平辈一般据理力争，我自然抵挡不能，两个回合便败下阵来，口服心服了。如今仔细回味，理当如此啊！在这里，父亲其实是暂且放下学者的不苟毫厘，细心的读者反而可以体会到，诗人在这里是着意松开节奏，用意精微深远。如此落笔，音调具有弹性，节奏富于变化，诵读更具起伏。比我的一板一眼远为生机灵动！这就是功底使然啊！

在全书完稿之际,自然要给它起一个好名字。既要贴切精准，也要美轮美奂。跟严谨精准的内容相辅相成；不能夸饰华美而偏离了古文翻译的主旨。当时父亲对此大概的想法是用“语译《文心雕龙》"。朴素平实而准确达意。

我大学时代在吴林博先生门下初习《文心雕龙》，被严师以考试相要挟，被逼无奈也曾于酷暑之下强背。至今在同学中还留下“张安东之流赤身露体在公共洗澡间大声背诵《文心雕龙》”的恶名。感谢吴老先生的戒尺之恩！虽顽童不学，而强背之后就真的转成了对刘勰至美的骈体古文的喜爱和欣赏。所以我对父亲句句相对，工整骊美的白话翻译佩服到极致。极力主张书名应该强调全书美文翻译的特点。用“骈体”两字放在前面，我认为会彰显此书与其他著名大学者们的《文心雕龙》译著之不同。《骈体语译文心雕龙》,一个多美好，多雅致的名字啊！我喜欢！没想到父亲经过仔细考虑，居然同意了。

这当然不止是一个书名。父亲骈体白话翻译的特点和创新，在于首先遵从信、达、雅的翻译准则，以古代文论学者的严谨功底，以豪放诗人对现代语言的驾驭功力，贴切而华美，并最大可能地保留了原文精美的骈体风格。此书不同于以往的所有古文大家的译本和注释本。它深人浅出，令人读来如沐春风，尽享耳目之娱。工对铺陈，朗朗有声。我觉得它应该是一本可以读，可以看，可以听的书。那真是：读出深意，看到美感、听有音韵。

我全无旧学功底，也早已不再习文，对这本书的读后体会，完全是以一个外行读者和文学爱好者的角度直言。对此书的评价，《文心雕龙》学界多位权威专家在本书的出版前后都有肯定。父亲敬重的好友任继愈先生读后给父亲来信的热情鼓励之语，我认为可以代表学界的普遍评价：“译者文笔空灵，才力与功力并健，如大匠运斤，不见斧凿痕；凡做过翻译工作的深知此中甘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翻译进行期间，我受父亲嘱托、南下上海拜访他的挚友王元化先生，并暂居先生府上。午后晚间悠闲，便与先生于他窄小简朴的客厅说话，或出门在早春梧桐破芽的衡山路上缓步漫谈。先生谈风儒雅，泛论古今，针砭时弊、令听者如沐甘霖。记得当时先生多问及父亲的近况、也谈到文心雕龙学会的工作发展一二。当时父亲正忙于《文心雕龙》译文的校阅，先生知道我也在一旁业余打杂、话题自然也有涉及书稿，先生谈起父亲的译文，褒赞不已。能亲耳聆听当今文化界著名思想家教诲，实为三生有幸啊！回京前元化先生特嘱我将他1992年版的《〈文心雕龙〉讲疏》带给父亲作为礼物。而父亲一直存于手边到生命终点，是他著书审稿不可或缺的参考。

父亲非常重视这些专家友人的意见。具体到文句的推敲，字义的理解、结构的把握、都悉心听取，严谨思考、细密斟酌。几年中与王元化先生探讨学术，评议文坛，京沪手书，飞鸿过百；与林其锬先生深究《文心》，辩证校勘，南北挥毫，书信八十。可见他和文友笔友们的用心啊。

译文每段结尾的译后记，就是采纳了友人建议，于后撰写的。父亲专门和我讨论过这个议题、他谈到译后记的重要，似乎是不写不可。而且因为是多年沉淀于心，信笔拈来，深人浅出、且工作量不会过大。我特别同意。现在看来，幸亏写了！在译后记中，他分析古人高见、评议当今文坛。作为一个老诗人兼《文心雕龙》学者和文艺评论家，短短数十行，从一生诗文创作的感同身受，提高到提纲挈领的理论总结。其中既有切肤所感，也有殷切之期。后人读来，弥足珍贵、

父亲的《文心雕龙》书友和知音，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前任副会长林其锬先生一再提及，于古文研究和翻译、张光年从来注重体会古人当时当地的所历所感，从而做出今天的评议论说；而不是仅凭当下看法与价值观、妄判古人和历史，此观点于今于后，皆具重要参考价值。对于译后记，林其锬先生对我说，其价值几乎等同于译文本身。更有待于后代学者文人去体会和发掘。

父亲当年辛苦著述出版的是一本简装小书，装帧排版印刷并不完美，而如今捧在手中，我能感到它重比金玉。那是因为它承载了父亲四十年的梦想。如今的我，时常拾起翻阅，默诵在心，也有逐页细读，掩卷深思。越加体会到字里行间思想的深意，文字的精美，音韵的迷人。

2002年，此书出版十一个月以后的一个冬天的早晨，父亲就匆匆离开了他的客厅兼书房，离开了他的暖白色皮沙发，沙发旁边有一个带轮子的小书架，上面堆满了《文心雕龙》的数种版本、注释本和论著，留下他的笔记、手稿和定格在1月25号的日记，还有很多尚未卒读或反复翻阅的书、和他的老花镜和钢笔。透过那两扇明亮的落地窗，每天下午灿烂的阳光依旧，铺洒在他熟悉和心爱的这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上面。而父亲自己，则随他的《文心》和他的文心一起悄然飞走了。

很多年过去了。我有时还在想着那个始终在心里纠缠的疑问。是我劝说父亲把最后十年的一大部分心血精力都放在了《文心雕龙》的译著上，成就了一部古文今译的精品，得以流传下来。然而，父亲身上始终流淌的还是诗人的热血，他胸中一直孕育着那首宏大的长诗。

他想要歌唱他的家乡，吟诵那条养育他长大的汉水，那条沾满清晨露水的青石板铺出的街道，那座早在战火中被摧毁的老房子，他的父母，带他学步的兄长、朋友和同志，讲述他不顾性命奔走奋斗的那条漫长艰辛的路，追忆在路上倒下的英雄，在天边逝去的亲友，激情的火焰，意志的磨砺，信仰的洗练，哲理的反思。父亲承载了他那个时代青年学生的强国梦想，父亲经历过整个二十世纪的风雨硝烟。他要歌唱，他想站在一座高山上长吟。

如果，他真能有机会把这一切写下来，那该是怎样的一首气势恢宏的长诗啊！

我却没有促成他本来应该有的机会。父亲匆匆离开了。我们最终得到了一本珍希精美的译著，我们同时也失去了一首激情澎湃的长诗。

多年来，我一直在问自己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我到底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

2013年8月15日，深圳